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唐五代军事思想的时代环境及主要特征
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由统一到分裂的时期。其中隋立国38年，唐立国289年，五代时期53年，共计380年。隋唐是继秦汉之后中国历史上两个更为强盛和统一的多民族的朝代。隋朝（581—618）虽然立国时间不长，但“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感动殊俗”（《贞观政要》卷1《论君道》），是当时的一个军事强国。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朝代之一。大致分成两个时期：从建国（618年）到安史之乱爆发（755年）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是唐朝的兴盛时期，这一时期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军事强大，文化发达，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的鼎盛局面，唐太宗被尊称为“天可汗”，实现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大融合，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失去了昔日的威武强盛，逐渐从它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开始了由盛转衰、由衰而亡的演变过程。藩镇割据的战火此起彼伏，周边地区的动乱接连不断，农民起义的浪潮席卷全国。唐王朝的统治者们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频频出现决策失误，国家遂如江河日下，直到公元907年最后灭亡。五代（907~960）王朝更迭频繁，各朝历时短暂，实质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但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孕育着国家重新统一的因素，人民反对分裂，渴望统一。周世宗柴荣顺应了这一历史的潮流，经过对政治、经济、军事的改革和统一战争，为北宋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隋唐五代在军事上是一个战争较多、变革深刻、理论多有创新的时期。这一时期发生的战争主要有：隋文帝时的统一战争，炀帝时的对高丽战争和隋末农民起义战争；唐朝的统一战争，安边绥远的民族战争，平叛和削藩战争，唐末农民起义战争；五代时的割据战争和周世宗进行的统一战争等。出现了诸如杨坚、李密、李渊、李世民、李靖、黄巢、柴荣等著名军事家。这一时期在军队建设上，府兵制逐步达到鼎盛并渐次走向衰亡，后被募兵制所代替；军事法规得到了进一步完善，隋《开皇律》、唐《贞观律》等国家法典中对军事法规作了较详备的规定；创立了武举制度，成为国家培养军事人才的重要途径；轻骑兵代替重甲骑兵，军队的机动能力大大增强；水兵建设有了进一步发展，部队的海上作战能力有了较大提高。发明了车船和火药，并已开始运用于军事。
隋唐五代时期编著了一批很有价值的兵书。据许保林《中国兵书知见录》统计，这一时期的兵书有216部，968卷；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著录这一时期的兵书为164部，829卷。可见，兵书研究在这一时期比较兴盛。其中唐初和安史之乱之后，兵书和注释兵书之作尤多，著名的如《卫公兵法》、《太白阴经》、《杜牧注孙子》。《道德经论兵要义述》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则是宋神宗时颁行的反映唐代军事思想的兵书。另外还有许多非兵书论兵之作，散见于奏议、政论、类书、诗歌、散文、史书等文献之中。这一时期还扩大了对外军事学术交流，有的兵书如《孙子兵法》等，就在唐代传到了日本。但这一时期书籍散佚非常严重。今天，隋和五代时期完整的兵学著作已不得见，很难对其作出评价。唐代的著述也大多散快。如见于史籍著录的题为李靖撰的《六军镜》等16部兵书，题为李光弼撰的《统军灵辖秘策》等3部兵书均已亡佚。这给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兵学研究情况和军事思想增加了困难，但我们从留存的几部重要兵学著作和有关史料中，仍可看出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
综观隋唐五代军事思想，大致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隋唐五代处于我国冷兵器末期，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上承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冷兵器时代军事思想的传统，下开宋、元、明、清冷热兵器并用时代之先河，是我国军事发展史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时期的军事家和兵学理论研究者们集冷兵器时代兵学研究之大成，在继承前人军事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其中特别是在对某些重要兵学范畴的认识和阐释上，多有高于前人之处，如对久速、致人、奇正、虚实、攻守、诚诈、形神等的论述，即有新的突破和发展。在战略决策思想、作战指导思想、建军治军思想等方面，也有独特的建树，如隋唐统一全国战略决策的制定和实践；隋文帝对突厥的战略用间思想；李世民正兵相持、奇兵袭后的策略思想在轻骑兵条件下的应用；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作战指导；隋唐两代对渡江攻城协同作战指导思想的发展；府兵制度的实行所体现的寓兵于民、组织严密的建军思想以及安内服外的富国强兵思想等，在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均闪耀着特有的光芒。
第二，隋唐五代时期的军事思想以唐代军事思想最为辉煌。唐代军事思想又可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唐前期军事思想具有积极进取和创新务实两大特点。无论从唐初统一天下的战略指导思想看，还是从唐统一全国后实行的积极防卫的国防思想看，抑或从当时主要军事人物的军事思想和兵书的内容看，都体现了这两个特点，其军事思想的本质是向上的，进取性的，开拓型的。唐代后期由于出现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其军事思想关注的重点偏重于维护国家统一，一些对策性研究多着眼于治理内乱，内向性多于外向性，保守性多于进取性。代表隋唐五代时期军事思想最高水平的人物是李世民和李靖，他们既有长期的、高层指挥的军事实践经验，又有高深的军事理论造诣，因此，他们关于军事问题的论述，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高居于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峰巅，在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
第三，唐代的兵学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兵学研究呈“兴一衰一兴”马鞍形发展。唐代初期，兵学兴盛，出现了一批兵书。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经过战争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建国后政治上较安定，为总结经验提供了条件；当时统治者认识到军事的重要，较重视武备。但唐太宗之后至安史之乱这一时期，很少有兵书为史籍所著录，说明当时人们在承平日久的情况下对军事问题的轻视和忽略。杜牧在《注孙子序》中说，士大夫以谈兵为耻，即反映了这一社会状况。后来发生战乱，谈兵者才又多起来，出现了不少的兵书，兵学又趋兴盛。二是兵学思想与其他思想进一步融合。如李筌的《太白阴经》及为《阴符经晰作注硫等，明显带有道兵家的色彩；王真的《道德经论兵要义述》是一部儒、道。兵相糅合的兵书。唐代有些兵书之所以具有较浓重的道家色彩，当与李唐皇帝攀附为老子之后有关。另外，杜牧学贯古今，慨然论兵，甚博而详；陆蛰将儒、兵思想融为一体，谈兵内容切实而旨远。不同思想的碰撞，常常进发出新的军事思想的火花，故这一时期的军事论述多有新见。三是一些兵学理论更具总结性和实用性。如《长短经》、《太白阴经》、《通典》中的兵典内容等，都采取了对前人的军事理论进行分门别类的总结、归纳、注释、阐发的体例。有些兵书的内容着眼于实际运用，大至国家战略的制定，小至基本队形训练、兵器配备和使用、战马喂养、医药救护等，都有具体而详备的论述，其理论更加面向实践，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第四，隋唐五代时期军事思想对后世发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所总结出的重要军事原则，如关于对持久战的认识；关于战略用问、驭敌国于争，羁縻及防止割据思想以及作战指挥艺术等，都为后人所重视。这一时期一些重要兵书成为后来军事家和兵学家们的必读之书，如《卫公兵法》、《太白阴经》等，特别是反映李世民、李靖军事思想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宋神宗时期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成为当时和此后武学的军事教科书之一。在兵书的编纂体例上，也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如隋唐五代时期是注释《孙子》的高峰时期，宋人编辑的《十一家注孙子》中，唐人就占了五家（李筌，贾林、杜佑、杜牧、陈蘋），他们在注释中所阐释的观点及注释方法，均对后来的《孙子》注释家们有深刻影响。《长短经》、《通典》等分类辑录军事论述的编纂方法，也为后人所仿效，宋代《武经总要》、明代《武备志》等大型军事类书的编纂体例应是受到了唐人的启示并有所发展。另外，隋唐五代时期的军事地理图书有了重大发展，唐代《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等书的出现，对后来的军事地理学研究和古代地缘战略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天下一家”、融众取长的战争观
隋唐五代时期的统治者，特别是唐朝统治者，在处理国内外重大问题上，有强烈的“天下一家”的意识，表现出较为雄大宽阔的胸怀。在对战争问题的看法上，融儒、道、法、兵诸家之言而取其长，更趋于全面和成熟。
隋文帝杨坚所追求的是“天下大同，区宇一家，烟火万里，百姓平安，四夷宾服”（《隋书》卷2高祖下》）的大一统局面。同时坚持“伐罪吊人”的战争目的，他在平陈战争结束后说：“朕平陈国，以伐罪吊人，非欲夸诞取天下。”（《隋书》卷40元谐传》）他在派总管韦洸率军南下时提出，要尽量“使干戈不用，兆庶获安”（《隋书》卷47《韦世康传附韦洗》）。韦洗较好地贯彻了他的这一思想，不战而说服渝州都督王猛归附，降服岭南24州。隋文帝这种坚持“区宇一家”、“代罪吊人”的战争指导思想，是其能结束东汉以来300余年纷乱局面、建立起一个基本统一国家的重要原因。他在统一天下之后，提出“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专行”（《隋书》卷2高祖下》），要求把国家战略重点从战争状态转移到和平建设上来，集中精力抓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是他通揽全局做出的决策。另外，他“以黎元在念，忧兆庶未康；以庶政为怀，虑一物失所”（同上），也并非全是自谀之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心忧天下的情怀。
唐高祖李渊“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早有“四方之志”（《旧唐书》卷67（李靖传》）。他在统一全国后提出，处理问题要有“天下一家”、“胡越一家”的气度；太宗李世民继承发展了这_思想，强调对不同民族应“爱之如一”，反对“贵中华贱夷狄”的狭隘观念；认为王者应“以天下为家”（《贞观政要》卷5《公平》）。这一思想几乎影响了整个唐代，成为其制定国内外重大政策的一个基本指导原则。如唐初对国内少数民族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因而实现了空前广泛而深刻的民族大联合，这是唐朝国防力量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唐廷还积极发展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友好关系，表现出泱泱大国的气度和海纳百川的胸怀。据《唐六典》载，与唐交往的“异国藩邦”盛时达300余，即使在开元时，也还有70多个（《唐六典》卷4《主客郎中》）。对于袭扰唐边境的少数民族政权，唐廷基本实行的是抚顺伐叛的政策。对未归附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反对轻率用兵，迫不得已时才诉诸武力。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一旦降服，唐廷仍以“天下一家”的胸怀对待之，如唐太宗对东突厥首领颌利可汗及迁人内地的突厥人的优容政策即体现了这一点。高宗、武后以至玄宗前期，也基本以此为立国的指导思想。对外来文化，唐人也较为开放，表现出较强的自信心和化人而不化于人的纳异能力。唐太宗被称为“天可汗”，与他具有这种胸怀是分不开的。
唐廷在对国家、军队和战争问题的认识上，兼取儒、道、法、兵等家之长，亦较少偏狭之见。如唐太宗李世民赞成老子的说法，认为“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但并不因此笼统地反对战争，相反，在必要时，坚决采取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其对东、西突厥和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等用兵，即是如此。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主张采取儒家“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办法对待；但同时他又强调国家要保持强大的武装力量，“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贞观政要》卷10《慎终》）。赞成儒家“足食、足兵”和法家富国强兵的思想，在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的基础上，大力加强军队建设；但同时又反对穷兵黩武，认为“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耶？卒亡天下”。取兵家“兵者诡道”的思想，但同时强调“增修仁义”，提出国家政权或可“逆得”，但“守之不可不顺”，主张取得政权后，治国不应再“尚诈力”，但军队作战仍须以诈谋取胜。这种懦、道、法、兵诸家思想兼取的战争观基本影响了整个唐代。
唐代的兵学家们对这一时期的战争观进行了理论归纳和总结，也体现了诸子兼融的特点。如李签《太白阴经》在强调“主有道德”的前提下，提出“善用兵者，非仁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非诡谲不战”（《沉谋篇》）的观点；认为“兵非道德仁义者，虽伯有天下，君子不取”，“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灾，除兆民之害”（《善师篇》）；提出处理与别国关系的原则是“贵和重人不尚战”，“兴仁义之师”，不得已才诉诸战争，“先以文德怀之；怀之不服，怖玉帛以啖之；啖之不来，然后命上将，练军马，锐甲兵，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所谓叛而必诛，服而必柔”（《贵和篇》）等，即体现了道、儒、兵兼融取长的思想。王真《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则试图以儒释道论兵，主张治国理军要“道、德、仁、义、礼”兼而用之等，也体现了诸家兼融、取其所长的特征。如该书卷3《上德不德章》中提出，“道、德、仁、义、礼，王者当兼而用之，亦犹五材相资，缺一不可也”，作者在《叙表》中倡言：“上德者，天下归之；上仁者，海内归之；上义者，一国归之；上礼者，一乡归之。无此四德者，人不归也。”书中用儒家经典《论语》解释《老子》“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今本“正”作“定”）为：“子率以正，孰敢不正？”（《道常元为章》）作者赞同法家和兵家以智治国以及儒家仁、义、礼兼施的思想，将《老子》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解释为“绝有迹之圣，弃矜诈之智”，“绝矫枉之仁，弃诡谲之义”（《绝圣弃智章》），将“礼者，乱之首”释为“乱矣，非礼则无以理之”（《叙表》），把“乱之首”改成了“理乱之首”，从而将道、儒、兵的主张融会统一起来。作者还将《老子》的“慈”与儒家的“仁”融而为一，强调统治者对人民要“慈”，所谓“以百姓之心为心”，认为“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善行无辙迹章》）。赵蕤所撰、成书于开元四年（716年）的《长短经》，在综合前人战争观的基础上，主张用兵的目的是“诛暴讨乱”，“以义而诛不义”；杜佑则认为，人主穷兵黩武的根源在于对土地的奢求，因而提出“患在德不广，不患地不广”的观点，推崇《老子》“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之说，主张广修文德，不战屈人，辅之以兵（《通典》卷148《兵序》）等，也体现了兼融诸子以取其长的共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