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答案当然也不错。但“道义”的说法过于抽象而空洞，而同情只说在了表面。他们为什么同情呢？我以为只能是出于对伍子胥“孝”而不“忠”的行为的一种不自觉的认可，出于他们也不自觉地在封建伦理序列中将“孝”放在了“忠”之上，因为那毕竟是要牺牲自己生命的呵！至于为什么会这样？鲁迅曾说女人“母性是天生的，而妻性是被逼出来的”，这里我不能不也套用一下鲁迅的这句话来回答：因为人类的“孝心是天生的，而忠心是被逼出来的”！
然而，那个时代的人伦顺序是“天、地、君、亲、师”，而这一顺序恰与人性本身所认可的人伦顺序相反。伍子胥遵循的是人性本身的伦理顺序，不能不与那个时代与社会认可的顺序相冲突，这便注定了他的人生不能不陷入一种两难中，即陷入一种悖论中。
四
伍子胥逃出楚国后可以说他的生命便是只为报仇而活着了，因此他当然不能放弃他的报仇计划，但是事实上，他在实施复仇计划时又无时无刻不被一种强大的压力阻止着，他一直生活在一种报也“不好”，不报也“不好”的两难中。其原因很简单，这就是他要报仇的对象不是一般人，而是楚王。
这倒并非全是因为楚王力量强大，让伍子胥害怕。伍子胥有着过人的谋略与力量，尤其是当他一旦逃离了楚国，向吴国“借兵”成功后，若真是战场上相见，他是一点也不怕楚王的，甚至可以肯定，楚王一定不是他的对手。那种对伍子胥的复仇造成阻止的力量，正是来自于伍子胥自己的内心。
许多时候，人们在处理所谓的“国恨”与“家仇”时，往往都是“家仇”服从于“国恨”，或者是努力将“家仇”统一到“国恨”上去；在汉语词汇中，“国家”一词，是“国”在前“家”在后；在当今社会，我们也常常说“无国哪有家”、“没有大家哪有小家”等类似的话。但是这一切都应该是基于人民当家做主，真正是国家主人的前提下说的，而对于伍子胥来说并不是如此简单。
伍子胥虽然主观上只是为了报“家仇”，可他要报这一“家仇”却不得不与“国家”为敌，且是他自己的“祖国”。因为在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里，所谓“国家”，其实“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当然，那“家”，是国君的，而不是一般人的；相反，一般人若不忠于国君，便是不忠于国家。因此，楚国是楚王的“国”，或者说楚国就是楚王的“家”，伍子胥要找楚王报仇，某种程度上便是对楚国的背叛，便是与祖国为难。而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个人所难以去做的。从这一点来说，楚王实际上绑架了整个楚国。
但是，再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正是因为本质上楚国只是楚王的，所以它并非是百姓的，更不是伍子胥的；对于楚国与楚王之间实际上只是一种绑架与被绑架的关系，伍子胥当然不可能不明白，尤其是在他父、兄等全家30多口人说被杀就被杀了的时候，他对此更是非常明白；而越是明白了这一点，他就越是不能不去为全家报仇，他甚至完全可以说：我“家”都没了，还有什么“国”！
如此两种心理，不能不同时存在于伍子胥的内心，也折磨着他的内心，让他之于自己的仇恨是，报也不是，不报也不是，亦即他的复仇人生本身也一直深陷在一种悖论之中。
然而伍子胥最终还是选择了报仇。
伍子胥终于向吴王阖闾“借”得了八千精兵，在精心准备多年之后大举伐楚，先是于豫章一带大败楚军，后终于攻破楚都郢城，不但烧了楚王的宗庙，而且还“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如此一报杀家之仇、一解一己之恨。
我常常想，至此，当初那些为帮助伍子胥逃跑而成了他复仇之路上的铺路石的人们，此时此刻他们难道一点也不后悔自己当初的举动吗？他们真愿意看到伍子胥只是为了报一家之仇而亡了一个国家吗？
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当初，那渔夫冒着生命危险将伍子胥送过长江时，伍子胥将自己堪为国宝的宝剑相赠，渔夫毅然拒绝，只提出有一事相求，这就是：“将军他日得志，挥师入楚惩恶扬善之时，请千万别祸及无辜！”由此看来，人们虽然同情伍子胥的遭遇，但同时又希望他的报仇还是能将楚王与楚国（无辜百姓）分开。
伍子胥昔日的友人申包胥更是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对伍子胥如此行径的不屑和不满：
子之报雠，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
面对申包胥的指责，伍子胥的回答极其悲壮与无奈：
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至此不难看出，伍子胥的大仇虽然算是报了，但他竟然自己又否定了自己的行径，认为自己的这种行为是“倒行而逆施之”（汉语中倒行逆施这一成语便典出于此），因此，伍子胥并没一丝的高兴和欣慰。
这一情节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的观点——他也并不赞同伍子胥的如此报仇行径。开明如司马迁者尚且如此，伍子胥如何能逃脱“不报也不好，报也不好”的命运呢！
五
伍子胥报仇成功了，这也意味着他彻底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楚国，亦即他事实上成了一个没有祖国的人。而一个没有祖国的人是痛苦的，所以他便自然而然地将吴国当做他的祖国；事实上也确实这样，他不但把自己的智慧、勇敢，甚至还有忠诚都献给了吴国，最后还将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了吴国——实际上是献给了吴王。
在伍子胥的辅佐下，吴国蒸蒸日上，不仅击败楚国，而且灭了越国，成了春秋霸主。然而随着吴国的日益强大，伍子胥与吴王夫差却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深：
会稽山大战，吴王夫差击败了越王勾践，勾践派大夫文种贿赂吴国太宰伯嚭，通过他请求与吴国讲和，并答应从此做吴王的奴隶。伍子胥极力劝阻吴王夫差答应这一条件，但夫差最终听信了伯嚭的蛊惑，竟答应了越王勾践的请求。
此事过了五年后，吴王夫差兴师伐齐，伍子胥又劝谏说：“勾践和他的越国才是吴国的心腹之患，您应该先杀了勾践彻底灭了越国，再去伐齐。”但夫差不但置之不理，还令人难以置信地在不久后将勾践放归了越国，而对于忠心耿耿的伍子胥却从此越来越疏远。
吴王夫差准备再次伐齐，越王勾践采用了子贡的计谋，率领他的军队协助吴国作战，伍子胥看出了越王勾践的真实意图，极力劝谏夫差，要他认识到这是一场阴谋，但吴王夫差不但不听，还故意派伍子胥出使作为敌国的齐国，本意是让他去送死。
伍子胥与吴王夫差产生矛盾是一种必然。伍子胥爱吴国，他把吴国当做自己的祖国，但说到底，吴国是吴王的，不是任何人的，更不是你伍子胥的——伍子胥如果能看破这一点，他尽可不必与吴王较真下去，他或许可以自己劝自己，你不急我急个啥呵！反正吴国是你的，它好也好，不好也好，甚至灭亡也好，说到底又关我什么事呢？——然而深爱着吴国的伍子胥怎么可能看破这一层呢？
因此，伍子胥与吴王夫差的矛盾注定只会越来越严重下去。吴王夫差也越来越不能容忍了，终于有一天，他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一把名叫“属镂”的宝剑，要他用此剑自裁。
伍子胥仰天长叹！
伍子胥此时的心情，千年之后的我们自然是难以想象，但从他临死前留下的那段特别的遗言，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此时的绝望与悲哀。他告诉他的舍人说：“我死了以后，一定要把我的眼珠摘下来悬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之上，我要亲眼看到越国人如何入侵和如何灭了吴国！”
至此，我们不妨也推测一下，伍子胥虽然留下了这一预言，但是他希望自己的预言应验吗？
当然！只有这一预言应验，才能证明他在世时的所有主张的正确，也才能证明他对吴王与吴国的忠诚；但是，他曾为吴国付出过心血，他在吴国身上寄托了所有的希望，他将吴国完全当做是祖国一样地热爱着，因此，他又不希望他的预言应验，因为这应验的代价是吴国的灭亡，这又是他万万不愿看到的——完全可以说，伍子胥是带着一个巨大的人生悖论死去的。
那么伍子胥为什么前两次都能以一种毅然决然的选择，两次从人生的悖论中挣脱，而这一次他却没有逃跑，而是听从吴王的命令，乖乖地用他送过来的那把“属镂”剑自刎了呢？
其实他这一次完全可以再逃跑，而且机会比他当年逃楚奔吴要好得多，如吴王派他出使齐国时，他实际上已完全看出了吴王的用意，对于自己的前途也了如指掌了，他完全可以在将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齐国的鲍氏时，自己也留在齐国要求“政治避难”，但他毅然回到吴国来“送死”。他为何要这样？唯一的解释是，他这一次无论如何最终也挣不脱那个悖论了。
试想，伍子胥若再次逃跑，就算他能逃脱一死的命运，但是作为一个一次次背叛“祖国”的人，他能逃脱历史对他的苛责吗？两千多年后“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背叛明朝、背叛民族，将清军引进关内，但后来他又叛清发动兵变，尽管他的叛清行为中多少有一点民族尊严复活的因素，也尽管朱家的“大明”和李自成的“大顺”并不一定比爱新觉罗家的“大清”好，但历史终究不能原谅他。伍子胥若再次逃跑，他的历史命运一定不会比吴三桂好多少！伍子胥唯有一死，历史或许还能对他有所原谅，原谅他以前的挣扎与“背叛”。就这样，一次次挣脱人生悖论的伍子胥，终究也不能挣脱，只要是陷入了这一悖论后其实是必然的命运。
伍子胥的整个人生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悖论！
至此，我们也可以对开头的那个故事再做一次解释：如果伍子胥在奔吴途中发生在溧水边的那个故事只是人们附会出的，那么人们附会出这个故事的原因或许也正是人们看到了这伍子胥的人生本质上是一个悖论。
六
伍子胥死后，吴王夫差听说了他的临终遗言，不但不想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亦善”，反而大为愤怒，下令让人将伍子胥的尸体装在一只用皮革做的袋子里抛入江中，意在使他浮在水面示众，并最后喂鱼。
吴国的百姓，出于对伍子胥的同情和敬重，悄悄地将其捞上并葬于江边一座小山之上，并从此将此山叫做胥山，还在山上立祠纪念。时至今日，两千多年过去了，吴地的百姓仍然没有忘记这位为吴国和吴地作出过贡献的楚国人。
今日，每到端午，吴地百姓总会赛龙舟，若问他们到底是为了纪念屈原还是伍子胥，恐怕谁也说不清。
每到端午节，江南人家，家家都要包粽子，人人都要吃粽子，若问何以如此，那儿的人们大多不会说是纪念屈原，而是说这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因为当年吴王夫差将伍子胥的尸体抛入江中，吴地百姓怕江中的鱼儿会吃了他的灵魂，便划着龙舟去驱赶，同时用芦叶包成粽子，投入江中喂鱼，并代代相传，成为习俗。
如今，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早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习俗，在我看来，它究竟是为了纪念屈原还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两位以不同方式对待楚国的楚人，他们其实都是爱国者，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罢了。不看到这一点，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以死来效忠楚国的屈原，最终连他的敌国的人民也纪念他；而背叛楚国并攻打过楚国的伍子胥，最终为什么连楚国的人也事实上原谅了他！如果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会陷入一种悖论。
呵，又快到端午节了，我似乎又闻到了粽叶和粽子的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