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今天仿佛汇集到了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支那（人们这样称呼它）。我相信，这是命运的特殊安排。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同时又是地域相隔最为遥远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使位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各个民族都过上一种更加合乎理性的生活……
2.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华帝国：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的面积同欧洲相比大致相同，而人口数量却超过了欧洲。在许多方面，他们与我们各有千秋，在几乎是“对等的竞争’冲，有时我们超过他们，有时他们超过我们……
莱布尼茨还在序言中盛赞中国的康熙大帝是英明君主：
7.中国的当朝皇帝康熙就是这样一位史无前例的伟大君主。他对欧洲人一直怀有好感，但是起初还是不敢违背辅政臣僚的意愿，以国家法律形式公开允许基督教在中国自由传播，直到他登基以后才实现了这一点。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康熙皇帝伟大而英明的蓝图使欧洲的技艺和科学更好地传人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康熙一个人比其他所有的官僚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把他看成一位英明的伟人，是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
在拉丁文版《中国近事》出版300年后的1979年，设在德国科隆市的德中协会也以《中国近事》为书名，用德文出版了原拉丁文本中的部分内容。德中协会主席赫尔曼·赖因博特（Hermann Rein.bothe）亲自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德中协会以编者名义撰写的《莱布尼茨与中国》一文，作为开篇也收在了这本书中。赖因博特在序言中这样说：
莱布尼茨无疑是一个自觉的福音新教基督徒。他对中国的情况完全是客观地从书本中、从同天主教传教士们的交谈与通信中得到的。在这方面，莱布尼茨没有西方人通常有的特征——骄傲自大。他当时有一段有名的大胆论断：“我们不仅要派遣传教士去中国，而且中国也应该为正确地处理和实践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派遣传教士到西方来。”这段话出自《中国近事》第19页。
当时只有很不充足的资料可供莱布尼茨使用。但他相信，通过他卓越的联想力和直觉能补偿这个不足。他当时的这些报告至今并未失去其现实意义。相反，莱布尼茨在他的《中国近事》以及他的书信中——有关中国的信件就有200多封至今尚未发表——处理了那么多问题，还提出了任务，从事研究中国的科学家们要完成这个任务还需要很长时间。
《中国近事》对中西文化交流（当然也包括中德文化交流）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莱布尼茨是中德文化交流的真正开拓者和奠基人。
（第三节）留学德国的中国精英
19世纪下半叶，在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同时，清政府也向英、法、德等欧洲国家派出了留学生。1876年，一个士官小组被派往德国学习军事。此后，便陆续有中国公使和其他官方代表团受命前往德国，其主要任务是购买洋枪、洋炮、舰船和机器。驻德的公使和官员，多是北京京师同文堂的毕业生。公务之外，他们也学习新的知识——军工技术和理工西学。
1905年，慈禧太后颁诏废除科举，自此“天朝大国”才对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真正敞开了大门。这一年，清政府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这一年，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所译《穆勒名学》（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天演论》出版；这一年，美国基督教会把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书院改名为圣约翰大学，并先后设置神、文、理、医、工等学院。出国考察的五大臣之一的戴鸿慈在其所著《出使九国日记》中，对德国的君主立宪制大加赞赏，同时记下了他参观“柏林大学堂”图书馆和军事博物馆时的深刻印象。此后，便陆续有一些志向高远的中国知识分子留学德国，攻读哲学、法律、教育等诸多学科，以期凭借德意志圣火的指引，寻到强国之门径，救国之良方。蔡元培、陈寅恪、萧友梅、王光祈、宗白华、季羡林、乔冠华、王淦昌、冯至等就是他们之中的伎使者。
蔡元培浙江绍兴人。1906年夏，身为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听到清廷拟派翰林院官员出国留学的消息，便赶赴北京等候。因志愿游学者甚少，事情便搁置下来。于是，蔡元培决定以半工半读的形式自费留德。这一年的冬天，他提出了留学申请。第二年5月，在友人的帮助下，蔡元培启程赴德。在柏林学习了一年德语之后，1905年秋天，他便进入莱比锡大学，一面攻读，一面著译。在三年的时间里，蔡元培选修了心理学、哲学史、文明史、美术史、文学史等多种课程。在《自写年谱》中，他这样写道：“讲堂上即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课，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的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尤因冯德讲哲学史时，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意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在研习美学的同时，蔡元培还系统地考察了西欧各国的传统艺术，并着手撰写美学论文。他后来对美学和哲学的研究与提倡，显然都与在德国时所受的教育密切相关。
四年后，也就是1911年的年底，蔡元培回到上海。不久便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并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了鲜明的教育主张。1917年，蔡元培应聘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受命之时，许多友人劝他最好不就此职，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好，反而会坏了自己的名声；但也有少数友人给他以鼓励，说既然知道那里腐败，就更应进去整顿，即使失败，也算是尽了一份心力。蔡元培接受了挑战。在到校后的第一次演说中，他便明言：“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在他看来，改变学生的观念，是第一要紧的事情。除了大力提倡学术研究之外，蔡元培还主张不同学术派别并存，不同学术思想自由讨论。他实行教授治校，宣传劳工神圣，积极支持并参加了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又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口号，强调“美育是一种重要的世界观教育”，并且具体地提出了美育的实施方法，规划出了一幅全民美育的蓝图。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作为一位颇有影响的美学家和美育实践家，蔡元培为中国民族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陈寅恪在蔡元培赴德两年之后的1909年（宣统元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公学的江西学子陈寅烙（que）也在亲友帮助下，经由上海负笈德意志，考入柏林大学就读。两年后转学瑞士苏黎世大学。1912年春，因资用接济不上，只好从瑞士归国。一年后，陈寅，恪又曾赴法国，攻渎于巴黎大学。1914年秋应江西省教育司之召回国，检阅留德学生考卷，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陈寅格再度出国求学已是1919年，先赴美国，人哈佛大学，师从兰曼学习梵文。希腊文等。1921年9月，他离开美国重返德意志，进柏林大学研究院，从吕德尔敦教授攻读梵文、巴利文和其他东方古文字达4年之久。
在德国学习期间，陈寅恪博览群书，刻苦治学。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其目的是在历史中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要“在史中求史识”。汉语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shan bian，演变），社会风习、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以及中国文化能够长存的原因等等，都是他研究的题目。他的勤奋，在留学生中是出了名的。
从1923年起，陈寅恪在柏林的生活曾经十分艰难。他的女儿在一篇追记文字中写道：“父亲在德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日子一长，营养太差，加以学习繁重，终于大病，回国休养……”
1925年年底，陈寅恪从德国归来，受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此后，他又曾先后执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和岭南大学，解放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并曾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陈寅恪一生，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对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以及佛教经典，均有深湛的研究，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专著，成为了国内外学者一致推崇的国学大师。
萧友梅德意志是音乐之邦，巴赫、贝多芬、舒曼、勃拉姆斯、瓦格纳等大师的名字和音乐激励、感召着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留学德国的中国学子中，就有一位后来成了著名音乐教育家和作曲家的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他叫萧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