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笑话中的笑话
只要两个俄罗斯人或是三个犹太人凑到一起，或者东欧的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马上就会争先恐后地互相抢着大讲笑话。几轮过去，几个陌生人就变成了熟人，笑话成了彼此沟通最快的手段。
有些笑话非常轻佻和淫秽，有些笑话则是政治笑话。笑话水平的高低，变成了艺术魅力的较量，常常成了彼此是否能够交往的考验。怎么考验呢？比如有两个肺病患者（或者说得好听些、有趣些，是两个梅毒患者）往一只杯子里吐唾沫，一直到吐满为止。同桌而坐的第三人，打赌说能一口气把杯子饮干。考验开始了，我们在场充当裁判。他不动声色地慢慢喝下去，几乎到底了。最后却好像坚持不了把杯子放下了。前面两个人得意地问：“怎么，厌恶啦？”应试者却懊恼回答说：“不是，遇到一块痰我没有咬动。”[43]这个笑话也许是最粗俗恶心的笑话。
笑话不仅要有创造力，还要有艺术和道德的介入，如果仅仅是刺激人发笑，笑完之后没有给人以智慧和启迪，那么这样的笑话就是等而下之的笑话，或者说毫无意义。真正笑话里的笑话，不仅要有趣、好玩、有悬念，还要突破禁忌，并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有时则像俄罗斯的套娃，里面还装着小娃娃、小笑话，努力给现实带来真实的揭示，带来秩序、情感和理智。
有这样两则笑话（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
你生活得怎么样？
像坐电车。有的人坐着，别的人站着发抖。
再如讲人们玩猜字谜。在火车上一个上了年纪的犹太人在出字谜：
“我的姓，第一个音节是列宁向我们的许诺，第二个音节是斯大林给我们的东西……”
这时从包厢上铺跳下两个穿便服的人说：“拉依赫尔同志[44]，跟我们走吧。”
这里老人的姓代表了苏联的全部历史。
在世界文字史上，禁忌这个题目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没像在苏联那样成了笑话的基础和动力。正是禁忌使笑话具有了局部性、封闭性、自足性等体裁特征。这些特征是笑话作为独特文学形式所不可缺少的。依靠它们，笑话才在苏联的禁忌的土壤上达到了高度的发展和繁荣。因为笑话一旦打破禁忌而实现自己的功能，便完成了自我，变为完整的实体，成功为形式，成功为一个世界。只消进入这不许逾越的结局，便整个地完成了，不需要续说和解释。笑话的自由，唯一的就在于过线，越过雷池。这使得笑话达到艺术上的完满，这个目的本身便给了笑话以灵活却又严格限定的布局，给了它某种结论式的含义，即体现于自身中的惊人的荒诞。
笑话的构筑，常常是反逻辑的，甚至是违背我们的直接生活经验的。我不知道是否存在一个概念：反逻辑（如果不存在，研究笑话理论应该建立这一概念）。笑话里有种“女人逻辑”：“我丈夫一次又一次地背叛我，弄得我也说不清自己是怀上了谁的孩子。”依照这一模式可以说：有人想说点什么，可说出来的完全是别的话。恰恰这“别的话”才是真实的原因，表现出由后往前的反向逻辑关系。而对说话人来讲，这正是“逻辑”所在。
编笑话最常见的办法是把平常和超常、真和假、近和远、自己和他人相结合，或在它们相交之处做文章。让它们完全地相互脱离，不利于编笑话。同样地，让它们相互太接近，让讲笑话的人同笑话里的主人公合为一人，看来也是不利的。可能由于这个缘故，笑话里的夸张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就是把鄙俗而不足道的东西加以夸大。比如通过所有这类逗笑的小事，力求表现极端的震动、极端的贪婪、极端的蛮横、极端的结论，等等。还有的笑话是比较不同民族在各方面的创造性，例如灵活、勇敢、坚强、女人的美貌、挨饿、地狱般苦难，无所不可。在比较中获胜的，常常是犹太人（“甜食吃光了，却把苍蝇卖给了中国人”），或者是俄国人（在国际画赛中获“挨饿”主题第一名，画面上是瘦瘪的屁股，结出了蛛网）。这时就把极小的东西说得出奇地怪，出奇地多，同时却又不失为极小。
我们今天的现实能留下来的只有笑话了，笑话才能使现实获得永恒。谁知道连笑话也在离我们而去。这倒不仅是因为这种真正的民间、口头文学写在纸上要减色不少，失去生动的声音、表情、手势，有时简直甚至变成了哑剧。还有一个原因，其他体裁的民间文学都可多次反复欣赏，保留在人民的记忆中，而每一个具体的笑话却很快便退出舞台，被新的更尖锐、更现实的笑话取代。全靠了新颖，笑话才有味道，有生命力，才富于变化，无处不在，才具有历史意义。也因此它才迅速更新。笑话如火花稍纵即逝，被人遗忘。虽然我们偶尔也喜欢回忆老的笑话，但总还是希望听到新的不曾知道的最近的笑话。所以人们爱讥笑那些讲老掉牙的笑话的人，甚至还专门有针对老笑话的笑话。这并非全是为了讥笑，也为促使人们喜欢这种绝妙的体裁。如有人刚讲了一个旧笑话，别人就回应说：“有一回发掘古埃及遗迹，挖出一具埃及木乃伊，一只手攥着拳头。扒开手指一看，是一截纸烟头，上面就写着你刚才讲的那个笑话！”
关于笑话，讲到这里本也可以画个句号了。只是它还有一个特性，也许是最重要的特性。我要说，笑话是对世界、对事物、对新与旧的一种哲学态度。有时这新东西只是旧东西的一个变体，但终究是一个新的变体。如果我们把所有笑话看成是个不尽的链条，那么这个链条就几乎囊括了人活在世上的一切已有和可能的状态。仿佛是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表，留有尚未填上的空格，准备着出现新的笑话。这张由幽默故事编制成的图表，总标题就是“人的生活”、“人的存在”。
笑话做了全面地反映，且对任何戏剧性事变保持着哲人平静的态度，人们因此把笑话看成是智慧的源泉。而且这里机智与幽默融为一体，幽默中包含着智慧。我们在笑话中捕捉到对世上一切的宽容而高瞻的态度。我以为这同事物现象可以转化的思想有关，事物转化的思想是笑话的灵魂，它在笑话中得到了情节的体现，语言的物质的体现，找到了适宜的形式。其结果，在各种生活情况下，在最关键的时刻，笑话都起着参谋和帮手的作用，释疑和安慰的作用。所以，笑话的总结性、完成性结局，不仅转化为谚语、熟语，当今时代的成语，而且还能成为睿智的箴言，用来解决一切争论和矛盾，有时竟达到完满的效果。
好的笑话是向人们提供真理的，而且常常是意义深远，揭示人类的喜、怒、哀、乐。笑话就仿佛一个游戏，只有当参与者明白并且遵循其规则，才能获得成功。正如犹太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言：
人们没有同一种意义上的幽默，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各自不能确切地做出反应，好像在人们中间有一种习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扔过一只球，而另一个人被认为抓住了球并把它扔回。但是，有些人不是把球扔回，而是装进口袋里。[45]
这也正是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其独创性的人类学著作中比较笑话和习俗时的想法[46]。这里所说的“习俗”，是指一种象征性的行为，这种行为的意义源于哄堂大笑一连串合乎社会习惯的符号，比如葬礼。但是在遵循社会标志性结构之内，笑话又是反习俗的，比如：主教被困在电梯里了，我就把圣饼抹着黄油吃了。在特定的社会中，他们滑稽地模仿、嘲笑宗教行为，就像犹太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讲的：“一个人的帽子掉在了一个放置在新墓穴中的棺材上，葬礼失去了其意义，笑话就产生了。”[47]
美国喜剧家兼导演伍迪·艾伦说：“我小时候长得并不好看，我是到长大以后才有这副面孔的。”
这句话里有一种伍迪·艾伦式的幽默，而另一个犹太影星芭芭拉·史翠珊谈到她童年在布鲁克林的日子，打趣道：“我们真是穷死了。但是我们拥有许多金钱买不到的东西，譬如未付的账单。”这两句话中不仅有一种犹太式的自嘲的况味，更有一种敢于贬低自己的勇敢。正如一位英国剧作家所言：“一个笑话能够使人们释放紧张的情绪，说出人们无法说出口的……它还要能使人们的愿望和欲望得到解放，使他们的境况得以改变。一个真笑话，一个喜剧演员的笑话，使我们突然之间发现熟悉的东西不再熟悉，普通的东西不再普通，真实的东西不再真实，然后我们由于短暂的快乐而产生生理上的笑声。这种情况就像一个幼儿玩躲猫猫[48]，就像是一个护士对一个不配合的病人说‘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是不是发烧了’，而这个病人却说：‘别傻了，当然每个人都会有体温的。’”[49]幽默导致了境况的变化，使现实变得超现实化。也正是这一点使有一些人比如伟大的法国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布勒东会对幽默非常地感兴趣，尤其是对其中被他称为“黑色幽默”的无情的毁灭[50]。
就关于改变境况的观点，玛丽·道格拉斯曾经说：“笑话是利用一种形式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人们认识到一种被接受的模式实际上是多余的。”[51]因此笑话是利用某种形式来调侃在一个特定社会中被广泛接受的行为。笑话中的冲突说出了笑话中的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大量的一致性，也通过展示其无用性而攻击了这些结构。笑话的反习俗性显示出，在我们社会之中那些习俗的彻头彻尾的偶然性和恣意性。笑话通过唤起对这种偶然性的觉悟，就能够改变我们所处的境况，在尊重社会的前提下起到批评性的作用。因此在社会运动中笑话的重要作用显示为对已经建立的秩序的批评。比如关于激进的女权主义的笑话：“给卫生间贴瓷砖需要多少个人？”“不好说，看你将他们切多薄了。”就像意大利情境画家的街头标语一样“你们将被笑声所埋葬”，这里的“你们”指那些当权的人。当我们嘲笑权力，我们就揭露了其偶然性，我们意识到我们所局限的环境和受的压迫实际上就是皇帝的新装，正是应该被嘲笑和奚落的。因此，笑话可以被看成是社会压抑性的表征，研究笑话就可以发现这种压抑性，换句话说就是笑话让我们发现我们可能正是自己不想成为的那种人。
英国著名诗人威·休·奥登曾经说过：
笑话的世界和祈祷者的世界相比较于两者与日常的工作世界的关系而言更接近一些。因为在这两个世界里，我们都是平等的……那些试图抛弃幽默和祈祷的只靠工作生活的人，他们都变成了崇拜权力的疯子，变成了试图奴役自然以满足他们眼前欲望的暴君，这种企图最终只能成为彻底的灾难，变成塞壬岛[52]的海滩牺牲品。[53]
真幽默不仅能让我们看到世界的荒诞和愚蠢之所在，同时还为我们打开另一扇窗户去观察世界，去努力改变我们的现状，和祈祷有同样的功用。但是，幽默可能不一定能拯救我们，有时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和强烈反抗。幽默是一种荒诞的话语和行动方式，通过出人意料的话语倒置、扭曲以及爆发制造出笑料，照亮了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就像犹太哲学家阿多诺所言：“某一天它将照耀出救世主的光芒。”
二战发生的前几年，是“第三帝国”的“太平盛世”：失业率下降，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经过十多年的动荡、不安和沮丧，人们重获信心。经济的高速发展掩盖了纳粹政治体制的黑暗和野蛮，尤其是对各民族和持不同政见者以及犹太人实施暴力手段，但是，随着战争的展开和政治压迫的公开化，政治笑话成为当时德国一种难以控制的大众现象，人们通过轻松的玩笑，对黑暗和专制进行了非常有力的讽刺和反抗。
希特勒时期，戈林是德国纳粹的第二号人物，有这样一则关于他的犹太笑话：
最近戈林在他挂勋章的扣带上别了一个箭头指示牌，上面写着：“背后还有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