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反对法国传教士美化中国的倾向。他从所阅读到的各种材料和自己与旅居巴黎的黄姓中国人的谈话中，了解到中国制度和社会的许多弊端，诸如饥荒、酷刑、弃婴等等，断定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实行棍棒统治”，人民毫无自由，只有“奴性”，“任何事情都可以拿来作为借口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灭绝任何家族”。与此同时，孟德斯鸠也看到中国的专制政体与一般专制国家不同，它较有节制。他认为中国虽无基本法律，但有与法律效力相似的道德、礼仪和风俗，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属道德范畴，但却具有法律作用。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生活水平低下，在遇到天灾人祸时，人民会铤而走险，造反起义，因此统治者不得不有所节制。被传教士和伏尔泰等称颂的皇帝提倡“耕织”、兴修水利、实行科举考试、设置谏官等等，都是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他同时认为，这些措施不能改变中国专制政体的基本性质，它的节制性是由于一些特殊条件造成的，其他国家无法效仿。
伏尔泰曾写过三篇长文，批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指出孟德斯鸠在引用事实和立场上的错误。他认为中国实行的不是专制政体，而是在法律限制下的君主政体。伏尔泰认为中国人“是地球上无论在道德方面还是在治理方面最好的民族”，并从“人性”具有普遍性的原则出发，主张引进中国的优良法律和道德。他认为人心中最根本的。不渝的法则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与牛顿的地心吸力原则同样普遍。在伏尔泰看来，中国人在自然科学方面虽然落后，但在精神文明方面却走在了前面，其精神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古今那些杰出人物身上。他提出：既然法国能从中国学习制造瓷器，为什么就不能学习中国的其他优点？
除了伏尔泰，还有不少人也对中国的制度大加推崇。法国传教士普瓦弗尔（Pierre Poivre）曾在自己的一部游记中热烈赞扬中国农业及其与帝国治理的关系，他写道：“如果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各国的法律的话，那么世界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看看中国这幅诱人的图景就可以知道了。到北京去！去瞻仰那最有权威的人，这才是上天的真正完备的影像呢！”普瓦弗尔的这部书影响了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重农学派认为土地的产品是国民财富的真正和惟一的基础，中国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
当然，对中国制度与文化持保留和批判态度的人也不少。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狄德罗虽然承认中国有古老的文明：在亚洲首屈一指，但他认为到了近代中国已停滞不前，甚至与历史进步的潮流背道而驰。激进思想家卢梭（Jealq~Jacques Rousseau）对中国的专制制度和儒家学说没有好评，他嘲讽中国人缺乏“斗争精神”，指出中国文明的进步并不能纠正社会的弊病。他设问：一个连异族（指满族）人侵都抵御不住的国家，即使文明再发达，学者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第三节）19至20世纪：相互认识与相互影响
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运动中止以后，清王朝顽固推行闭关锁国和文化专制政策，致使中国与西方社会的接触中断了100多年。而正是在这100多年间，西方文化在欧洲逐渐站稳了脚跟，近代科学体系全面形成，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符合资产阶级自身需要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建立了起来。
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警醒起来，并转向西方寻求真理。以革命传统著称的法兰西对中国思想家和政治家因此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通过编译介绍和出使考察，中国知识分子对法国的现状及历史文化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和越来越深的认识。
一、认识法国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使思想家魏源痛心疾首。19世纪40年代，他编辑出版《海国图志》（海国：海外国家，即世界各国；图志：图表和文字记载），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反映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开始抛弃夜郎自大的陈腐观念，面向世界寻求强国御侮之道。书中，也有对法国各方面情况的综合汇录，其中对法国人特点的描述，曾给了中国人先人为主的看法，书中引《万国地理全图集》说：“佛兰西国民最精神好礼，厚待远客，男女会集歌舞，惟乐目前，不虑久远。危时敢作敢为，宁死不居人下。其女巧言如簧，甚悦人意，但不甚守礼。其民轻诺寡信，豪兴喜武。”又引《外国史略》称：“其内外医科尤卓越，又精历法，知天文，能读汉字，造木版印书。”
《海国图志》出版30年后，清末改良主义政论家王韬写成了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法国史《法国志略》和一部《普法战纪》。王韬主张向西方学习，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但又反对只学洋枪、洋炮之类的皮毛，而主张在取士、练兵、办学、立法等方面下功夫。在《法国志略》中，他不仅叙述了法国的历史梗概，而且还记录了法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政治、学术、教育、新闻等方面制度。在1890年出版的《重订法国志略》第十六、十七卷中，其对法国财政、税务、商务、国会、人口、礼俗、学校、科学、兵制。交通、邮政、刑律、水利等诸多方面的记述，尤为详尽。
1868年至1870年间，王韬赴欧洲游历，其间曾到法国，并曾专程去拜访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后来，王韬曾与这位“儒莲学士”有过书信往来，这些信件，是中法文化交流史上极有意义的文献。儒莲是一位博学的汉学家，在信中，王韬与他讨论梵学、文史等学术问题。王韬不满足于已经出版的欧洲史，认为法国“在欧洲不独为名邦，亦可称古国，而千余年来纪乘阙如（阙如：欠缺；空缺），俾（bi，使）中国好奇之士无以鉴昔而考今”。他因此建议儒莲“纂（zuan，编辑）成一史，以诒（yi，同“贻”，遗留的意思）后来”。
与王韬几乎同时游历欧洲的张德彝（公元1847~1918年），曾先后8次受命出国，每以日记形式记下自己的所见所闻，从《航海述奇》（因乘海船赴欧，并记所见所闻之奇事奇境，故名）到《再述奇》、《三述奇》，直到《八述奇》，共约200万字。其中多处涉及法国的社会生活，特别是《三述奇》8卷中，有5卷记述有关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史实。张德彝对法国的观察十分细致，对许多新鲜事物，都有具体的描述，为人们了解、认识法国提供了重要资料。
二、法国革命与中国
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并于1792年建立了法兰西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废黜并处死国王路易十六。雅各宾专政时期（革命高潮时期建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专政，起于1793年6月，止于1794年7月），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公会颁布雅各宾宪法，废除封建所有制，从而赋予了共和国以最民主的特征。历史上称这次革命为法国大革命。
1871年3月，巴黎工人举行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宣告成立巴黎公社。在反动势力的镇压下，公社遭到失败，只存在了短短的70余天。
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巴黎公社革命，都曾对中国产生过重要的乃至深远的影响。王韬在《法国志略》中，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对法国大革命做了评论。他既谴责革命者犯了杀君之罪，违犯了“国法”、“‘天理”，同时也批评君主不与百姓同好恶，高高在上，为所欲为，最终导致身败名裂。王韬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颇有代表性。
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之后，中国面临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政治要求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于1898年发动了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它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学说，冲击了封建文化，促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