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上，我的祖父山姆·卡普兰（Sam Kaplan）被人发现躺在地上，当时他不过五十出头的年纪。醒来之后，他没法说话，表情显得很困惑，也认不出身边的人。他被送进医院，由一位神经外科医生接诊。测试结果未能发现问题，医生决定将其颅骨开一个小口子，对脑进行活检。活检结果显示祖父患有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这种病在20世纪由爱罗斯·阿尔茨海默（Alois Alzheimer）发现，被认为是老年痴呆症的前身。
“我们别无选择，”神经外科医生说，“只能做前脑叶白质切除术（Lobotomy）。”
当时，我们全家人即便不将医生（特别是专家）看作神祇，也将其视为最高权威。因此，我们同意了他的提议。
于是手术就这么开始了。这个手术需要徒手在额骨的相对两侧各钻一个孔，往每个孔中插入一把特殊的手术刀。在这个步骤中，神经外科医生的技术最为关键，必须确保切断连接脑额叶区的白质，而不影响其他结构。可是那天，整个手术室都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手术结果表明，这场手术相当于往脑室里胡乱插一把螺丝刀，然后不停地搅动它。
此后，祖父再也不能说话了。事实上，自从倒下之后，他就再也没能真正重返这个世界。他以前是个好动且热爱交际的人，喜欢和大家在一起谈天说地。他可以与家人、朋友言笑晏晏，甚至也会将刚刚认识的人带回家，长谈至凌晨——如果没有更晚的话，一定是因为祖母出面干预将客人引出了门。
如今，祖父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惊恐的行为，不得不在疗养院度过余生。如果无人照看，他会想方设法吃东西，不管是食物，还是床单、毯子或窗帘之类的东西。他失去了识别物体的能力，他的一部分行为——医学术语称为“口部探索”（Hyperorality）——是通过抚摸手中的物品或把它放进嘴里来代替识别。他的心境平静而毫无波澜，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这位一生都很理性、聪明、富有爱心、见多识广的人，现在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周围的世界对他而言毫无意义，他再也认不出家人了。
为了冲破包围着他的寂静之墙，年仅4岁的孙子被送到了他身边。从前，他非常喜欢见到孙子，现在则丝毫看不出变化。他哑口无言，茫然无知，也毫无反应。现在，他的家人已经屈从于眼前境况，只能将之归因于命运。这个小男孩——现在你已经猜到就是作者了——被带到养老院的草坪上玩耍，这是他生命中最早期的记忆之一。
除了父亲给我讲的断续片段，我对这个故事的其他部分几乎一无所知。而我的父亲，他对谈论肯·罗素（Ken Russell）的导演技巧或蝴蝶的飞行路线更感兴趣。虽然具体情况让我感到困惑，但在小时候，阿尔茨海默病、口部探索和脑白质切开术跟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那时的我对劳伦斯河（Lourens River）上鳟鱼的春季孵化更感兴趣，也想知道自己能否设法读懂《尤利西斯》（Ulysses）[1]（最后发现可以），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经过了34年的酝酿和准备，我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经过漫长的时间，这些问题已经逐渐褪色，但奇怪的是，它们时不时还会重新出来折腾我，甚至是嘲弄我。
在我了解大脑及其相关行为之后，祖父的故事开始变得有意义了。他是因为中风而不能言语。脑活检不太可能确诊他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只能发现阿尔茨海默病体（Alzheimer Bodies）的增加。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所谓阿尔茨海默病体就是神经原纤维缠结（Neurofirillary Tangles），也就是淀粉样蛋白（Amyloid Protein）团块。团块出现可能有多种原因，因为人脑中都存在一定的淀粉样蛋白，数量则会随着年龄递增。
然而，导致祖父崩溃和失语、令他余生痛苦的不是疾病，而是医生。因为当时的科学知识有限到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步，在进行徒手脑白质切开术时，医生随意运用器械，十分高效地断开了颞叶与脑其余部分的联系，导致祖父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克鲁尔—布西综合征（Klüver-Bucy Syndrome）的状态。
开始对祖父身上发生的事情有了些许了解之后，我全情投入到这本书的写作中，其他事情都推迟了，为的是让大家能有更好的阅读体验。我的专业学习主要涉及神经精神病学（器质性脑病的精神病学方面）和联络精神病学（躯体疾病的精神病学方面）。这两大领域的结合一直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方向，也是我临床实践的支柱。
在过去的10年里，我重新开始了延期很久的项目，探索人类进化和史前史，以便了解我们如何成为真正的人类，如何发展出比最近的灵长类亲戚适应性更强、能力更高的特征，如何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特性。很明显，人类进化中的以下两个特征至关重要：其一，大脑发展状态改变的能力，包括幻想、精神性和创造力；其二，偏侧化（Laterality）[2]，也就是脑在功能定位上的关键性进化，有了这一点，上述能力才得以存在。
在本书中，我们观察了一小组形态各异的个体。无可否认，这只是一个微观缩影，但它使我们得以窥探不同的脑，有些人的脑存在病理上的改变，另一些人则只是存在功能上的问题。通过探索他们的脑，我们可以看到大脑如何产生出人性中最可爱、最重要的部分，当然，也包括最糟糕的一面。
本书所描述的大多数人都是善的力量，他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还有一些则恰恰相反，譬如希特勒，他将永远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邪恶的人。不过，尽管希特勒在道德上极为邪恶，但他也是人类，也有大脑，希望这个案例对理解宇宙量级的背叛、邪恶和堕落有所裨益。
本书会提及一些艺术家们，包括无与伦比的达·芬奇、梵高以及尼金斯基（Nijinsky），他们不断被内在的幻象驱使，永远无法达到自己设定的至高之境，却为后人留下了更美、更好的世界。还有一些女性，包括被扭曲的肉体折磨的艺术记录者弗里达以及安娜·O（Anna O.），她们坚定地走出了足以束缚大多数人一生的痛苦经历，变成极富智识的知识分子，只可惜作品大多没能被保留下来。还有些罪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向我们表明，总有这么一个社会，每个人都身在其中，大多数人处在社会内部，有些人游走于边缘，还有一些人则在地牢里。奇怪的是，亚瑟·因曼（Arthur Inman）躺在一间漆黑的房间里，透过笔记本凝视着一个他渴望抚摸的女孩，这个女孩来自街头，长相甜美；杰克·鲁比（Jack Ruby）曾经想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他靠安非他命为生，最终突然超越了摇摇欲坠的日常生活，迈出了撼动历史的致命一步。如果没有他们，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世界不再丰富多彩，到处都是一群群完全相同的克隆人，各自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从南非绝美海岸边的布隆博斯洞穴，到达拉斯熙熙攘攘的水泥广场，这次漫长的航行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也可以这样说，事实上，从地质学的眼光来看，这只是弹指一瞬间。一开始，我们引述了一些不确定性和悲观主义。最后，本序只能以一代智者查尔斯·斯科特·谢灵顿（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的话作为结尾，任何一个知道他的人都会告诉你，他并不喜欢异想天开。谢灵顿研究了一辈子脑科学，最后发现它是如此令人惊异、精妙莫测、不可思议，他无法抑制内心的感触，只好用文字作为总结，这些文字告诉我们，脑科学无异于一种生命的艺术：
大脑就像一架被施了魔法的织机，数以百万计的、闪烁的梭子不断穿梭，织造出一个不断溶解的图案，不论如何变化，它一直富有意义，而且绝不会就此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