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进一步就元朝的皇权状况具体进行考察。早期的成吉思汗（当时的名字叫铁木真），不过是一个拥有许多家内奴隶，领有大量属民、世仆（即奴隶的后裔或部族奴隶）的酋领。他从这些人中抽取精壮者组成一个侍卫集团，蒙语叫怯薛（护卫）。它就是后来大蒙古国政权的雏形。怯薛分成四班，每班三日轮流在酋领的帐中供职，其任务分别为饮食、眼御、警卫、文书等各个方面，他们明显的属于家丞性质。随着疆土的扩大，它发展成为大汗帐廷的中央政权机关，汉人则依其所掌职务的不同以传统的官称来称呼他们。譬如，有名的契丹人耶律楚村，在窝阔台的大汗帐廷里，其身份是怯薛人员中的必阁赤（主文书者）怯里马赤（译史）之类，具体职务是处理汉地的文书政务。内地的汉人就按传统的习惯，把他尊称为中书，其实当时在漠北的汗庭中还并不存在中书这一职衔。元朝建立以后，依仿金制冲央设中书省掌行政，枢密院主军政，御史台司监察。中书省设右、左丞相各一，平章政事二员，右、左丞各一员，参政二员，共八人统称宰执。蒙古尚右，故以右丞相为长，必由蒙古人担任，其余则由色国人、汉人分担。与此同时，怯薛旧制也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按成吉思汗时的定制，第一怯薛称也可怯薛，即大怯薛，原由博尔忽领掌，博尔忽早绝，故由天子挂名自领。第二为博尔木，子孙世领。第三为本华黎，子孙世领。第四为赤老温，后绝，故以右丞相人领。他们轮流入值宫中，每次三日。“凡怯薛长之子孙，或由天子所亲信，或由宰相所荐举，或以其次序所当为，即袭其职，以掌环卫。虽其官卑勿论也；及年劳既久，则遂擢为一品官。而四怯薛之长，天子或又命大臣以总之，然不常设也。其它预怯薛之职而居禁近者，分冠服、弓矢、食饮。文史、车马、庐帐、府库、医药、卜祝之事，悉世守之。虽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贵盛之极，然一日归之内庭，则执其事如故，至于于孙无改，非甚亲信，不得预也。”（《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怯薛人员中，佩刀侍卫者称云都赤、阔端赤，主弓矢、鹰隼之事者日火儿赤、昔宝赤、怯怜赤，为天子主文史者称必赤，主膳者称宝儿赤，掌衣服者称速古儿赤，典门户者称巴刺哈赤，司翻译者称怯里马赤，圣旨书写者称扎里赤等等。这种人活动在禁近，出身华贵，世袭职任，虽然有些职务实际上是宦竖之行，但贵幸无比。而且，他们往往又兼任外朝的大僚，“昼出治事，夜入番直”。譬如：忽必烈时的名相安童，他是木华黎的曾孙，十三岁即袭职为第三怯薛之长，位在百僚上，十六岁拜右丞相。故他的工作白天是外朝的首相，晚上则人宫当职怯薛长。晚年罢相后，仍领宿卫事。又如，汉人董文忠，真定人董俊的儿子。董俊在成吉思汗伐金之初降蒙，有大勋。真定又是忽必烈一支的封地，于忽必烈为属民，所以很早就人侍忽必烈于潜邸，也就是王子忽必烈的怯薛。忽必烈即位，董文忠就是以怯薛身份掌符宝局（后升为典瑞局）。至元中，董文忠官至全书枢密院事，贵幸无比，在外朝的汉人官僚中，俨然领袖群伦。然每夜给侍宫中，所执者则役同宦竖。忽必烈“中岁多足疾。一日，枢密院奏军务，上卧画可。公（董文忠）在御榻伏枕而跽，比奏终，日已移暑，屏气肃肃，曾不流盼。他日，院臣曰：‘始吾以公居中而逸，乌知其劳如是！在他人不可一日强志勉力为者，何可几及！何可几及！’公曰：‘君所见特是时，吾固日鸡一鸣而跽，烛人而出。后或长直，四十日不至家，夜杂妃嫔候侍，休寝榻下。上呼之，方惫，熟寐不应，命妃蹴兴之。妃不敢前，上詈曰：董八（文忠行八，时人以董八呼之。）诚爱之专，敬慎之至，事朕逾父，汝以妾母，蹴之何嫌，而为是拘拘？’”（《牧庵集》卷十五《董文忠公神道碑》）上引两个例子都表明怯薛在元庭中的特殊身份：他们活动在皇帝周围，是皇帝的亲信与助手，又多兼任外庭大僚。特别是因为元朝皇帝汉语、汉文化水平都比较低，同时与中亚的交往又十分频繁，囚此，怯薛中任必阁赤（文书）、怯里马赤（译史），扎里赤（圣旨书写者）之类的成员，就更为皇帝所倚重，在当时朝政上起着巨大的作用。史载：至元十五年五月，“诏谕翰林学士和礼霍孙，今后进用宰执及主兵重臣，其与儒臣老者同议”（《元史》卷十《世祖纪七》）。至元二十三年改组政府，七月，“总制院使桑哥具省臣姓名以上。帝曰：右丞相安童、右丞麦术厂，参知政事郭佑届居宽，并仍前职。以铁木儿为左丞。其左丞相瓮吉刺歹、平章政事阿必失哈、忽都鲁皆别仪”（同上卷十四《世祖纪十二》）。从常理上讲，翰林司文翰，总制院专管佛教徒，他们怎么能有权力拟定宰执的名单呢？其实，和礼霍孙和桑哥，他们在外庭的职位分别是翰林学士与总制院使，而他们同时又是怯薛中的必阁赤和怯里马赤。他们作为皇帝贴近的心腹，故任用宰执的名单也都由他们草拟，再由皇帝亲自核定，其权势之盛，自可概见。《辍耕录》记：“国朝有四怯薛太官。怯薛者，分宿卫供奉为四番，番三昼夜，凡上之起居饮食，诸服御之政令，怯薛之长皆总焉。中有云都赤，乃侍卫之至亲近者，虽官随朝诸司那三日一次轮流入直，负骨朵于肩，佩环刀于腰，或二人、四人，多至八人。时若上御控鹤，则在宫车之前；上御殿廷，则在墀陛之下。盖所以虞奸回也。虽宰辅之日觐清光，然有所奏请，无云都赤在不敢进。”（卷一《云都赤》）同样说明了元廷中怯薛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问题，我们也必须专门提及。十二世纪草原上的蒙古族，流行一种称之为斡脱古孛斡勒的制度。李斡勒即奴隶，斡脱古孛斡勒约相当于我们所理解的世仆。十三世纪著名的波斯史家拉施特记载说：“斡脱古一孛斡勒〔这个名称〕的意思是说，他们〔迭儿列勤诸部〕都是成吉思汗祖先的奴隶和奴隶的后裔。〔其中〕有些人在成吉思汗时代立过值得嘉奖的功绩，〔从而〕确立了〔蒙恩的〕权利。因此，他们被称为斡脱古一孛斡勒。”（《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4页）被海都所征服的“扎刺亦儿部的〔这些俘虏和奴隶〕，祖祖辈辈世代相传，最后传给了成吉思汗；因此，这个部落是他的斡脱古一孛斡勒”（同上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49页）。塔塔儿部被成吉思汗征服之后，仅有一些少年人被留养下来，后来其中的“一些人成为尊贵的大异密和斡耳朵里的国家当权人物；斡脱古一孛斡勒的地位适用于他们”（同上第一卷第一分册第J73页。异密，波斯语“大臣”；斡耳朵，蒙语“宫帐”）。因此，从更确切的意义上讲，斡脱古孛斡勒是奴隶后裔中有大功勋的当权者。斡脱古是老或耆老的意思（林沉《关于十一十二世纪的孛斡勒》，载《元史论丛》第三辑）。元朝末年的权相伯颜，系出蔑儿乞部，曾祖探马哈儿，充宿卫；祖称海，任职宪宗蒙哥朝；父谨只儿，总领皇太后隆福官宿卫。伯颜本人以河南行省左丞相拥立文宗的殊勋封太师、答刺罕、左丞相，晋封秦王，权倾一时。然伯颜“本剡王家奴也”。“至是怒曰：我为大师，位极人臣，岂容犹有使长耶？”遂陷剡王谋不轨，杀剡王并王子数人。（《庚申外史》）刻王彻彻秃是蒙哥之子玉龙答失的孙子。可知伯颜一家原是蒙哥一系的斡脱古孛斡勒，尽管他们累世高官显宦，而且这时伯颜已获得了“答刺罕”（darapa）的特殊权利，他仍得称主家为使长，他仍是使长家的斡脱古孛斡勒。答刺罕，义为“自在”，即具有自由选择牧地，在战争与围猎中的虏获可归自己所有，有罪九次不罚等许多特权的人。《辍耕录》云：“译言一国之长，得自由之意，非勋戚不与焉。”（卷一）这在蒙古人中是最高的恩赐与封号。巴歹、乞失里黑这两个原王罕的奴隶，因为主动向成吉思汗偷送军报，使成吉思汗兔为王罕所袭，而最终消灭王罕，故得封为达刺罕。乞失里黑的曾孙哈刺哈孙是成宗朝的名相。哈刺哈孙的儿子脱欢任御史大夫。仁宗延佑间加封脱欢散官的一份诏书里就说：“他是老奴婢脚根有（脚根义即根基、出身），台里在意行来。”（《宪台通纪》，现存《永乐大典》卷2608册第1718页）可证即使获得了达刺罕封号的奴隶，他的后代，无论居官多么高，他们与主家仍保持着使长与老奴婢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当时是最骄人的，表明了他们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间保存一种更古老、更亲密的主奴关系。这种关系比起君臣关系来更加荣耀。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考察被誉为元朝四大家族、国王府第、名相世家的木华黎家族。木华黎出身扎刺亦儿部。这个部族从海都时代起就被征服，而成为成吉思汗家族祖祖辈辈的奴隶。当成吉思汗初兴时，“扎刺亦几种的人帖列格秃伯颜有二子，长子古温兀阿将二予模合里（即木华黎之异译）、不合，拜见太祖（即成吉思汗）与了，说：‘教永远作奴婢者。若离了你门户呵，便将脚筋挑了，心肝割了。’又教第二子赤刺温孩亦赤也将自己二子统格、合失拜见，说：‘教与你看守金门，若离了时，便将他性命断了者。’又将第三子者卜客与了太祖弟合撒儿”（《元朝秘史》卷四第137节）。木华黎家族是成吉思汗家族的斡脱古孛斡勒，木华黎的主要职务是怯薛长、就是说，当成吉思汗初兴，还是一个实行家内奴隶制时期的小首领时，木华黎是以世仆而为主家任家内奴隶之长的。随着蒙古国的勃兴与元朝的建立，木华黎家族袭封国王之号者十二人，任中书右丞相者三人，其他任高官者不可胜数（参见台湾学者萧启庆《元代史新探·元代四大蒙古家族》）。他们贵极臣僚，但他们根本不把丞相的职位当一回事，而认为最贵、最足以骄人的是“老奴婢脚根”，最有权势的是世袭的怯薛长。
以上，我不厌其详地介绍了一些生僻的蒙古旧俗，用意就在指明，在元朝，在堂皇的君臣关系后面，还渗进了使长与世仆，即奴隶主与奴隶这种落后关系的残留形式。传统的君尊臣卑，进一步发展为君尊臣奴。原因非常简单，既然当朝的蒙古权贵都以皇帝的老奴婢为荣，那么，比蒙古人还低二等（元朝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的汉人官僚淇地位真是世仆之不如，还谈得上什么大臣的体貌、人格的尊严呢？孔老夫子讲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儒家观念中，历来是十分重视所谓体貌大臣，即皇帝必须给予臣子必要的敬重，照顾他应得的尊严。古来的官僚士大夫对这一点也十分看重。这个情况到元朝是一大变化，君臣之间在人格上的距离被远远拉大。元末的叶子奇极其推重汉代礼待大臣之隆，而慨乎言“后世之待大臣，直奴仆耳”（《草木子·杂制编》）。这无疑是有感于元代的情况而言。明朝人于慎行也一再说到：“三代以下待臣之礼，至胜国极轻，本朝因之，未能复古。”又说：“本朝承胜国之后，上下之分太严。”（《毂山笔麈》卷三《恩泽》；卷十《谨礼》）这都清楚地说明：元代皇帝与臣下的距离更拉开了，皇权又有了恶性的发展。
元代君权的恶性发展在官制的变化上也得到充分的反映。
首先是废行三省制。元承金制，以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以中书右丞相“总省事，佐天子，理万机”。平章等宰执八员协助丞相工作。右丞相原则上必须是蒙古人，色目人可以担任左丞相，汉人则一般只能任右、左丞或参政之类。中书省“政事议行之际，所见异同，互相轩轻，待其国相可否之，然后为定”（《元朝名臣事略》卷七《丞相史忠武王》）。至元七年期臣有请立三省之议，高鸣上疏说：“方今天下大于古而事益繁，取决一省，犹日有壅，况三省乎？”遂止。（《元史》卷一六○本传）十六年，谢昌元复有请，因阿合马之阻，复不行。学术界一种意见认为，元朝废三省而一省独置，丞相的权力是增大了。其实，这是误解。元中书省所保有的仅仅只是最高的行政权，与唐之尚书省相当，而根本不具有唐、宋三省制时期中书省的造命.门下省的审核权利。元朝在至元五年设起居注一职，以和理霍孙、独胡刺二人充翰林待制兼起居注。（《元史》卷六至元五年十月）掌随朝省、台、院请司凡奏闻之事，悉记录之，如古左右史。（《元史》卷八八《百官四·给事中》）至元十五年六月，“敕省、院、台诸司应闻奏事，必由起居注”（《元史》卷十）。明年四月，复以给事中兼起居注，掌随朝诸司奏闻事。（同上）成宗初，曾规定：“凡上封事者，命中书省发缄视之，然后以闻。”（同上卷十八元贞元年六月）然英宗即位，立即加以废除。延祐七年十二月，“丞相铁木迭儿、拜住请：‘比者诏内外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直进御前。乞令臣等开视，乃入奏闻。’帝曰：‘言事者直至朕前可也，如细民辄诉讼者则禁之”’（同上卷二七）。可见朝廷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及其他机关的奏章，都是直接呈交给事中或起居注，担任这两个职务的便是宫内怯薛人员中的必阁赤、怯里马赤、扎里赤等，所谓的给事中、起居注，只是这些怯薛丹（也译作怯薛歹Kiktn，是Kik的复数形式，义为怯薛人员）在外朝的兼官，其实际职务与唐、宋时者已完全不同。这就表明百司人疏，皆可直达御前，中书并无事先发视并审核和签署意见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