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西尼的作品旋律优美，技艺精巧，成为美声唱法的创造者。威尔第把意大利的浪漫主义歌剧创作推上了顶峰，他先后创作了27部歌剧，《茶花女》《奥赛罗》等都是他的不朽之作。法国比才的歌剧创作成就也很高，他最出色的作品是《卡门》。
19世纪下半期，轻音乐首先在奥地利音乐生活中兴起，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以创作“维也纳圆舞曲”著称的约翰·施特劳斯一家。
维也纳圆舞曲的奠基人是老约翰。施特劳斯（180—1849年），而成就最高的当属小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年）。小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节奏鲜明有弹性，旋律悠扬流畅，显得轻快华丽而富有生活气息。他一生共创作了400多部作品，代表作有《蓝色的多瑙河》、《春之声》、《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美丽的五月》等圆舞曲。小施特劳斯被誉为“圆舞曲之王”。
19世纪中后期，随着东欧各国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进步的文学艺术家产生了摆脱外国文化统治，创建本国民族文化的强烈要求。其中许多音乐家致力于民族音乐的复兴，形成了民族乐派。民族乐派音乐创作成就最高的是俄国。柴可夫斯基（1840—1893年）则是俄国民族乐派最杰出的作曲家。
柴可夫斯基代表作品有《罗米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舞剧《天鹅湖》、《睡美人》，歌剧《黑桃皇后》等。这些作品所塑造的鲜明、深刻而生动的旋律形象，具有无与伦比的感染力，成为俄罗斯和世界音乐文化的瑰宝。柴可夫斯基被誉为“旋律大师”。民族乐派著名的音乐家还有捷克的什克劳普、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匈牙利的艾凯支，波兰的泽林斯基等。
二十近代经济思想与历史学
在世界近代史上，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也经历了一个从重商主义到重农学派再到自由经济理论的演进过程，反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对国家政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把握在逐步深入。与此同时，近代史学也开始产生，“阶级”、“阶级斗争”等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人们对人类历史与现实的分析与认识的逐步深化。
重商主义与重农学派重商主义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顾名思义，重商主义就是重视商业。其主要内容有：货币是财富的基本形式，发展对外贸易以获得贵金属货币是积累国家财富的主要手段。国家应鼓励制成品出口，以颁布航海法令、授予贸易公司垄断特权等方法直接干预经济。很明显，重商主义的基本动机是推行经济扩张政策，为殖民扩张制造舆论。16世纪后期的英国和17世纪后期的法国都是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典型。
英国重商主义的提倡者是托马斯·曼（1571——1641年）。他是大商业资本家，东印度公司董事、政府贸易委员会委员。重商主义的代表作是其1664年出版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此书的创作花费了近30年（1622—1650年）时间，被马克思誉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在书中，托马斯·曼认为只有发展对外贸易，输出货币进行投资，在贸易中保持出超，才能赚取更多的货币输入国内，从而使国家致富。因此，他主张废除限制对外贸易的各种禁令，鼓励商品输出，对出口商品免税，对进口商品课以重税，发展本国工业，以制成品出口代替原料出口，发展航运业和转运贸易等。
把重商主义理论作为国家经济政策付诸实施的是曾任法国财政大臣的柯尔柏（1619—1683年）。他提出了一种民族主义经济理论，主要观点是：一个国家的强大和繁荣是同其黄金储备和公民的动产多寡密切相关的。为此，他实行了给工场手工业者发放货款、降低税率、鼓励外国工匠移居法国、禁止粮食出口、改进国内交通运输、保护关税、建立船队等措施，促进了法国工商业的发展。在他任职的1665——1683年间，法国重商主义达到顶点。
法国在传统上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柯尔柏的鼓励下，资本主义工商业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农业在整个经济中仍占绝对优势。而且，由于柯尔柏一味追求工商业，忽视农业，加之路易十四穷兵黩武，恣意挥霍，造成当时的法国经济混乱，农业凋敝。在此背景下，法国出现了以魁奈（1694—1774年）、杜尔阁（1727—1781年）为代表，以重视农业为主的重农主义经济理论。他们认为：农业是创造财富的唯一事业，因而从事农业的人才是生产阶级。经营工业的是非生产阶级，工业只不过是从事加工，此外还有一个不劳而获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因此，全部赋税都应由土地所有者阶级负担。而且受启蒙学者影响，经济自由被重农学派奉为第一原则，国家对工业、农业不应加以干涉。
重农主义理论创立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它所维护的并非封建的农业经济，而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建立以资本主义农村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重农学派对经济现象的研究，率先从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学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与自由经济理论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进展，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经济理论形成了，这就是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亚当·斯密（1723—1790年）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1776年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在此书中，他明确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即劳动价值论。他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确认了创造交换价值的是一般社会劳动，劳动是商品价值源泉。他指出国民的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对国民财富起决定作用的是从事劳动的人数和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由此引起的国民财富的增长都依赖于分工，而分工又取决于市场的分类，所以一切限制市场的措施都会妨碍社会的福利，因此他积极倡导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
亚当·斯密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分工和交换视为是基于人的利己主义本性的“自然秩序”，认为每个人为追求个人利益而生产商品，由于市场规律这一“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结果满足了人们相互的需要，促进了社会的利益。为此，他提倡经济自由，反对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反对国家干涉工商业活动，要求取消保护关税、行会制度和特权公司。
亚当·斯密还第一次勾勒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没有生产资料依靠工资为生的工人，占有生产资料因而能取得利润的资本家，占有土地因而能获得地租的地主。他还明确指出剩余劳动是地租和利润的来源；工资只是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地租和利润不是劳动收入，而是对工人无偿劳动的占有。
虽然亚当·斯密一方面承认劳动决定价值，但另一方面又说价值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所构成，从而把价值如何决定和价值如何分配混为一谈。他承认地租利润是劳动者所创价值的一部分，又认为地租和利润是某些自然因素的报酬，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于1817年出版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继承、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否定了亚当·斯密的多元价值论的错误。他认为商品的价值只能由生产它所消耗的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大小与生产它的劳动量成正比。商品价值虽然可以分解为工资、利润、地租，但价值不是由收入形成的，价值是第一性的，收入是由价值派生的。
大卫·李嘉图在对工资、利润和地租分配形成的分析中，确认劳动是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源泉，他认为利润是商品价值中除掉工资后被资本家占有的部分，地租是从利润中扣除的部分；由此他断定利润高低与工资成反比，工资与利润是对立的，地租与利润也是对立的。从这些对立中，他揭示了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说的基本理论倾向是一致的，即都主张“自由竞争”。他们的学说反映了资产阶级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的要求，并为他们的这一要求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另一方面，他们的学说也包含了许多合理的因素，因而也成为19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文化史来说，他们学说的意义还在于他们提出的“自由竞争”这一概念很快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各个领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取代了“特权”思想的地位，而成为人们较为普遍的观念。
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19世纪西方人口出现了爆炸性增长，如德国在19世纪人口增长率高达106.5%，英格兰、俄国的增长率均高达200%以上，美国人口更增长13.77倍。人口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克服“人口过剩”的危机，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论》一书，充分阐述了他的人口理论。
马尔萨斯的主要观点有：（1）人口增长必然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凡生活资料增加的地方，只要没有什么非常的和显著的障碍，人口一定会经常增加；（2）生产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则按几何级数增长，因而会产生人口过剩的现象；（3）为保证人口与生产资料平衡发展，他主张运用饥饿、瘟疫、战争等办法消灭人口过剩，并采用各种措施限制人口繁殖。
按照马尔萨斯的观点，人口的增长将超过生产的增长，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贫困是永恒的，贫困是铁的自然规律，是人口对资源造成压力的结果，因此，马尔萨斯极力反对政府的扶贫救济工作。
17、18世纪的历史学17、18世纪正是西方的启蒙时代，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这时欧洲历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历史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历史进步观念得到进一步完善和理性主义史学的确立，是这一时期历史学发展的最大成就。理性主义史学的发展标志着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确立，为19世纪历史学的独立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启蒙时期，“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一切都要在“理性”的圣坛上受到检验。历史学家用理智的态度来研究历史，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希望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中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他们认识到历史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在古代和中世纪，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历史是循环的，甚至是倒退的。到了启蒙时期，这种荒谬的观点便受到批判。当时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如康德、伏尔泰等都认识到历史是不断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他们相信今人可以胜过古人，相信人类会有一个光辉的未来。而且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已认识到历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开始重视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使得史学研究领域也开始扩大，打破了中世纪编年史只记录君主活动和政治、军事大事，宣传上帝“启示”，不涉及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普通人生活的传统，开始把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纳入历史研究对象。
培根是近代唯物论和实验科学的开创者，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写过《亨利四世在位时期的英国史》等史学著作。培根十分重视历史的社会功能，认为“历史使人明智”。他认为，人类的认识是不断提高的，时代是不断发展的，越往后的时代越是进步，我们现时代所掌握的知识就要比古希腊罗马人更多。培根创造的归纳法对历史研究十分有益，在他看来，历史研究应当从感性材料着手，通过对个别史料的分析、归纳，来恢复对过去的记忆。
伏尔泰不仅以著名的启蒙哲学大师身份流芳百世，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被认为是理性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他认为，理性是人类进步的动力，要理智地看过去，衡量前人的功过得失，写出“有哲学意味的历史”，作为今人的指南。同时，他扩大了历史学的领域，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诸如政治、科学、文艺、风俗习惯、农业、工艺、商业、生产技术的演进、饮食起居、人口的增加等等，均应是历史研究的范围。在这一点上又可以说他是文化史的奠基者。他的主要著作有《路易十四时代》、《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又译《风俗论》）。
《路易十四时代》叙述了法国在路易十四时期的内政、商业。科学、文艺与习俗等理性生活，第一次把人类精神上的进步摆到应有的地位。《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是一部从古代世界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从书中可以看出入类是如何‘从过去的原始野蛮状态走向现代文明的。”而且，伏尔泰第一次将历史视野延伸到欧洲文明之外，描述了东方国家的哲学和伦理。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备受伏尔泰的青睐和崇拜，他认为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文化。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并且为后世提供了“一种历史的新类型”，即世界文化史的研究模式。
爱德华·吉本（1737—1794年）是18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他博览群书，精通古今典籍，研究范围以政治史为主，在其代表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吉本写道：“战争和政治是历史的主要课题。”
吉本用“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一概念来概括公元2世纪至16世纪这1500年间欧洲的史事。他竭毕生之力创作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叙述了罗马自公元180年至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为止的历史，附及波斯、土耳其、匈奴、日耳曼、阿拉伯等有牵连的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吉本认为，基督教的破坏作用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虽有失偏颇，但他能从历史角度用理性眼光来考察基督教问题，对同时代的反神学斗争及以后的反教会斗争均产生过重要影响。在此之前，欧洲还不曾出现过这样规模宏大的通史著作，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成为英国资产阶级史学的高峰。后来在说英语的国家里，他的名字几乎成了“历史学”一词的同义语。
19世纪的历史学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结束后，法国的历史学家开始深入研究这一人类历史上影响空前的革命，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促进了法国历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