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欧洲大陆之间，尽管距离遥远，彼此间的接触与往来却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代。公元前138年至公元前115年间，汉使张赛两度出使西域，开辟了联结中国与西方的第一座桥梁——丝绸之路。当时，出玉门、阳关西行有南北两条国际交通干线（此外，还有若干条支线），这两条干线通过中亚伸向欧洲及利凡特（源出法文levant，其意为“东方”，西方文献中对地中海东岸地区的称谓）工商城市，甚至远达埃及的亚历山大城。
（第一节）丝绸之路通大秦
葱岭以西与汉朝交往的国家中，有一个大秦国，大秦是罗马帝国的汉名。《后汉书》卷八八中这样写道：“大秦国一名犁，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称大秦之前，安息人、东方人已习惯于把罗马称为“犁料”）实际上，大秦在汉语中是“泰西”的意思（泰西，旧时指西洋，主要指欧洲）。秦是西方之国，西海亦称秦海，大秦或海西都代表了极西的国家。汉代中国人把罗马当做“泰西”之国，公元初的罗马史家也把“赛里斯”（古希腊人给中国的另一个名称）当做亚细亚极东的国家。公元50年，罗马史家波庞尼斯·梅拉在他的书中写道：“亚细亚极东地方有印度人、赛里斯人、斯基泰人。印度人地处最南，斯基泰人居于极北，而赛里斯人则住在正中。”
公元一世纪时，由于丝绸贸易的需要，罗马世界与中国的商业往来，已经难以由里海北岸草原民族的中介得到满足，于是通过安息的丝路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后汉书》中写到了罗马欲与中国通商的迫切愿望：“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缯：zeng，中国古代对丝织品的总称；彩，彩色的丝绸）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尽管如此，民间商业往来仍在战争的缝隙中继续进行，中国内地的丝织品以及铁器、铜器和漆器等经新疆源源西运，而经新疆运到中原的进口货物数量也很可观。进口货物中，除了奢侈品以外，大宗的是棉、毛织物和各种香药，其中很多出自罗马。
《魏略》（纪传体史书，三国魏鱼豢hudn撰，记曹魏史事）中详细记载了大秦的物产，实际上是罗马与中国进行交易的各项出口货单。在这张货单上，对矿物、动物、珠宝、玻璃、织物和香药等都分门别类地加以记述，其详细程度在中国古籍中前所未有。这种情况正好反映了公元初三个世纪中，中国和罗马之间商业往来的频繁以及经济交流的活跃程度。
中国方面也对中罗的直接往来作出了努力。《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述了公元97年东汉使者甘英欲往大秦的始末：“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日：‘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这件本应在中西交通史上留下巨大影响的出使行动，竟因大海所阻而夭折，实属千古憾事，但从班超有意采取遣使行动以及甘英已“临大海欲渡”来看，这件事本身就反映了当时中国与罗马的接触水平。尽管甘英没能完成他的外交使命，这件事仍不失其历史意义。
第一个把丝国——“赛里斯”（Serice）之名介绍给西方的，是曾在波斯宫廷当过御医的希腊人克泰西亚斯（Cte~sias）。克泰西亚斯生活在波斯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公元前398年，他返回希腊，开始撰写《波斯》一书，共23卷，记述迄于公元前398年的波斯历史。此外，他还根据自己的采访笔记编写过一部印度史。尽管克氏之书今已不存，但“赛里斯”之名却一直传扬了下来。丝绸之路开辟之后，丝绸越来越多地运抵希腊罗马等地，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也日渐真切。
在罗马帝国时期，丝绸价高如黄金，其优异特质又非其他任何织物所能替代，因而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注意。古罗马作家大普林尼（Gains Plinius Secundus，公元23~79年），曾对丝绸的经济价值与社会影响作过充分论述，在其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自然史》一书中，有一段关于中国丝绸的著名文字：
赛里斯国林中产丝，驰名字内。丝生于树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夫人娇媛，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罗马）奢侈之风，由来渐矣。
至于今代，乃见凿通金山，远赴赛里斯国以取衣料。据最低之计算，吾国之金钱，每年流入印度、赛里斯及阿拉伯半岛三地者，不下一万万赛斯透司，此即吾国男子及妇女奢侈之酬价也。在这里，大普林尼不但盛赞了中国丝绸的精美，还特别强调了丝绸作为当时最高级的奢侈品使罗马金银大量外流的后果。当然，如果据此便认为丝绸乃是导致古罗马衰亡的祸国，那是言过其实，但从大普林尼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看，却可知丝绸贸易在当时占有着巨大份额。中国的工艺特产能对一个远方大国产生如此影响，在世界历史上当属罕见。
从史书的记载中可知，奔波于陆上或海上丝绸之路的众多商旅，除中国和亚洲各国人士外，也有不少罗马人和希腊人。公元二世纪中叶，希腊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克劳德·托勒密（ClaudiusPtolemy，约公元90—168年）在其所著《地理学》一书中，援引另一位希腊地理学家马里努斯（Marinus）的记载，提到一位名叫马埃斯·蒂蒂安努斯的希腊商人，世代经营赛里斯贸易，他的父亲和他都经常派商队前往中国。虽然他本人从未到过东方，他的商行却掌握了有关贸易路线的详细资料。显然，在蒂蒂安努斯手下工作的商务人员为数不少，像他那样的商行也非个别。随着丝绸贸易的兴盛，西方对养蚕缫丝的秘密也逐渐知晓。大普林尼时还只知“丝生于树上”，到二世纪中叶，希腊地志学家保萨尼阿（Pausanias）在《希腊纪事》中，已对蚕丝作了较为具体的说明。他指出赛里斯人之丝非取自植物，而是由希腊人所称“塞儿”（意指蚕）的昆虫所产；塞里斯人为蓄养这种昆虫还建造了冬夏咸宜的房屋（即蚕房）。尽管保萨尼阿之说仍有不少误传，比如说蚕龄5岁，头4年喂小米，第5年喂芦草之类，但其基本内容肯定是得自与中国有过亲身接触的人士。
（第二节）蒙古西征与东西方文化交汇
历史上，促成了中西方文化交流与交汇的，除了由如丝绸之路架起的和平桥梁，还有征伐与战争带来的机遇以及如因传教士东来而出现的“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等等。
公元12世纪，蒙古游牧部落崛起于中国北方。1189年，铁木真（公元1162~1227年）被推为蒙古部落首领。1206年，蒙古各部贵族在鄂嫩河畔召开忽里勒台（大聚会），共同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大汗（汗：han，可汗的简称，最高统治者），尊称为成吉思汗（成吉思，蒙语为“强大”、“大海”等意）。于是，在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接大沙漠，北达贝加尔湖的广阔土地上，出现了蒙古历史上第一个军事奴隶制国家——蒙古汗国（亦称大蒙古国）。
蒙古汗国建立之后不久，就开始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向邻境发动频繁的战争，不断扩大其领土。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派大将哲别率两万大军征讨并灭亡了与之相对抗的西辽，擒杀了其首领屈出律。从此，蒙古汗国打开了攻取西亚和欧洲的通道，在几十年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
从公元1219年开始，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进行了第一次西征，很快便占领了中亚地区的大片土地。与此同时，他派出另一支军队北越太和岭（高加索山），渡阿速海峡，攻人今东欧俄罗斯境内。公元1223年，蒙荤大败斡（Wo）罗思（伏尔加河西莫斯科、基辅一带）与钦察（里海西、黑海北）联军。在班师（调动军队）东归途中，又征服了里海与咸海北面的康里国。
成吉思汗死后，蒙古大汗窝阔台派拔都（成吉思汗长孙）和贵由、蒙哥等率25万大军，于公元1235年至1244年间进行了第二次西征，将征服欧洲的计划正式付诸实现。蒙军灭亡了钦察，攻占了俄罗斯，并进入孛烈儿（波兰）、马扎儿（匈牙利）及奥地利等地。
宪宗蒙哥统治期间，派旭烈兀率军于公元1253年至1259年进行了第三次西征，占领了里海和美索不达米亚，攻灭了木刺夷（今伊朗境内），战败了黑衣大食（阿拉伯），攻陷巴格达和大马士革城，把蒙古汗国的势力扩展到了西南亚。
三次西征之后，成吉思汗的子孙把新占领的地区当做各自的世袭领地，建立了四大汗国。四大汗国与蒙古汗国乃至后来的元朝一直保持着形式上的藩属关系。也就是在蒙古的三次西征之后，欧洲民族曾有过大规模的迁徙：蒙古统治者借助军事上的胜利，曾迫使大批被征服者迁往东方。这些移民中，有各式工匠，有普通百姓，有携带家族部属的上层分子，也有许多自愿投奔蒙古和从事经商活动的各族人士。
公元1229年窝阔台继位之后，选定和林（喀拉和林的简称，故址在今蒙古中部哈尔和林）作首都。窝阔台大兴土木，很快就把和林建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国际都市。和林城中，不但有畏兀儿人、回回人、波斯人，而且有匈牙利人、俄罗斯人，甚至还有英国人和法国人。他们或当翻译，或做歌手，或当侍女，或做工匠。来自巴黎的金银匠威廉·布歇（GuillaumeBoucher）是和林城中有名的巧匠，他曾给蒙哥汗制作过一尊银树：根部有四座银狮，口中可以分别吐出四种不同的酒液；树顶有手执喇叭的天使，树下的酒只要有一种枯竭，天使就会自动吹响喇叭，加人新酒。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市）后，大都也发展成了一个国际化都市。这里聚集了来自亚、欧各地的贵胄（zhou，古代称帝王或贵族的子孙、为胄）、官吏、卫士、传教士、天文学家、阴阳家、建筑师、医生、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从事音乐、舞蹈、美术等活动的艺术家。就在忽必烈公开废弃“蒙古”国号、改国号为“大元”的1271年，伟大的旅行家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父开始了他的东方之行。到中国后，他曾有机会谒见了忽必烈，并以其才智赢得了这位皇帝的宠信。
蒙古大军的西征曾使欧洲震动。罗马教皇企图用宗教的力量，通过蒙古国信教的权贵，对其施加影响，以达到阻止其大军西进的目的。公元1245年起，曾有多位教±奉命出使和林，其中较为著名的人物有卡皮尼、阿西林、安德鲁·朗久木和卢白鲁克等。他们既是使节，又是基督福音的传播者。
卡皮尼（Carpini，Giovanni da Pian del，约公元1180~1252年）是意大利贝鲁齐亚人，方济各会托钵修士，是欧洲第一个游历蒙古帝国的人。他于1220年加人方济各修会，后来成为方济各会在北欧的主要教师。公元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正式派遣天主教使团赴蒙古，即由当时已年过六旬的卡皮尼任首领。卡皮尼一行先进入蒙古的卡涅夫哨站，然后越过第聂伯河、顿河和伏尔加河。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使团终于在当年7月抵达和林，并于8月底受到贵由汗的接见。在和林，卡皮尼一行正好赶上贵由汗的登基盛典，在那里留住三个多月之后，使团携带贵由复书返国。回国后，卡皮尼写有《蒙古人史和鞑靼人史》（鞑靼：Dada，古时汉族对北方各游牧民族的统称）一书，描述了蒙古的气候、宗教、习惯、历史和政治等，并论述了抵御蒙古人西进的最有效办法。这部书被认为是中古基督教作家著作中最好的作品，与后来出使蒙古的卢白鲁克的《行纪》，被誉为《马可·波罗游记》写成之前，欧洲人撰写的东方见闻录中的两部杰作，曾被法国学者樊尚（Vincent of Beauvais）的世界史著作《大镜》所摘录。
继卡皮尼之后出使蒙古的是多明我会僧侣阿西林（AS~ce.lin），他于公元1247年5月抵达蒙古军统帅居住的营地，被拘两个月后返国。阿西林之后出使蒙古汗国的是法国多明我会教士安德鲁·朗久木（Alias de Lonjumeau），同阿西林一样，他也没能完成自己的出使使命，于1251年无功而返。
公元1253年，法国国王又派方济各会教士卢白鲁克（Guil—1aume de Rubrouck）前往和林。卢白鲁克于该年5月7日从君士坦丁堡启程进人黑海，他所写的《行纪》便从这里开始。他首先到达东欧征服者拔都的儿子撒里答的驻所，然后前往伏尔加河畔晋谒拔都。9月16日，卢白鲁克及其同行者继续东行，于12月27日抵达和林。公元1254年四月，宪宗蒙哥接见了法国使者；5月24日再次召见卢白鲁克，并致回复法王的国书。卢白鲁克在和林见到了许多在大汗宫廷中服务的法国人、俄国人、英国人、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直到当年8月18日才离开和林返国。蒙哥汗的复书现仍保存在梵蒂冈的档案馆中。卢白鲁克出使蒙古的目的，本在于宣扬基督教，加强和蒙古汗国的联系。法王原先听说拔都的儿子撒里答已接受洗礼，才派卢白鲁克到钦察汗国，到了那里才知并非真事，但拔都左右信奉景教（唐代传人中国的基督教）的权贵却为数不少，和林更是如此。
与欧洲基督教使者频频东来相呼应，中国的景教徒、畏兀儿人苏马曾充当伊利汗派往罗马和巴黎的大使，于1287年至1288年间游历了欧洲。
苏马（公元1245~1294年）是汗八里（北京）景教徒昔班的儿子，曾与山西霍山汪古部景教徒贝尼尔的儿子马可斯一起，游历巴格达和耶路撒冷。公元1284年8月，伊利汗阿鲁浑继位，为联合西方基督教各国对付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穆斯林，派精通拉丁语的苏马于1287年出使欧洲各国。苏马先到君士坦丁堡，后经那不勒斯，于6月23日抵达罗马。其时，教皇荷诺里四世刚刚去世，苏马便与红衣主教哲罗姆会晤，不久，哲罗姆即被推选为教皇，称尼古拉四世。离开梵蒂冈后，苏马继续西行，历经托斯卡纳、热那亚进至巴黎，受到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美男子，公元1285~1314年）的隆重接待。接着，苏马又前往波尔多，谒见英王爱德华一世（公元1272~1307年）。出使欧洲的使命既已完成，苏马便于1288年4月经罗马回国，同行的有法王派出的大使谷伯特·海尔维勒和热那亚银行家汤麦斯·恩丰西。此后，苏马久居伊拉克，1294年1月10日在巴格达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