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出生于英国南威尔土的一个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即在家乡参加宗教活动，1869年从威尔士的一所神学院毕业后被封为牧师，并奉派来华。开头几年，他在山东烟台学习中文并进行传教活动，1874年将活动地点移至青州。1876年至1879年间，山东、山西、直隶等省大旱，李提摩太热心投身于赈（zhen、用钱或衣服、粮食等救济灾民）灾活动。通过赈灾，他更加深人地了解了中国社会，并趁机发展了一批教徒。老百姓感激他，都称他为“鬼子大人”。
从1880年起，李提摩太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中国知识分子身上。1881年至1884年间，他每月在山西太原举行一次报告会，特邀一些地方官员和知识分子前来听讲并观看他的科学示范表演。1890年7月，李提摩太应直隶总督李鸿章的邀请，到天津临时担任《时报》主笔。在担任主笔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在《时报》上发表社论200多篇，后汇集成册，以《时事新论》为题出版。
1891年10月。李提摩太到上海担任同文书会（后名广学会）总干事。在主持广学会工作期间，他加强了与中国上层人物和实权人物的联系。中日甲午战争（公元1894~1895年）期间，戊戌变法（1898年）期间，义和团运动（1900年）期间，他都积极活动于上层人物中间，企图影响中国政局的发展，结果未能如愿。20世纪初，李提摩太往来于上海、太原之间，既负责广学会的工作，又兼管由他倡导创办起来的山西大学堂。进入民国（1912年）以后，李提摩太年事渐高，社会活动也逐渐减少。1916年，他辞去广学会总干事的职务，返回英国，3年后辞世。
在传播西学方面，李提摩太译作最多、影响最大的时期.是他担任天津《时报》主笔直至戊戌变法发生的8年。这期间，他翻译、编撰、出版了图书10余种，其中有关世界历史、地理、社会政治方面的书籍就有《七国新学备要》。《泰西新史揽要》、《时事新论》、《中西四大政》、《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大国次第考》、《列国变通兴盛记》和《欧洲八大帝王传》等。这些书籍中，以介绍英、法、德、俄、美、日本、印度情况的《七国新学备要》影响最为广泛，仅1898年一年就印行了一万册。
由英国马恳西原著、李提摩太翻译、蔡尔康述稿的《泰西新史揽要》，是李提摩太最重要的译作，也是晚清所有有关西方历史的译书中销售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泰西新史揽要》是19世纪欧美各国的发展史，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各国的历史沿革、政体演变、科技发明、著名人物。物产人口、风俗习惯，书中均有叙述。原书于1889年在伦敦出版，其时在英国，正是进化论盛行的时代，因此该书中充满了进化论的色彩。值得指出的是，《泰西新史揽要》对于西方各国兴利除弊、变法强国的历史，叙述得相当详细。强烈的现实性、丰富的知识性，再加上脉络清晰、译笔简练，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对于不太熟悉世界大势的中国土大夫来说，它是一部开阔眼界的新书。
《泰西新史揽要》向中国知识分子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不甘落后，勇于进取，兴利除弊，奋发图强，就一定能够由落后变为先进，由弱小变为强大，由愚昧变为文明，由专制变为民主。这对于当时急欲变法图强的中国，显然具有直接的启示意义。
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李提摩太还针对中国的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变法设想。在其所写《养民有法说》、《新政策》、《醒华博议》等文章中，他提出了教民人法、养民十法、安民七法、新民六法。其中的“新民”，意思就是指端正中国人对外国的观念，他提出的“六法”（即六项措施）是：多见西人、阅已译之西书、阅日报、派遣学生出洋、派遣使节出国、办好同文馆。
“四法”之外，李提摩太还提出了中国当时应该立即办理的九件急事：一、聘请深可信任的西人二名，合筹良法，速与天下大国立约联交，保十年太平之局；二、设立新政部，以八人总管，半用华人，半用英美之人；三、善谋铁路，聘请西人某某前来合办；四、聘请年富力强的西人某某，来中国负责筹款借款各事；五、暂聘英美人某某，随时人见皇帝，详细奏陈西国各事；六、聘请英美人某某，总管报馆事务；七、聘请德人某某、美人某某，负责学部；八、聘请外国军事专家，以备任用；九、以上各事，明发谕旨，宣示天下。
在晚清来华传教士中，李提摩太是一个十分重视走上层路线、也是政治活动能力特别强的人物。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清朝中央和地方官员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希望推动中国的变法进程。1894年之前，他的活动以救灾、治穷为主，偏重于经济方面；1894年之后，他的活动则以外联列强、内变成法为主，偏重于政治和外交方面。
李提摩太是一个很难评说的复杂人物。他宣传西学，同时也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他批评中国弊政，同时也积极参与政治，鼓吹变法；他募集捐款，放赈救灾……他在华45年，所做的一切，从总体上看，应该说有利于中国的觉醒与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也曾乘中国之危，屡次企图扩大英国的在华权益，甚至想变中国为英国的保护国。然而不管怎样，从中英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李提摩太都是一个不容忽视也不能忽视的重要人物。
（第四节）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20世纪，有一位英国的生化学家，由最初对中国医学的关注，进而关注起中国的科技史，最终成了一名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世界级大师，他，就是被人们誉为当代利玛窦的李约瑟博士。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年出生于伦敦南区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是医生，母亲是音乐家。1918年，遵照父亲的意愿，李约瑟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医科。后来，他进人老师霍普金斯主持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开始从事生化研究。1926年，他出版了《怀疑的生物化学家》一书，此后，又相继出版了不少相关著作。在霍普金斯的热情支持下，李约瑟全力进行有关胚胎发育期化学变化的深人研究，历时10年，完成了《化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两部巨著。《化学胚胎学》不但给一门新的学科下了定义并作出解释，而且也为他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李约瑟37岁时，也就是1937年前后，三位来自中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到了剑桥，他们是沈诗章、王应睐和鲁桂珍。三个中国人的到来导致了李约瑟人生的重大转折，用李约瑟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三位中国研究生给予我的影响远比剑桥给予他们的影响大得多”。受三人影响，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学习汉语。也就是在这时，他为自己取了一个汉名——李约瑟，取“李”为姓，表示他崇敬道家、道教始祖李聃（dan）。
1942年秋，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关键阶段，英国政府决定派科学家和学者前往中国。李约瑟和牛津大学希腊文教授多兹被选中，组成“‘英国文化科学赴中国使团”，代表皇家学会赴中国进行科学文化交流，以鼓舞中国科学家的士气，振奋他们在艰苦环境中的战斗精神。1943年2月，李约瑟抵达昆明。在昆明，他以英国驻华科学使团副团长兼驻华使馆科学参赞的身份，参观访问了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教育部医药研究所等许多机构，结识了一批著名的中国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为他日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1943年6月，伦敦方面批准了李约瑟在陪都重庆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建议，李约瑟任馆长。科学合作馆的成员除了李约瑟，还有6位英国科学家和10位中国科学家，其中就有李约瑟的元配夫人、生化学家李大斐和他的助手、后来与他结为夫妻的营养学家鲁桂珍。为使中英科学合作馆充分发挥作用，李约瑟拼命地工作，竭尽全力解决和改善战时中国科研机构设备不足、图书资料缺乏的困难，并经常组织中国科学家和盟国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李约瑟不但要以战时中国科学家的努力和成就，来促使欧美科学家对中国科学和技术发生兴趣，而且还要让中国科学工作者了解，一个西方科学家是如何欣赏他们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所做的种种努力的。
从1943年8月起，李约瑟在秘书黄兴宗等四人的陪同下赴大西北考察，历时几个月，先后到达汉中、兰州，再经酒泉、嘉峪关、玉门，到达敦煌。在考察千佛洞的日子里，他撰写了关于敦煌壁画和千佛洞的论文交由英国《自然》杂志发表。1944年至1945年间，李约瑟连续撰写了三篇关于国际科学合作事业的备忘录，继续为实现他所设计的国际科学合作蓝图宣传呐喊。1946年3月，李约瑟经由香港回国，并赴巴黎接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副主任之职。
李约瑟深知：要全面深人地剖析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及其西传的历史，必须与同期的西方科学技术进行比较研究，使中西两种不同的文明相互沟通，才能理清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脉络和线索。1953年8月，第七次国际科学史会议在耶路撒冷举行，李约瑟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与西方在科学史上的交往》的演讲。他认为：“在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相互的交往很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考察到这一事实，不管怎样我们都会看到，有关的交往年代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我们对张骞时代以前独特的观念或技术细节传播可能性的判断，对公元前二世纪末古老的丝绸之路的开辟的判断，应该与后来牵强的判断有所不同。”
1954年初，倾注了李约瑟大量热情和心血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终于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立即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关注，各国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予以评论。此后，其余各卷陆续出版：1956年，第二卷《科学思想史》；1959年，第三卷《数学、天文学和地学》；1962年，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一分册（声学、光学和磁学）；1965年，第四卷第二分册（机械工程）；1971年，第四卷第三分册（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1974年，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二分册（炼丹术的起源及长生术）；1976年，第五卷第三分册（炼丹术的发展）；1978年，第五卷第四分册；1983年，第五卷第五分册；1984年，第六卷第二分册（农业）；1985年，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1986年，第六卷第一分册（植物学）；1987年，第五卷第七分册（火药与火器史）、第九分册（纺织技术）。1990年，《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文全译本在北京举行首发仪式。评论认为：李约瑟在科学史学方面的特殊贡献，在于他将近代科学同传统科学区别开来。
李约瑟的巨著是在许：多人的帮助下完成的。他的第一合作者是王铃。有人认为，他们的合作像是一种天缘，使两位朴实勤奋的学者碰在了一起，不为俗物所累，真正为学问而学问。有人说，没有李约瑟，王铃的一生将是另一番情景；没有王铃，科技史的写作，绝不会如此之快，其成果也不会如此之大。李、王合作，是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佳话。1990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李约瑟“人民友好使者”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