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军事思想发展概貌及其特色
从炎黄文明的奠基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天下，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是通常所称的先秦时期。它历经原始社会末期、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等重要历史阶段，时间跨度三千余年，是中国原始社会解体和奴隶社会产生、发展、繁荣并最终衰亡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萌芽和初步确立的时期。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军事活动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之相应的，是当时的军事思想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幼稚到逐步成熟的发展阶段。
先秦时期军事思想是深深植根于当时的社会土壤的，它是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大氛围条件下的产物，更是丰富多姿军事实践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影响先秦军事思想的萌生与嬗变的最为重要的条件，无疑是当时的战争实践。先秦历史上次数频繁、规模巨大（斗争激烈、空间广阔、形式多样的战争实践，乃是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先秦军事思想作为整个思想文化形态的有机构成，它的发生和发展，与当时的思维总体演进之间，有着深刻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当时社会思潮特别是哲学思维的发展，是先秦军事思想渐趋成熟的重要因素。此外，不断演变之中的先秦社会形态、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民族构成、民族文化心理乃至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该时期军事思想的发展趋势和文化特征。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占据了先秦时期社会活动的显著地位，成为当时社会政治、时代文明的焦点和枢机。在先秦约300年的时间里，见于史籍记载的800余次大大小小的战争及武力冲突，此起彼伏。在当时的社会舞台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先秦时期的战争种类已相当齐全，有商汤伐桀、武王伐纣为代表的新旧王朝更替战争；秦始皇攻灭六国为典型的统一战争；周公东征一类的平叛巩固统治秩序的战争；华夏诸侯与周边少数部族的战争；诸侯争霸与大国兼并的战争；下层民众反抗暴政的武装斗争，等等。除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和反抗外敌入侵战争之外，已基本包举了古代战争类型的方方面面。
先秦时期的作战方式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夏、商时代，以步战为主，车战为辅。到了西周，车战替代步战成为作战的主要样式。自春秋中后期起，随着“野人”当兵而产生的军队成员的改变，弩机等新式兵器的使用，战争区域由中原腹心地区向周边的扩展以及对“戎狄”步兵作战的需要，步兵重新崛起，步战再次渐渐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水军与水战在南方地区开始出现。至于骑战，最早在边疆少数民族中间兴起，战国中期起，被引人中原地区，成为新的作战样式。至此，步、车、骑、舟诸兵种基本形成，奠定了冷兵器时代作战的基本样式。
先秦时期的战争，大多表现为堂堂之阵的正面会战。其作战特点最初为大正面的密集方阵进攻，继之以车兵为主、步兵为辅的疏散方阵进攻，进而演变为纵队进攻。其战术运用，则由早期的保持队形，徐缓推进，“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尚书·牧誓》）向后期的“车驰卒奔”快速进攻的方向过渡。此外，城池攻守战、要塞战、伏击战、奇袭战、火攻、水淹、地道等战法，在当时也陆续出现，各领战场上的风骚。
除战争外。先秦时期的军队建设也不断处于发展之中，进步迅速。这包括军权集中趋势日益强化，亦兵亦农的族军制向郡县普遍征兵制的过渡，国人当兵制向国、野共同当兵制的递嬗，军事训练上由早期的“蒐猕”田猎习武制向单兵、多兵合成正规训练制的演变，军事法规上较严格的成文法取代临事而设的习惯法，等等。
先秦时期丰富的战争实践活动与军队建设成就，使当时的军事思想家对军事理论的研究和建树具备了可能性，而各个阶级、阶层与政治集团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也急切需要拥有为自己服务的军事学家，为从事战争实践活动提供理论的指导。因此，军事思想在先秦时期的形成并高度繁荣，乃是历史的必然。
先秦军事思想的发展与当时社会思潮的演进同样有密切的关系。殷商至春秋前期，社会生产力较为落后，与之相应，是社会思潮呈示出较浓厚的宗教迷信特色，“天命观”占据思想界的主导地位，卜筮吉凶以指导战争以及其他社会活动的做法普遍流行。在学术活动特征上，则表现为“学在官府”的基本模式长期存在，文化仅仅是极少数王室贵族的专利品，普遍民众没有独立从事学术文化研究和著述的条件。在这种社会思潮氛围制约规范下，殷商至春秋前期的军事思想，突出表现为带有明显的神秘迷信色彩，如甲骨文的有关记载和《周易》的筮占方式；是官方文书而非个体创作，如古《司马法》、《军志》、《军政》、《令典》等等；是记载制度规章多而抽象阐说原则少，将日后的《孙子》与古《司马法》相比较即可看清楚这一点。然而从春秋中后期起，直至战国末，中国古代社会思潮的发展进入了第一个高峰。这突出表现为“学在官府”走向式微，“天命”观念受到冲击，学术下移，私学勃兴，诸子百家先后登场，孔子、老子、墨子、韩非子、庄子等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各领风，开创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崭新局面。
这场深刻持久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改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一是与以往的“天命观”基本上划清了界限，“重民轻神”、“重民轻天”思潮占据了主导地位；朴素唯物主义成为一些进步思想家观察世界、认识社会的理论工具；二是朴素辩证法思想得到一定的发展，道家、儒家、法家等具代表性的思想学派，已普遍重视用朴素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的因果关系和逻辑联系，从中探究事物运动的动因与条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朴素辩证思维的哲学观点，如“中庸”、“道术”、“节度”、“和同”、“奇正”等等；三是社会政治思想的长足进步与高度成熟，各种治国安邦主张纷纷提出，互竞胜场。儒家提倡”德教仁政”、，法家主张“集权法治”，道家鼓吹“无为而治”，墨家强调“兼爱非攻”，共同促进了古代统治理论的系统化、精致化。而早期民本主义思潮与君主本位倾向互为激荡、双重变奏的结果，使古典政治思想呈示出复杂多元的价值取向特点。
先秦时期社会思潮的嬗变，使当时的军事思想家在研究总结兵学理论时。能够汲取其他思想家的相关理论，如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观念，春秋时期的民本主义精神，战国时期的战争与政治关系认识等等，从而使得自己的军事理论建树能反映时代文化思潮的趋势，富有哲学底蕴与实用理性。
（一）先秦军事思想的发展脉络
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其起源与形成要略微滞后于战争的起源。一般而言，它的起源至少取决于三个前提条件，一是文字，二是一定数量战争经验的沉淀与积累，三是人类思维能力达到一定的水平。从这个背景出发，并考察先秦军事发展历史的实际，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军事思想萌芽于夏商时期，初步成型于西周时期，渐趋成熟和繁荣于春秋战国时期。
早在夏商时期，军事思想即已孕育并开始萌芽。甲骨卜辞中有布阵（“立”）、打伏击战（“陷”），派遣先头部队打开通道与侦察敌情（“启”），申明军事律令（“师惠［惟］律用”）等思想内容，有关文献中也有对当时人们“取乱侮亡”、“修德抚众”，“因重而抚之”、“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等思想言行的追叙。这些思想，虽然仍零碎不系统，然而毕竟为后世军事思想的发展开创了先河，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西周是奴隶制礼乐文明的全盛时期，武王伐纣，周公东征，昭王南下，穆王西巡，宣王中兴等一系列战争、给军事思想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而礼乐文明的繁荣，也为军事思想的进步提供了合适的温床。在这种背景之下，军事思想在当时送进入初步成型阶段。
这既表现为金文、《尚书》、《易经》、《诗经》、《逸周书》等典籍对军事问题均有程度不同的探讨和总结，也反映为当时已出现了一些以专门记载和论述军事问题为宗旨和主体内容的书籍，包括《军志》、《军政》、《令典》、古《司马兵法》等等。它们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原则。如《周易》主张“师出以律”，强调严肃军纪；重视地形地貌与征伐作战的关系，“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易·复·上六》）；重视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众允，悔亡”（《易·晋·六三》）提倡战术上引诱敌人和打伏击战，“需于泥，致寇至”（《易·需·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易·同人·九三》）；讲求师出有名，主张积极防御，“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易·蒙·上九》）。又如《军志》重视辩证处理战争中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关系，“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引）；强调吊民伐罪，德主兵辅，“有德者不可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引）；主张在战争中知彼知己，适可而止，“允当则归”、“知难而退”（同上）。再如，古《司马兵法》、《尚书》均提倡运用大方阵战法，“成列而鼓”“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逐奔不远，纵绥不及”。这些军事原则在指导当时的军事实践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后世军事思想的构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随着战争活动的频繁，战争方式的变化，战争规模的扩大，战争激烈程度的提高，以及文武殊途、将相分职等新情况的出现，当时军事思想也进入了全面繁荣、高度发达的阶段。这方面的外在标志，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典籍中，对军事问题予以大量的记载和高度的重视，就战争观念、治军原则、作战指导等军事理论内涵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独到的军事理性认识。第二，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如伍子胥孙武、范蠡、吴起、商鞅、孙膑、尉缭子等等。他们的军事实践和兵学理论创造，为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思想的繁荣和成熟，规范了基本的面貌，注入了盎然的生机，充当了卓越的代表。第三，在儒、墨、道；法等重要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战国黄老学者、商鞅、韩非、管仲等学者的著作中，对军事问题的思考和论述，占有重要的篇幅，曾就战争观、战争指导、治军思想、作战原则提出了重要的命题，丰富了中国古代有关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
换言之，诸子论兵之作的风行，反映了军事思想在当时整个思想领域中处于显学的地位。第四，也是最为重要的，在这一时期诞生了许多著名的兵书，如《孙子》、《伍子胥》、《孙膑兵法》。《吴起》、《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公孙鞅》、《庞煖》、《儿良》、《魏公子》等等。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七部兵书——《武经七书》，有五部面世于这个时代。兵家作为独立的思想流派，与儒、墨、道、法等学派共同成为当时思想领域中的主要角色，大显身手，各领风骚。军事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成熟，就其内涵而言，则表现为对战争认识的系统化、理性化，建军治军理论的进步化、丰富化，战略、作战指导思想的全面化、深刻化。尤其是《孙子兵法》的出现，奠定了中国古典军事理论的坚实基石。规范了古代军事文化的基本特质及其主导倾向，标志着中国军事思想的基本成熟和兵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成型。
（二）先秦军事思想的阶段性特色
更具体地说，先秦时期军事思想的发展，先后呈示了四个依次交替，逻辑嬗变的阶段性特色。一是以甲骨卜辞以及《周易》为代表的披着神秘迷信外衣的前理性文化阶段。它借助占卜筮问的方式，开展原始的军事预测活动，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人们相对肤浅甚至臆断的军事认识。
二是以《军志》、《军政》、《令典》、古《司马兵法》等典籍为主要载体的创始与初步发达阶段，也即以“军法”为主体的初始阶段。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兵学，其载体形式主要表现为“军法”，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兵法”。所谓“军法”与“兵法”的区分一也即“广义的军事艺术”和“狭义的军事艺术”之别。“兵法”主要是指“用兵之法”，而“军法”则多带有条例与操典的性质，包括军赋制度、军队编制、军事装备、指挥联络方式、阵法与垒法、军中礼仪与奖惩措施等等，它一般属于官修文书的范畴。由于它是西周礼乐文明在军事领域内的集中体现，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军礼”。这一阶段军事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在战争观、治军理论、作战指导原则上，反映和贯彻“军礼”的基本精神，提倡“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主张行“九伐之法”，“不鼓不成列”，“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服而舍人”；贵“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呜鼓而战，不相诈。”这就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中所总结揭示的：；“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
三是以《孙子》、《伍子胥》、《范蠡》的出现为标志的转折发展时期，其后《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以及诸子论兵之作属于这一阶段的延续。换言之，即以“兵法”形成并占主导地位为标识的高度成熟繁荣阶段。随着整个战争环境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原先反映奴隶制社会军事礼乐文明的“军法”、“军礼”传统渐渐趋于式微而代表新兴势力兵学诉求的“兵法”则蓬勃兴起，成为军事思想领域中的主导力量。这决定了该阶段兵学的基本特征是军事思想摆脱“军礼”的束缚，对过去那种“鸣鼓而战”的堂堂之阵战法予以了坚决的否定，确立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基本原则，更准确地体现了军事斗争的自身规律和特点。对此，东汉班因也曾有过洗练而准确的揭示：“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
四是以《六韬》、《管子》成书为显著标志的综合融会、全面总结阶段。在战国中晚期，中国古典兵学的发展又出现了一次新的飞跃，呈现出崭新的特点，这就是当时的兵书战策充分汲取诸子百家的政治伦理学说，并开始进人兼融综合的阶段。考察《六韬》、《管子》等典籍后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即学术综合倾向在其身上表现得十分显著，兵学本身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军法”或“兵法”，而是大量汲取了儒、墨、道、法的政治伦理观念，呈现出政治主导军事的时代特色。换言之。讲求军事理论体系构筑上的完备性、系统综合性，凸显当时会政治思潮对兵书的广泛渗透和高度规范，乃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
（三）先秦军事思想的载体与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