书城艺术重要的是音乐:充满癫狂、药物与钢琴的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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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普罗科菲耶夫,《第二钢琴协奏曲》,末乐章

钢琴:叶甫根尼·基辛

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是最伟大的音乐改革者之一。他在9岁的时候就写了第一部歌剧,少年时代,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时候他已经能写出那些伟大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音乐了。他创作的那些极为不和谐但又神乎其技的音乐,摧毁了围绕调性写作的惯例,猛烈地将音乐一脚踢向了新的方向。

我爱他,还因为他会获得《纽约时报》上类似这样的评论:“‘为奴之家’[10]的关键关系被抛弃了。他是丑恶情感的心理学家。憎恨、蔑视、愤怒——其中最重要的是愤怒——恶心、绝望、嘲弄和挑战合理地承担起情绪的模型。”

真了不起。

1912—1913年普罗科菲耶夫写了一首钢琴协奏曲来纪念一位给他寄来一封诀别信后自杀的朋友。那音乐是如此刺耳、如此愤怒、如此势不可挡的疯狂,以至于首演时多数听众觉得普罗科菲耶夫在取笑他们。这作品成为音乐曲目中最难的作品之一,只有少数钢琴家有勇气来演奏它。有位钢琴家在现场演奏它的时候断了根手指。

它是我听过的音乐中,对仓促慌乱的疯狂描述最精准的。

我开始上学了,还有点脆弱。说到底这是个“很大的学校”。我是个紧张的孩子,害羞又渴望讨人喜欢、被喜爱。我纤弱又漂亮,看起来有一点儿像女孩子。而学校本身则是奢侈昂贵的。它与我家在同一条路上,在我小小的眼睛里它是巨大的。我5岁。我几乎没有朋友,而我不是很在意这一点。我是“敏感的”,并不迟钝或是笨拙。只是与人有些距离。我喜欢舞蹈、音乐,有生动的想象力。我从那些看似把成年人拖垮的大多数糟心事中脱身,理应如此。小小的世界在我面前成长着,舒展开来,而学校也有很多要探索的东西——再一次,理应如此。

有一天(我正想说是“某个星期二”,但那已经过去30年了,我他妈的才不知道那天是星期几)我和其他同学一起去体育馆。第一堂体育课把我吓坏了。其他同学看起来都知道要干什么,他们可以爬绳子、互相掷足球并发出快乐的喊叫。我则属于那种“在球场边线看着”的孩子。但是我们的老师李看起来却并不介意。他不断向我投来鼓励、和善的目光。好像他知道我有点儿难为情,但是他支持我,完全不在意。这一切都不言而喻,但这感觉很纯净、明确、安全。

我发现自己在课上越来越多地朝他看去。而且,每次我都能对上他的眼神,他的眼睛微微闪光。他对我微笑,以一种其他男孩子们不会发觉的方式,而我在一种深层、无可触及的程度上也能感受到这个微笑仅仅是给我的。当他看向我的时候,我感到喧嚣、拥挤和人群都消退了,有顶彩虹般的聚光灯打在我身上,只有我和他可以看到。

这事在每次我去上他的课时都会发生。仅仅达到感到一点点特殊的程度,没有到突出的地步。但即便如此也足够让我对体育课感到兴奋了。这也算是个史诗级别的成就了。我不断尝试对他好些,所以他会对我有更多一点的关注。我提问、回答,跑得更努力,爬得更高,不抱怨,保证我的体育训练服干净齐整。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到来”。果不其然,在几周后他要求我留下,帮他整理用具。我感觉就像中了彩票,而自尊心就是头奖,一句特殊的,“你是我教过最好、最聪明、最可爱、最杰出的孩子,现在你的耐心得到了回报”作为奖励。由于自豪,我满心兴奋,生机盎然。

所以我们整理了场馆用具,还聊天了。像成人间的谈话。而我尝试着摆出全然冷漠的态度,好像这种事常在我身上发生,好像我的朋友都有130岁那么老了,且都是成年人。他便对我说,“詹姆斯,我有一个礼物给你”,那一刹我心跳停止了。他带我到可以随意进出的体育馆储物柜那儿,那里存放着所有的器材,他的桌椅也在那里。他在他的桌子抽屉里翻找了一番。他妈的,要是他没有翻出那一盒火柴就好了。火柴套着亮红色的盒子。我知道当时我并没有被允许去触摸火柴。但这个(极其酷的)男人给了我一根,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可以”去点燃几根。

小孩子真是非常愚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小孩子。他体重超重,脑袋是秃的,起码有40岁,体毛过多。但是对我这个5岁的小孩子来说他成熟、强壮、和善、帅气、潇洒,并且完全是奇迹一般。想想看吧。

我问他是否确定可以这么做,他再一次地告诉我继续,并点燃了另一根。于是我也做了。我点燃了一根火柴,等着麻烦、训斥和戏剧性情节的发生。当发现什么也没发生,也没有什么陷阱后,我肆无忌惮了,咯咯傻笑,一根又一根地划着火柴,眼睛睁大,闪着光,闻着硫黄的味道,听着火焰撕裂的声音,感受我小小的手指上的温度。

育儿小贴士——如果你想要半小时安静的小憩,给你的小崽子一盒火柴。他们会完全迷醉。

那是我当时还很短的人生里最美好的30分钟。我感受到所有小男孩极度渴望想感受的一切——所向披靡,成年人,六英尺(近一米九)高。被关注。

所以一切继续下去了。好几周。微笑,使眼色,鼓励,削笔刀,打火机,贴纸,巧克力条,动画玩偶。一个作为我6岁生日礼物的Zippo打火机。神秘礼物,特殊动作,还有参加课后拳击俱乐部的邀请。

这是一切变糟的开始。

确认我是自愿选择参加拳击课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被问道是否自愿,我点头了。这是一个非常神志清醒的选择,并没有什么东西被强加在我身上。这个家伙,这个我想要接近的“电影明星”,因为他喜欢我,让我感到特别,邀请我在课后同他一道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同意了。

你可能会觉得我那5岁的心志有点儿不可靠。没有完全成型,也没有能力做到准确地回忆。所以我就让小学教务长来为我发声吧。以一种适当、正统的方式。这是一份口供,是她在2010年口述的,未经编辑。

1980年9月,我被任命为阿诺德学校教务长,一所为圣约翰伍德区域的男孩开设的预科学校。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詹姆斯·罗兹的地方。他是个美貌的小男孩,深色头发,身态轻盈,有迷人的笑容。相对于5岁的年纪而言,他很聪明,表达清晰,信心满满。在这么小的年纪他便显示出清晰的、对音乐的天赋。当他6岁时,也就是大概1981—1982年的时候,他在我的组别里(我当时是教学带头人)。他的父母非常令人愉快且取得了很高成就,他们就住在学校附近的一条路上。虽然他们发现了詹姆斯在音乐方面的才能,但是我猜想他们希望这孩子受到全面的教育,体育活动也包含在内。他们为詹姆斯报名了额外的拳击课程活动。这是一个一旦“报名”就需要付费的活动;父母决意预约至少一整年的指导。

拳击是男孩子间非常流行的活动,它曾被学校的前任所有者乔治·斯马特加入到课程里。在每年的大奖赛上,拳击项目都会收获很多银质奖杯。在体育课程缺乏的那个年代——由于我们在圣约翰伍德的中心,没有作为球场的场地,80年代早期拳击就成为仅有的体育活动,很多家长便为他们的儿子选择了它。

拳击教练是个名叫彼得·李的男人,我想他在70年代就在学校做兼职了。他来自肯特郡的马盖特地区。他是个体格强健的人,但不是很高,那时大概也有40多岁了。对我而言他看起来都很“老”!1981年,新的体育馆开放了,彼得也如鱼得水。他表示要把他的一生奉献给男孩俱乐部,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吹嘘自己与杰基·帕洛[11]的交情,我猜那应该是个著名的摔跤手。

我的小学里很少一部分我教导的男孩被送去彼得·李那里学拳击,我确实记得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中的一部分看起来是很享受这项运动的,詹姆斯也是如此。然而,在参加活动后相当短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了詹姆斯举止上的变化。他变得沉默寡言而且看起来失去了活力。参加拳击运动的男孩们会在他们的教室里换上白色短裤和彩色的T恤校服,我会陪同他们去体育馆,再在40分钟后接他们。

我清晰地察觉到詹姆斯变得不愿参加活动了。他会花很长的时间换衣服,这往往造成小组其他成员在旁等待。我记得很清楚他请求我和他一起待在体育馆里。而我没有那么做。我以为他是变得有一点儿懦弱了。然而,每次拳击课的日子——两周一次,詹姆斯都会故伎重施,这让我意识到他是真的不想去那儿。于是有很多次我确实都陪着他。我讨厌这一切。这些年纪很小的孩子们被积极地鼓励变得很具攻击性。詹姆斯是个消瘦的小个子男孩,很明显,他感到十分不适。我想那时李先生要求詹姆斯留下来帮助他整理器材,是想让这孩子感觉特别一些。我带着小组其他孩子回去换衣服,一直是詹姆斯,不得不跟随着李先生,帮助他收拾。这事在我眼皮底下发生了很多次。这发生在25年前,早在《儿童保护法》成为一桩热点问题之前,但是当时有同事之间存在互相信任的问题,而孩子与成人独处也不是问题。

某天,詹姆斯在和彼得·李相处后回到教室换衣服,他一脸血污。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他突然大哭起来,我便径直去体育馆问询李。他告诉我詹姆斯跌倒了。我当时并不相信他,我怀疑这个男人在某种程度上对詹姆斯实施了暴力。第二天,我向我的同事提出了我的担心,他负责照管高年级。我说了詹姆斯个性的改变,看起来他对参加拳击活动有所抗拒,我担心李在某种程度上吓到了这个孩子。他说我反应过度了,而这位小罗兹需要做的是坚强起来。

我无法很清楚地记得詹姆斯持续这项活动有多长时间,但是我确切记得他不止一次地恳求我不要把他送去体育馆。我也记得自己解释,因为他的家长选择了这项付费的活动,没有家长的许可我不能不把他送去。我与詹姆斯的妈妈也谈过此事,她也发现詹姆斯确实有点儿不再是“他自己”了,在家也变得十分孤僻。她是个可爱的女人,十分爱自己的两个儿子,但是我不记得詹姆斯的拳击活动被取消过。一周又一周,我坐在那个体育馆里。我以为我是在保护他。某天在帮助李先生整理之后回到教室时,他腿上有血。我问他怎么回事,但他一言不发,只是无声地哭泣。后来我送他回家,我们一起弹了钢琴。

7月的时候詹姆斯不再归我照管,进入了高年级。他不再有我保护了。男孩在超过7岁还需要老师妈妈般的照料会遭人白眼。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看到这个一度快乐、有信心的孩子变得越来越灰暗。他非常不开心,他并没有坚持在这里待到13岁,而是在9岁或是10岁就离开去了另一所学校。我在高年级部的同事说他非常不愉快——这是他离开的原因。

我再次见到詹姆斯的时候他17岁,就读于哈罗公学,正参加一场钢琴比赛。我的教子也在同一场比赛中。詹姆斯让我感到是个有很大麻烦的年轻人。后来我听说他曾多少经历过崩溃。我最近读到在《星期天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说詹姆斯现在成了一位音乐会钢琴家。我读到他在采访中提到在自己小学里遭受一位老师严重虐待,深感惊骇。

这事情回想起来让我觉得恶心。意识到詹姆斯经历过的地狱般的悲惨境遇,我被内疚彻底击垮。我认为他受到了伤害,我曾试图保护他,不被我所以为的身体攻击所害。我天真到从未想过和性有关的事情正在进行。我再次与詹姆斯取得了联系。他证实了存在性虐待的问题,问起我那位把他伤害得如此深的老师的名字。我告诉了他。

令人悲伤的是,回想起来,詹姆斯可能还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有很多孩子对李感到害怕,正因如此,那年年底,我禁止所有我负责的低年级孩子参加他的拳击课。我那时被我的男同事们认为是个对孩子过度保护的女性。感谢上帝我是这样的人。

我对詹姆斯曾在这么长时间里遭受如此深的伤害深感痛心。我对他经历这一切却走了出来而感到无限的骄傲。他理应得到生命中所有的成功和快乐。伤痕和深刻的创口有时会让我们更加强大。

我写下这些是因为我感到我必须去报案。李可能还活着。他可能依然与孩子纠缠不清,那些孩子甚至会是他自己的孙辈。我认为对年轻人而言他是个危险。我身为英国国教会的牧师兼监狱牧师,我看到严重的虐待对年轻人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愿上帝成为法官,审判那些毁灭了别人生活的人。

雪尔·汉特

你们看到了。这就是我自己的搏击俱乐部。像泰勒·德登[12]教育我们的,搏击俱乐部的第一条原则——我们从不谈论搏击俱乐部。而我确实这么做了,差不多有30年时间。但是现在我不再沉默。因为——去你妈的,如果你是那些认为我不应该提起这事的人。

以上口供中还有需要解释的。有很多关于虐待的影射,而不是真实的情况。虐待。呵,这个词。“强奸”才对。你叫一个交通管理员滚开,那叫虐待。“虐待”不是当一个40岁的男人把他的鸡巴硬塞到一个6岁男孩的屁股里时该用的词。这根本与虐待相去十万八千里。这就是侵略性的强奸。它导致了多次手术、疤痕(内里和外面)、痉挛、强迫症、抑郁症、自杀构想、剧烈的自残行为、酗酒、药物上瘾、性障碍、性别困惑(“你看起来像个女孩子,你确定你不是吗?”)、性取向困惑、偏执、多疑、谎言癖、摄食障碍、创伤后压力综合征、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对人格分裂症更好听一些的称呼),等等,等等。

我几乎一夜之间,从一个舞蹈着、旋转着、咯咯笑着的、生机勃勃的孩子,一个享受着新学校的安全和各种激动人心的活动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封闭的、被施溺刑一般、熄了灯的机器人。这一切直接而可怕,就像愉快地走在阳光小道上,然而窨井盖突然打开你跌了下去,掉进冰冷冰冷的湖里。

你想知道如何把一个孩子从孩子的状态中撕裂开来吗?操他。

反复操他。揍他。压倒他,把东西塞进他身体里。对他下一种只能在他幼小的心智中成为真实的判断——在他逻辑、理性都没有成型的时候,这会掌控住他,成为他完整、无可争议的一部分。

我的妈妈,保佑她——并没有注意到什么,也不想注意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我并不责怪她。她是个年轻、纯真的母亲,被生活击垮,不顾一切地想把她的事情处理好,作为一个不服用安眠药的失眠症患者,她还有一整个家庭要照顾,而且根本就没有规章手册可以遵循。她所能做的也就是早上起来,在晚上11点前尽量不倒下。她过去、现在都一样非常的用心,宽宏大量,是个慈爱的女人,在出现最可怕的情况时,以她最好的方式,也是她唯一知道的方式面对了。

我不会详述性方面的细节。由于很多原因。可能你们中的一些人会用它作幻想;你们中的一些人读到它时可能会判定我在那时犯了大错(偶尔);你们中的另一些看到这些会觉得恶心并义愤填膺。但是我不想谈细节的最重要原因是:如果这么做,我想我就不再能从另一面理解这事了,尤其是如果你非常想愉悦一下,恶心一下,或是做点审判,你大可以去买一份《每日邮报》,这要来得更便宜快捷,对我来说也更少一点儿创伤。

分享这些困难又有毒的文字的意图,简单来说就在于:那第一次在紧锁的体育馆储物间里发生的事件,不可逆转地、永久地改变了我。从那一刻起,我最真实、珍贵的那一部分确凿无疑、令人厌恶地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