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末，满族崛起于我国的东北。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满洲贵族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起与明王朝相抗衡的“大金”（“后金”）政权。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今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军人关，从农民起义军手中夺取了政权，并最终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从1644年清军人关取代明朝起，至1911年被辛亥革命的浪潮所推翻，清朝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10帝，共268年。其间，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清朝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中国处于完整的封建社会，属于中国古代史的范畴；后期，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畴。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前期、后期在军事的诸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建立，给已经腐朽的封建制度带来了活力，使其又能在封建制度固有的轨道上缓慢地前进，特别是被后人誉为“康乾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政治上空前统一，经济高度发展，国力强盛，有效地抵御了西方殖民主义和周边国家的人侵，粉碎了国内分裂势力的叛乱，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各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空前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建制度毕竟已进人了晚期，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顶峰，闭关锁国，提倡程朱理学，大兴文字狱，禁锢人们的思想，钳制人们的言论，而它本身固有的矛盾使其腐朽性、落后性日趋明显。从世界范围来看，鼎盛时期的清朝已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乾隆后期开始由盛转衰，嘉、道年间更进一步拉大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
清朝又是以我国少数民族满族贵族为主体，联合蒙、汉等民族地主阶级建立起来的统一王朝。人关以后，清朝统治者面临的尖锐矛盾是，满族人数很少，经济文化又相对落后，统治的却是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而经济文化比较先进的汉族，为使其统治能够长期持续下去，就必须从中原地区固有的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所以，一方面，清朝统治者极为重视学习汉族文化，重视继承古老的中华帝国封建统治阶级长期积累下来的统治经验，它的政权及其军政制度都是在明朝旧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清承明制”；另一方面，清政权及其军政制度又带有鲜明的满族特色，满族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本民族的传统，竭力提倡和推行满族旧制、旧俗，甚至带着深深的恐惧心理看待并极力阻止满族的汉化。
上述二点，不但极大地影响、制约着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且极大地影响、制约着清朝的军事思想。这就是说，清王朝在夺取全国政权，经营边疆，抵御外来侵略，完成多民族统一大业的过程中，发展、丰富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军事思想，但清前期军事思想又深深地打上了晚期封建社会的烙印，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一、以大一统为指导的国防思想
（一）既得中原，势当混一
大一统思想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传统思想，也是清王朝实施统一战争和进行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
后金虽是割据东北一隅的边疆民族政权，但统治者早已立下君临天下、统一全国的战略目标。为达此目的，统治者从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中寻求理论武器，皇太极称帝后，就曾说过：“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废弃，从来帝王有一姓相传永不易位之理乎？自古及今，其间代兴之国，崛起之君，不可胜数。”以此表明清取代明王朝的合理性。所以，当祖可法、张存仁等人提出以黄河为界，与明朝分而治之的建议时，理所当然地遭到皇太极的否定。在人主中原取得全国政权后，清统治者更是完全继承了传统的大一统思想，把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视为头等的战略目标。多尔衮在人关之初就提出了进取中原，“混一区字”的主张。当时，以英王阿济格为首的部分满洲贵族错误地要求放弃中原，主张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关。多尔衮则针锋相对予以反对，认为“既得中原，势当混一”。为此，清王朝二方面用武力镇压中原地区汉族人民的反抗，底定中原；一方面强调凡历史上在中国疆域内活动的边疆各民族，均应置于清王朝的统治之下，边疆各民族的疆域也应纳人清王朝的版图之内，实现大一统。顺治初年，统治者就一再向喀尔喀蒙古宣示，清与蒙古应为一统。康熙帝在统一中原地区之后，即着手经营边疆，征服割据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权，坚决打击分裂叛乱势力。雍正帝针对当时汉人的反清思潮，为证明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不遗余力地批判一切不利于国家和民族统一的思想观念，其中对传统的“华夷论”的批判和改造尤值得注意。“夷”，原本是中国古代对东方各族的泛称，后来则把中原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统称为“夷”，这就是所谓的“内中华而外夷狄”。在以中原汉族王朝为正统的古代，封建统治阶级历来讲华夷之分，辨夷夏之别，有意渲染边疆少数民族的野蛮、落后，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华夷论不利于民族的融合，不利于国家的统一。清朝是由人主中原的边疆少数民族满族贵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对“夷”、“虏”等含有歧视性的指称本来就很忌讳，当然更不能容忍汉人利用“华夷论”进行反清活动。雍正帝强调指出：大一统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清朝继承了这一传统思想；华、夷原本只是一种地域概念，“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夷之字样，不过方域之名”，与道德文化、贵贱尊卑无关；满洲人主中土，君临天下，开疆拓土，使大一统的局面超过了历朝历代，“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当中国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再讲华夷之分，“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就会成为“逆天悖理”的罪人。乾隆帝完全继承了其父祖的思想，凭借着强大的实力，最终完成了对边疆的统一。
清朝统治者对“华夷论”的批判和改造，是出于满族贵族维护其统治的需要，而且清王朝实行的也是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但其强调华夷无别，进一步强化了大一统思想，这对清王朝经营边疆，最终完成统一中国的伟业，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民心悦，则邦本得
人关以后，清统治者全面接受了儒家“仁政”的治国思想，康熙帝对孟子“仁者无敌”的论述大加赞赏，他说：“仁者无敌，此是王道。与其用权谋诈伪无稽之言，不若行王道，则不战而敌兵自败矣。王道二字，即是极妙兵法。”他认识到，不论是战争的胜负，还是国家政权巩固与否，最根本的因素既不是武器装备的优劣多寡，也不是城池险阻，而在于政治，因此他强调说：“治天下之道，在政事之得失”。康熙帝认为，修德安民就是最大的政治。他从历代兴亡特别是明朝覆亡的教训中，领悟到“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认识到人心向背的重要性，只有施行仁政，安抚民众，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而如果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国家不可能安定，政权也不可能巩固。康熙三十年（1691年），古北口总兵蔡元上疏。建议修复倾塌的长城。康熙帝却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
修德安民、本固邦宁的思想，成为清王朝国防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秦汉以来。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南侵，对中原王朝造成极大的威胁，修筑并依持长城进行防御就成为历朝历代消除边患的重要措施。明朝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筑长城，对蒙古骑兵虽有一定的防御作用，但来自北方的边患却与明朝相始终。清朝统治者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这种传统的“高筑墙”式的国防建设模式。早在后金时期，努尔哈赤就以怀柔蒙古、联为羽翼为国策，积极争取蒙古贵族的归附。人关之后，清朝统治者在统一中国，经营边疆的过程中，采取以蒙古为长城的方针，就是施恩于喀尔喀蒙古，通过联姻、赏赐、赈济等手段，安抚、笼络蒙古王公贵族，争取人心。清王朝不在蒙古地区驻兵，而是借助蒙古王公贵族的力量，维护蒙古地区的社会秩序，保卫清朝北部疆界。康熙帝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思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又说：“柔远能迩之道，汉人全不理会。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康熙政要》卷22，《论安边》）这一方针，成功地解除了清王朝的北顾之忧，既为统一西北新疆地区创造了条件，也筑起了一道遏制沙俄入侵的坚固长城。其后，雍正帝、乾隆帝不但全盘继承了“以蒙古为屏藩”的思想，而且有所发展，对西藏地方贵族以及归附的准噶尔部、回部贵族，“联之以情，待之以礼”，使其“怀德感恩”（《清朝柔远记》卷5），从而在整个边疆地区形成了一道由喀尔喀蒙古、内蒙古、准噶尔部、回部等诸多少数民族组成的“联合屏藩”。
（三）军旅乃国家第一要务
清朝以武功开国，统治阶级对武备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雍正帝认为，帝王之治天下，应“以明武备为先务”。乾隆帝也说：“军旅乃国家第一要务。”（《清朝通典》卷75，《兵》八）
为加强武备建设，统治者特别重视部队的训练。三藩叛乱平定之后，康熙帝立即建立了木兰围场，不但每年都率清军赴围场行围而且谕令全国各省驻防官兵都要照此行事”，其目的就是加强八旗兵的训练。他还一再向文武大臣们强调训练的重要，说：“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从古行兵，未有不预操练者”，并提出了官兵全需训练和训练宜精等观点。乾隆帝为了改变武备废弛的局面，登极不久，就提出恢复木兰行围的计划，虽遭到不少大臣的反对，仍不改初衷，他解释说：“古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因田猎以讲武事……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晏安，骑射渐致生疏矣。”他还有针对性地提出，部队训练要在接近实战的条件下进行，务求实效，不虚务外观。
康、雍、乾三朝，是清朝的“盛世”时期，国力强盛，社会安定，很少有战争发生。针对这种和平环境，统治者在大力加强武备建设的同时，还注重对臣民进行国防观念的教育，一再强调兵可百年不用，但不可一日无备，即便是在天下太平之时，国家的武备也不可一日懈弛。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步步进逼，统治者思想上有一定的警惕。康熙帝晚年曾经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乾隆帝也说：“我国家承平日久，海疆宁谧，中外习为固然。然从来防患于未形，未雨绸缨，古人所云。”晚年，他以其一生的经验，教育臣民不管国家如何强大，也决不可刀枪人库马放南山，他说：“乃知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
（四）凡中国之地，不可少弃之于人
明清之际，正是西方殖民主义相继向东方扩张的时代。清朝从一开始就遭到沙俄等外敌的人侵。在与侵略势力的斗争中，清王朝萌生了近代关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思想。
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在谈论解决中俄两国争端时，明确指出：“向者，鄂罗斯无故侵扰我边陲，后复渐人，越我疆界，索伦、赫哲、费雅喀、奇勒尔等处之人，皆被扰害，不获宁居。”他指示清政府派人与沙俄交涉，要求侵占我雅克萨的侵略者“当即返雅库（今俄罗斯雅库茨克）地方，以雅库为界，于彼处捕取貂皮，于波土收其物产，勿人我边界，恣意妄行”（《朔方备乘》卷首一）。由于沙俄侵略者无视清政府的严正立场，继续霸占中国的领土，康熙帝在继续争取和平解决两国争端的同时，也主张以武力驱逐侵略者。二十四年三月，在给俄国沙皇的敕书中，康熙帝说：“向者，尔国居于尔界，未曾侵扰我界，边民咸宁。后尔罗刹入侵我境，骚扰地方，抢掠百姓妇孺，滋事不止……观尔罗刹并无停止侵扰之势，故兹出兵征讨雅克萨……倘尔怜悯边民，使之免遭涂炭流离之苦，不至兴起兵革之事，即当迅速撤回雅克萨之罗刹，以雅库等某地为界，于该处居住捕貂纳税，勿人我界滋事。若遵朕谕旨而行，即令我征讨大军停止前进，撤至边界地方。如此，则疆圈帖然，而无侵扰之患，贸易遣使，和睦相处。”
从上述谈话和敕书中可以看出康熙帝以下思想：第一，沙俄侵略者无故越界，侵扰我边疆，占领我领土，扰害我百姓，是一种侵略行径。第二，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决不允许这种事情继续存在。为了保卫自己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有权诉诸武力。第三，两个国家的边界必须区分清楚。第四，两国间正确的关系应该是各居疆土，互不侵犯，派遣使臣，贸易往来，和睦相处。
康熙帝在与沙俄侵略者的斗争中认识到边界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意义。第二次雅克萨之战期间，尽管清军取得了胜利，康熙帝仍决定主动撤军，以与俄国进行边界谈判。康熙二十六年，康熙帝明确指出：“和睦相处，勘定边界，事关紧要。”
康熙二十七年，康熙帝召见赴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参加中俄边界谈判的清政府使臣时，进一步深化了关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思想，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他说：“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我之逃人根特木尔等三佐领，又续选一二人，悉应向彼索还。”这就是说，凡是在中国版图内的领上和人民。必须置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寸土不可丧失，主权不容侵犯。他还强调，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和约，划定两国边界，“如俄罗斯遵谕而行，即归彼逃人，及我大兵所俘获招抚者，与之画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矣”。
此后，清王朝关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思想一脉相承。雍正五年，负责与俄罗斯进行边界谈判的吏部侍郎图理琛与俄使臣会晤时，阐明了清王朝的原则立场：“我大国既不无理强取他国之寸土。亦决不无故轻让我寸土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