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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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军事思想史(4)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作战思想,带着强烈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南北方径渭分明,差别之大,超过中国任何断代。南方以水战思想为主,辅以城战思想,北方则以骑战思想见长。南北的差别,根源在于地理环境和民族特性的不同。当时人梁朝沈约在《宋书·索虏传》中对此做了颇为精到的分析,他说:“夫地势有便习,用兵有短长,胡负骏足,而平原悉车骑之地,南习水斗,江湖固舟揖之乡,代马胡驹,出自冀北,楩柟豫章,植乎中土,盖天地所以分区域也。若谓氈裘之民月以决胜于荆、越,必不可矣;而日楼船之夫,可以争锋于燕、冀,岂或可乎?”北方骑战思想盛行于十六国和北朝,尤以鲜卑拓跋部所建的北朝最为发达。南方的水战思想,则兴起于三国东吴,整个六朝一以贯之。

(一)南方水战思想

六朝立国江南,河湖纵横,有稻田之利,江海捭阖,为舰船之所。其兵种主要是步兵和水兵。除了少数专业兵外,水、步兵没有严格界限。许多部队上岸击敌即为步兵,洗足人船便化作水兵。六朝水战成为极重要的作战方式,水军的装备有很大发展,水面作战进攻能力大大提高,并由此促动了水战思想的大发展。

以长击短思想。南方人充分估量了水战之长,认为在水军中具有对北军“以一当千”的优势(《晋书》卷77(蔡谟列传》),并在此基础上树立起以弱胜强的信心。曹操攻东吴,北军虽然数倍于东吴军,吴将周瑜仍然有战胜的把握,因为他看到在大规模的水战中,将是以长击短。战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曹操的问题是“舍鞍马,仗舟揖,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中原)所长。驱中国土众远涉江湖之问,不习水土,必生疾病”(《三国志》卷55(周瑜传》)。赤壁之战的胜利,证明了周瑜观点的正确性。周瑜以后,六朝许多人都把保卫南方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水战上,寄托在以长击短的水战优势上。水战为南方之长,也是南北方的共识。北方的魏文帝两次广陵观兵,临江而返,面对滔滔大江叹道:“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也。”(《三国志》卷55《徐盛传》注引《魏氏春秋》“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三国志》卷47《吴主传》注引《吴录》)魏文帝叹长江当道,实为叹南方水战当道,叹南方有此杀手锏。

诱敌深人思想。在南北方相持不下时,为了扬长避短,发挥水战优势歼敌,一些人提出,弃江北进,不如诱而致之,实施战略进攻,不如实施积极防御。实际上,是主张把北军放进长江附近,以便于南军依托长江水系作战。东吴时,常以将领诈降,诱曹魏军深人江北水网地带接应诈降军,吴军待其进人伏击圈内歼击之。东晋时,征西将军庚亮以后赵主石勒新死,准备北伐。侍中蔡漠反对,认为敌人尚强,时机未到。应该“开江延敌”,把北军诱至长江附近,内线歼敌,以利于发挥南军水战的优势。如果贸然地离江北伐,是“以我所短击彼所长”(《晋书》卷对《蔡谟列传》),在战略上是失策的。

控扼上流思想。南方人认为,控扼长江上流是江防的要点。刘备崛起后,东吴甘冒孙、刘联盟破裂的危险,坚持索荆州、夺荆州,就是因为荆州已成了关系东吴安危的上流要地。夷陵处在荆州的最上流,陆逊把夷陵看作东吴的大门,在夷战中死守该地,认为如果丧失夷陵,整个荆州可忧。这一主张,成为东吴共识。陆逊儿于陆抗守荆州时,提出西陵(夷陵此时改名西陵)是国家外部的藩篱,社稷安危的关键,倘若该处有难,应当倾国力争。吴将吾彦也认为,该处不下,敌人终不敢渡江。整个六朝沿着这一思路,无不高度重视控扼其上流要地。

依托水道思想。江河不仅是南军水战的战场,也为南军陆战提供了机动的水道。南军陆战,一般都愿意利用水道进兵和退兵,以方便运输和兼得水战优势。东吴攻魏,多数选在合肥方向,便因为该方向有水道贯通江淮,便于依托水道陆战。南朝不论反对还是赞成北伐的人,立论中往往包括能否依托水道作战这一项。反对北伐的如前述的蔡漠,赞成北伐的如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六月,来文帝主张举行北伐,理由是当时夏水浩瀚,河道流通,有利于南军泛舟北下,拔敌要城。

六朝水战思想指导了六朝水军建设和作战,意义重大。这期间,从地中海到中国的大新月形世界文明区正经历全面危机。位于中国塞北的众多游牧民族,如被东汉击败的匈奴,继匈奴而来的鲜卑等五胡,正在向世界文明古国扩张。匈奴人向西经俄罗斯侵人欧洲,摧毁西罗马帝国,其他游牧民族向南进人中国北方。整个欧亚在游牧民族入侵面前一筹莫展,连连受挫,只有中国成功地应付了入侵者,把他们阻止在江淮以北,所依靠的主要就是水战。

(二)南方城战思想

南方城市防御战思想,是水战思想的补充,是南军抵御北方骑兵的另一张王牌。北方骑兵善于野战而不善于城战,遇到死守的坚城往往进攻乏术。南军由此发展了城战思想。

力求打城战的思想。南军认为据城防御,“战士二千,足抗群虏三万”(《宋书》卷64《何承天列传》),因此主张力避不利的野战,力争有利的城战,以便依托城市的筑城工事,减杀骑兵的机动和冲击优势。梁将沈庆之攻魏荣阳未拔,魏援兵大军继至。沈庆之誓师,说“虏骑多,不可与之野战,当及其未尽至,急攻取其城而据之”。将士奋力攻下荣阳,尔后背城力战,果然击败有众多骑兵的援军。

怯防勇战思想。城战的前提是预有准备,因此,有将领主张趁北军骑兵尚未到来,修城固城,不要害怕人们嘲笑这是胆怯示弱。当敌人骑兵到来时,则依托城垒,勇敢作战。怯防和勇战互为补充,以期立于不败之地。梁朝太守冯道根戍守阜陵城,一到任便修筑城壕,向远方派出侦察人员,好像敌人马上来攻似的,受到人们的讥笑。他说:“这叫做怯防勇战。”修城未完工,魏军来攻。冯从容地以寡击众,将魏军击退。韦睿为梁朝名将,受诏督众军增援遭到魏军追击的北伐还军。他乘援军到达安陆以后,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众人讥笑他示弱。他说:“不然,为将当有怯时。”(《梁书》卷12《韦睿列传》),果然,北军获悉韦睿已有准备,停止了对北伐还军的追击。冯、梁都承认怯防,目的是为勇战作准备。

(三)北方骑战思想

北方视骑战为自己的强项,努力提高骑兵战术。北齐将斛律金主张学习匈奴骑兵战术。他“行兵用匈奴法,望尘识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柔然主阿那瑰看了斛律金射猎,不得不“深叹其工”(《北齐书》卷16《斛律金列传》)。北军同南方作战,力主骑战,力避不擅长的水战和城战。东魏叛将侯景生长于北方,降梁又叛梁后,兼并了南方众多水军,规模之大,“江左以来,水军之盛未有也”(《南史》卷80贼臣侯景列传》),但仍然不敢轻易水战,叮嘱部下说:“西人(位于西方长江中游的梁军)善水战,不可与争锋;若得马步一交,必当可破”(《梁书》卷56《侯景列传》),仍把希望寄托在所熟悉的作战方式上。骑兵不利于攻城,视筑城工事为仇敌。426年,北魏军攻陷刘宋许昌等城后,“掘破许昌城,又毁坏钟离城,以立疆界而还”(《宋书》卷95《索虏列传》),目的是回军后,使刘来许昌、钟离天城防,便于魏军今后骑战。在与南北水战、城战相对抗的基础上,北方逐渐形成了完整的骑战思想。

发挥骑兵机动和冲击力的思想。北军认为,骑兵的优势,在于强大的机动性。北魏初期,建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其军事重心不在中原,如何控制汉人居住的中原呢?北魏战略家崔浩建议道,我们虽然在北方,假如中原有情况,“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中原)之长策也。”(《魏书》卷35《崔浩列传》)崔浩正是在充分认识骑兵机动性的基础上设计了以北制南的“长策”。北军还组建大量铁骑部队,即人马都披铁甲的重装骑兵,说明北军日益强调发挥骑兵的冲击力。263年,三国魏灭蜀时,出动普通的步骑兵。553年,西魏灭蜀,则出动甲士1.2万,铁骑万匹,其指导思想是“以铁骑兼行袭之,无不克矣”。北军两次灭蜀作战,相距近300年,对骑兵的冲击力更加重视了。

运动防御思想。当敌人发动来势凶猛的进攻时,北魏骑兵强调在大踏步运动中退却,以求示弱骄敌,避其锐气,疲劳敌人,等待反攻的时机,因此把退却的终点放在极其遥远的地方。参合陂之战中,北魏放弃都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退却千余里,西渡黄河,进入后秦境内远避。防御刘宋元嘉七年、二十七年两次北伐时,北魏又作了放弃黄河以南、放弃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甚至退回到阴山的思想准备。退却是为反攻准备条件。北魏认为,反攻也应在大踏步中展开,但是不宜操之过急,要耐心等待时机。元嘉七年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指出,反攻“须冬寒地净,河冰坚合,自更取之”。北魏传中、抚军大将军崔浩也认为“待其劳倦,秋凉马肥,因敌取食,徐往击之”,才是“万全之计”(《魏书》卷35《崔浩列传》)。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焘再次指出,如果过早反攻,“马今未肥,天时尚热,速出必无功”,“展至十月,吾无忧矣”。

快速进攻思想。北方骑兵进攻总的要求是发挥快速机动的优势,实施快速进攻。但是在不同地形和对不同敌人的的进攻中又应该区别对待,实行不同的军事原则。对漠北草原地区的进攻,是以骑制骑,应当多路奔袭,突然袭击。魏太武帝始光二年(425年)、神鹰二年(429年),两次进攻漠北柔然,都实行这一原则。第一次,五道并进,“诸军至漠南,合辎重,轻骑十五日粮,绝漠讨之”(《魏书》卷103《蠕蠕列传》)。第二次,两道并进,至漠南,“舍辎重轻袭之”(同上)。柔然遭此袭击,极为震惊。主力西逃,不知去向,余者四散,窜伏山谷,畜产布野。北魏骑兵“分军搜讨”,“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里”(同上),主张转人追击后,应在广阔地域内进行拉网式的搜索。当咬住敌之主力时,要不怕疲劳追击到底。登国六年(391年),北魏军进攻不服从其建国的柔然.追奔600里,道武帝拓跋珪杀副马克三日粮,倍道兼行,在大碛南床山下追上柔然军,大破之。这一追击的原则是建立在残敌行动迟缓基础上的,因为:“柔然驱畜产奔走数日,至水必留,我以轻骑追之,计其道里,不过三日及之矣。”对江淮以北地区的进攻,是以骑制步,制城,而且是在以下不利条件下进行的,即“南人长于守城”(《魏书》卷35崔浩列传》),长于水战,“暑气郁蒸,师人(北方兵)经夏,必多疾病”(《魏书》卷40《陆睿列传》)。因此,北军快速进攻实行了新的军事原则:1.以掠夺而不以占领土地为目的。这一新的军事原则,也被南朝认识到了。萧齐徐州刺史裴叔业指出,“北人不乐远行,唯乐钞掠”。2.以掠夺广大农村地区为主,对城池可攻则攻,不可攻则绕城而过。北魏乘宋武帝刘裕之死南下攻宋。行前群臣讨论先攻城还是先略地。崔浩主张先略地被采纳。他说:“今以大国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时克,挫损军势,敌得徐严而来。我怠彼锐,危道也。不如分军略地”,“滑台、虎牢反在军北,绝望南救,必沿河东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魏书》卷35《崔浩列传》)3.冬来春去,进攻的终点以淮河至多以长江为限。4.回军时全部撤兵,”兵不戍一城。土不辟一廛”。这是因为,有若干城市未攻下,“大镇未平,不可守小”,“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终无益也”。

骑兵攻坚战思想。北朝骑兵在对南朝进行不擅长的城战时主张,能不攻城最好不攻,非攻不可,也要扬长避短,采用以下两种机动战法攻城。一种是以骑兵对所攻之城昼围夜离,并且筑堤灌城。魏太武帝拓跋焘致信宋武帝刘裕解释这一战法说,我“昼则遣骑围绕,夜则离彼百里宿去……彼吴人正有斫营伎(夜间以步兵分队突袭魏军骑兵营),我亦知彼情,离彼百里止宿。彼募人以来,裁五十里,天明自去,此募人头何得不输我也。彼谓我攻城日,当掘堑围守,欲出来斫营,我亦不近城围彼,止筑堤引水,灌城取之”(《宋书》卷95《索虏列传》)。另一种是把重点放在围城打援的野战上;野战打援胜,则城不攻自破。西魏杨忠围安陆,梁将柳仲礼紧急增援。扬忠便以打援的胜利迫使安陆出降。他说,“南人多习水军,不闲野战,仲礼师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袭之,彼怠我奋,一举可克。克仲礼,则安陆不攻自拔,诸城可传檄定也”。这种战法的优点,是既以打援发挥骑兵野战之所长,又借此避免城战之所短;野战打援胜,则守城者失去希望,城战可以变得较为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