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讲明白两个问题：1.两个（脑）半球的相同点在于都能加工语言；2.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左半球仅用于口头表达，而右半球则负责言语的其他过程；左半球负责有意复述字词，而右半球负责自动复述字词。
——休林斯·杰克逊（Hughlings Jackson）
世人纷纷认为，意大利博学家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是世界上非常伟大的画家，也是迄今为止非常有才华的人之一。达·芬奇发明了飞行器模型，画出了千古名作《蒙娜丽莎》（Mona Lisa），作为科学先驱，他的油画、素描和写作都吸引着学术团队深入探索。
1482年，达·芬奇写了一封信，描述了自己在工程学领域可以完成的许多事情，顺便说也会画画。他只是“会”画画而已吗？！他是画家、雕塑家、建筑师、音乐家、科学家、解剖学家、地质学家、制图家、植物学家、数学家、工程师、发明家和作家，涉猎解剖学、土木工程学、光学和流体力学等多个领域。他设计了直升机、坦克、太阳能系统、计算器、双层船体的模型，还探索了板块构造论基本原理，虽然他的设计几乎没被付诸实践，甚至在他的有生之年，绝大部分都不可行，但也丝毫无损于他的伟大。
他的传记作家瓦萨里（Vasari）用以下词句描述了达·芬奇：“在正常情况下，世间男女生来就具有一定的才能；但偶尔，上天将美丽、优雅、才能赋予一人之身，令他之所为无不超群绝伦，显出他的天才来自上苍而非人间之力。达·芬奇正是如此。他的优雅与优美无与伦比，他的才智之高可使一切难题迎刃而解。”
同时代的阿诺尼莫·加迪亚诺（Anonimo Gaddiano）写道：“他的天赋如此罕见，覆盖领域如此广泛，可以说大自然为他创造了奇迹……”
艺术历史学家贝尔纳德·贝伦森（Bernhard Berenson）形容他：“这位艺术家可以说具有十足的文学性，他能将接触到的一切转变成永恒的美。不管是头骨的横截面、杂草的结构，还是肌肉的走势，他通过对线条和光影的独特感受，把它们转变成与生命有关的永恒价值。”
达·芬奇相信“我们是通过眼睛了解世界”。他以经验（尤其是视觉经验）和实验为主，引领西方文化进入一个新时代。从16世纪到19世纪，科学的发展与视觉密切相关，因为可见的东西才能被记录。例如，温度计或气压计中的水银使温度或气压可见，从而能被测量。艺术评论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形容达·芬奇是历史上最持续不懈而又满怀好奇的人。
不满足于观察和记录自然，达·芬奇想要理解它如何运作：“这是自然观察者必须遵循的必然规则——自然以理性开始，以经验结束；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从经验开始，而后研究理性。”
了解自然如何运作之后，人类才能模仿它进行工作。他的思考基于两个概念：确定性只能用数学表示，而任何形式的生命都可以用几何术语来表示。他的直觉是正确的。几个世纪之后，几乎所有的知识分支，哪怕是生物学都被定义在科学（即数学术语）框架之内。
达·芬奇的文风简洁典雅，清晰地表达了他对科学和哲学问题的看法。其中一个美妙的例子是他对梦的描述：“你能和每种动物说话，它们会用人类语言自如地与你交谈。你会看到自己从高处坠落，却不会受伤。湍流将你吞没，融入其中。”
达·芬奇出生于佛罗伦萨地区的芬奇镇，是佛罗伦萨的法律公证人皮耶罗·弗罗西诺·迪·安东尼奥·达·芬奇（Messer Piero Fruosino di Antonio da Vinci）和农民卡特琳娜（Caterina）的私生子。由于是私生子，达·芬奇没有姓氏；“达·芬奇”只是指“来自芬奇镇”而已。5岁之前的他住在母亲家里，之后他开始和父亲住在一起。此时的父亲已经娶了一个16岁的姑娘，她叫阿碧拉（Albiera），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
达·芬奇以“突出的美貌”“无限的优雅”“拥有伟大力量而十分慷慨”“高贵的精神和宽广的胸襟”而闻名。他十分尊重自然，坚持素食主义，时常放生笼中困鸟——显然，他并没有去过类似纳米比亚（Namibia）这样的国家，在那里，吃鸡肉也算素食主义，而素食主义整体都被视为奸诈不可靠的行径。
作为画家安德烈·德尔·韦罗基奥（Andrea del Verrocchio）的学徒，达·芬奇被要求学习解剖学，描绘肌肉、肌腱和其他解剖学特征。1472年，20岁的达·芬奇已经有资格成为圣卢卡协会（Guild of St.Luke）的大师，这一协会会集了许多艺术家和医生——在那个年代，他们认为医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种艺术。如今，技术高度发展使得人类敏感性降低，不再试图厘清科学与艺术的差异了。
达·芬奇对骨骼、肌肉和内脏（包括心脏、血管）进行了许多研究，并绘制了子宫内胎儿的第一幅科学的图像。他获准在佛罗伦萨、米兰和罗马的医院解剖尸体，一生中做过30多次尸体解剖。从1511年起，他绘制了200多幅解剖图，直到去世后才得以结集出版。他的许多画展示了情绪（尤其是愤怒）和年龄对人类的影响，包括面部畸形和疾病征兆。他还解剖了马、牛、鸟、猴子、熊和青蛙，将它们的解剖结构与人类进行了对比。
在米兰度过大半生后，他在晚年去了罗马、博洛尼亚和威尼斯，其后获法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邀请前往法国的克洛斯卢斯（Clos Lucé），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一年。他于1519年5月2日去世。
达·芬奇去世20年后，弗朗索瓦一世说：“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像达·芬奇那样同时精通绘画、雕塑和建筑，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达·芬奇和学生萨莱（Salai）、梅尔齐（Melzi）的关系最为亲密，除了伊莎贝拉·德埃斯特（Isabella d'Este）[11]之外，他没有其他亲密的女性朋友。1476年，达·芬奇和另三个人被控鸡奸，后来又被无罪释放。从此以后，人们纷纷开始猜测他的性取向。最有名的一种猜测来自弗洛伊德，他看了达·芬奇记述自己关于秃鹰尾羽的梦，并从其中一句评论得出了古怪的结论：达·芬奇一生中都存在性倒错的问题。当时的弗洛伊德正处于年迈阶段，没人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也许是7%浓度的可卡因激发出了这种妄想[12]。
如果我们接受《新约》中的保罗与他最亲密的使徒提摩太（Timothy）、腓利门（Philemon）之间是纯粹友谊，那么，达·芬奇的友谊与之也没什么不同。至于达·芬奇究竟是不是同性恋——谁在乎这个？重要的是对创造力、利手和性取向提供一种可能的生物学解释，下文将展开讨论这些问题。
对于达·芬奇而言，绘画是“再现所有已知自然物的唯一手段”。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一生坚持绘画，直到晚年时右手瘫痪。他的一些作品被认为是有史以来非常伟大的杰作。他的素描《维特鲁威人》（Vitruvian Man）展现出了对人体比例的深入研究，后来被复制到了各种东西上，从欧元硬币到T恤图案无所不包。他将创新技术运用在绘画中，包括对解剖学、光学、植物学和地质学的详尽知识。他对相面术及人类如何表现情感很感兴趣，构图技巧惊人，对色调和质地的拿捏细致入微。这些特点都表现在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中，如《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和《岩间圣母》（The Virgin of the Rocks）。其中，前两个最著名、最常被复制，也拥有最多拙劣仿品。蒙娜丽莎（意大利语叫la Gioconda）的神秘特质来自她难以捉摸的微笑，由嘴角和眼睛的微妙阴影带来，这种独特的阴影画法被称为晕涂法（Sfumato），也被称为“达·芬奇之雾”（Leonardo's Smoke）。
然而，他只有约15幅画作幸存至今，其中一小部分作品的损毁是由于他尝试采用新技术，结果使画作迅速损坏，无法保存；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他的长期拖延，根本没能完成。一位评论家指出：“他对‘朝圣’（Adoration）这一概念思虑过多，当然就没什么精力或兴趣留给真正绘画的过程了。对达·芬奇来说，从物理上完成这幅画[13]，似乎比构思要轻松得多。”
达·芬奇对完成一幅作品遇到的实际困难很不耐烦，而且他的标准很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为什么中途放弃了许多画。他还留下了大量未完成的项目设计，有素描稿，也有详细的草图。他还曾为一尊巨型骑马像塑造了全尺寸的胶泥模型，但只做了一匹马，没有骑手。达·芬奇的同时代人时常认为，他浪费了太多时间在设计小玩意和无穷尽的好奇心上。
达·芬奇从未试图将自己的笔记、杂感、草稿、摘录和备忘录收集起来。他的一幅心脏素描旁边写着：“作家啊，你的文字能像这张画一样完美地描述整个器官吗？因为你对它没有真正的了解，所以你写得很混乱，对事物的真实形式几乎无法理解……哪怕你写出一整本书，又能如何描述清楚心脏的模样？你写得越仔细，读者就越迷糊。”
讨论机械设计时，他如是说：“当你想达成某种目的时，不要把自己卷入许多不同部分的混乱之中，而要寻找最简洁的方法；不要像那些不知道如何用恰当词语来表达的人那样，用混乱的长篇大论去迂回地接近目标。”
达·芬奇的独创性在机器设计图中表现得最为明显。1502年，作为军事建筑师和工程师，达·芬奇与他的赞助人恺撒·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一起在意大利旅行。他为意大利城市伊莫拉（Imola）创建了城市规划图，这是一种全新的概念。达·芬奇还做过建筑师、军械设计师和工程师，设计过乐器、水泵、曲柄装置和带翅片的迫击炮弹。他设计了可移动的路障来保护威尼斯，并提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阿诺河（Arno River）改道方案。他能将最复杂的三维机器具象化，以完美的透视图绘制出精美的画作，这一点表现得极为卓越。
达·芬奇保存着无数的笔记本，其中至少有1.3万页笔记和图画保存下来，但这或许还不足总数的2/3。公众可以看到一部分内容，例如带有胎儿的子宫的精美素描。然而，对于专家来说，需要对这些作品进行严格的详尽研究。肯尼斯·克拉克评论说，达·芬奇太过“沉重”，任何学者都难以单独承受，至少有两名达·芬奇主义者（Leonardists）疯了，还有几个人表现出了——礼貌一点来讲——“神经紧张的不安迹象”。
1508年左右，达·芬奇在米兰写了一张待完成的清单：“描述一下云是怎样形成和消散的，是什么使水汽从地球的水面上升到空气中，雾和空气变得浓郁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有些时候它看起来或多或少是蓝色的。”
他每天都会写笔记。米兰的报道提到了一本“总是挂在他腰带上的小册子”。作为一位强迫性的记录者，达·芬奇会将看到的任何东西记下来，常常会反复记录自己的想法、清单和备忘录。
“6月6日，星期五，13时，我开始在宫殿里画画。当我放低刷子的时候，天气变坏了，有人敲铃叫人们到院子里去。草图被撕破了，大雨倾盆而下……突然，天气变得更糟了，雨下得很大，一直下到夜幕降临。白天变为黑夜。”
这些笔记和素描包括笑话、涂鸦、诗歌的摘录、信稿、家庭账目、颜料配方、购物单、银行结单、欠债人、人体和机械、翅膀和水上行走鞋的设计、油画构图以及布料、脸、情绪、动物、婴儿、解剖、植物、岩石构造、旋涡、战争机器、直升机和建筑的研究。
在一页解剖学相关笔记中，他想“描述一下什么是打喷嚏、打哈欠、癫痫、痉挛、麻痹、寒战、出汗、疲劳、饥饿、睡眠、口渴，还有欲望”。另一页则提醒自己要“描述啄木鸟的舌头”。
他的日记里满是小草图和详细的素描，记录了能引起他注意的一切。如果他看到了有着有趣面孔的人，他会整天跟着并观察对方。他观察过很多漂亮的年轻人，他们都有着广受赞许的“古希腊式轮廓”。另一幅经常被复制的画是素描贝尔纳多·巴龙切利（Bernardo Baroncelli）的遗体，1479年，他因谋杀罪在佛罗伦萨被绞死。这幅画还附有详细的注释，比如他死时所穿的长袍颜色。
他会把许多主题挤在一张纸上详细描述，如心脏或胎儿。也有许多光学、地质学、解剖学、滑轮组和相交圆几何学、植物生长或建筑物统计方面的观察，这些内容混杂在素描、心不在焉的涂鸦、粗俗的寓言和散文诗中。
达·芬奇对数学和几何学的迷恋，促使他用计算式填满了许多页面。1504年11月30日，他写道：“今晚我终于发现圆的求面积方法，伴着烛光与夜色，我在纸上写下了一切即将结束。”
这些日记似乎是打算出版的，至于没出版的原因却是个未知数。达·芬奇经常记下来他要开始写关于某个主题的新书，但草草几页之后，很多方案就被放弃了。
“1508年3月22日，佛罗伦萨，开始于皮耶罗·德·布拉契奥·马特里（Piero de Braccio Martelli）家中。这是一系列没有秩序的收集，取自我在此重抄的许多内容，希望以后能根据适当的位置来安排它们。我相信，在彻底完工之前，我必须重复同样的事情好几次。因此，亲爱的读者，不要诅咒我，因为题材太多，实在是记不住，不能说‘我不想写这个，因为我以前写过’。如果我不想犯这种错误，那就必须反复重读以前写过的一切，才有可能避免重复——特别是在间隔时间特别长的情况下。”
达·芬奇的脑
在我们看来，他的思想和人格都像是超人，作为人的那部分却神秘而遥远。
——海伦·加德纳（Helen Gardner）
达·芬奇是一个健康、精力充沛、活跃、敏捷的人，在晚年中风导致右手（但不是他的常用手）瘫痪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有身体或精神上的问题。虽然他活泼、机智、善于言辞，同时，也倾向于长时间保持沉默：“人类有很强的语言能力，但是话语大多是虚假和错误的；动物几乎没有语言能力，但它们的话语是有用而真实的。”
这份简略的医学履历表明达·芬奇一生中没有出现过任何疾病，但这能得出关于脑的结论吗？答案是肯定的，这除了能排除病理学问题，也能展现出与创造力有关的能力。
达·芬奇是个左利手。他曾描述自己观察一个小洞穴时，左右手的具体动作：“我的背弯成拱形，将左手放在膝盖上，右手下垂，皱起眉毛（通常先皱起一边眉毛，再皱另一边），看看我是否能在里面发现什么东西……”
他的画是用左手画的，画明暗渲染的时候，他的线条通常从左上往右下倾斜，也就是“\\”；如果是右利手画家，线条会从右上向左下倾斜，也就是“////”。
达·芬奇几乎每一幅画的阴影都是从右往左画，如果一幅画号称是达·芬奇手迹，阴影绘制却是从左至右，那多半就是一幅赝品。波帕姆（Popham）认为：“似乎没有一幅达·芬奇的绝对真品是用右手画的。”
可能是因为师从父亲，如果透过镜子看达·芬奇的作品，就会发现它和他父亲的画十分相似。达·芬奇的父亲是一位律师，应该不是左利手。达·芬奇留下的最早记录在21岁，那份笔迹表现出了镜像书写（Mirror Writing）的特征。有些人认为达·芬奇是早年发生意外或晚年中风才变成左利手，这一发现驳斥了此类观点。
达·芬奇画过左手握笔的素描，画中握笔的姿势很传统，大多数左利手和几乎所有右利手都会这么握。人们认为这幅素描画的是达·芬奇自己的手。
他写字不仅仅只有左利手一个特点。达·芬奇的所有字迹（包括签名）都是镜像书写。顾名思义，镜像书写就是指一个人的书写方向与普通人相反，每个字母都左右颠倒，像是照镜子一样。达·芬奇是已知唯一一个毕生都镜像书写的人。这种书写方式是从右往左写，也就是说，一个普通人要去阅读它，就必须从镜子里反着看才能理解。
瓦萨里提出：“达·芬奇用左手从右往左书写，写下来的文字非常奇特，以至于必须通过练习，才能透过镜子看懂他写下的内容。”卢卡·帕提奥利（Luca Paciol）[14]描述：“他用左手反着写字，所以只有拿着镜子，或者用光从反面照纸透出字迹，才能读懂。”
书写与语言有关，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活动。早在1688年，就有人首次描述了镜像书写这一现象，但直到1878年，布赫瓦尔德（Buchwald）才将它列入病理现象。100年前，艾伦（Allen）观察发现：镜像书写往往是神经疾病的一种症状；但这种疾病不一定是问题出现的真正原因，而只是导致其被发现的导火索。
镜像运动往往发生在童年时期，在成长过程中，人们可能会有意识地改变这种行为。用右手写字时，左手肌肉也会激活，从而自然而然地以镜像方式执行同样的书写动作。大多数情况下，镜像写作是左利手的一类变种。
镜像写作几乎只会发生在左利手身上，而二者并发的情况在智力障碍者中更为常见，因为他们很难将天生的镜像写作转换成可阅读的模式。诵读困难儿童（男性多见）不仅难以建立大脑优势（Cerebral Dominance）[15]，而且会出现词语颠倒、字母镜像书写等问题。镜像书写也可能发生在刚学写字的正常儿童（左利手或右利手）、先天性字盲患者（Congenital Word Blindness）、被教育用双手写字的左利手身上。此外，当你在自己额头上写字或在纸板背面反着写字时也可能出现镜像书写，另外，它还可能在头部被击打后的意识改变状态、催眠状态、癔病性迷睡状态、酒精和药物中毒、震颤、帕金森病、脊髓小脑变性（Spinocerebellar Degeneration）和精神恍惚状态下出现。举个例子，打字员在匆匆记录信息时，可能会误用左手按下镜像对称的按键，尽管右手就放在正确的键上。
对我们的双手来说，向外伸展（即离心）是最自然的方向。假设你用粉笔在黑板上划线，如果是右手握粉笔，自然而然就会从左往右画；如果左手握粉笔，就会本能地从右向左画。同理，如果你用右手画圆，就会顺时针画；换用左手，则会沿逆时针画圆。
为什么不是所有左利手都镜像书写？这可以归因于教育和西方文化的强大力量，在这种文化中，从左往右书写占绝对的统治地位。这可能增加左利手的耻辱感，更不用说镜像书写了。在儿童早期，还可能存在常规书写和镜像书写的竞争（在很小的孩子身上偶尔会出现镜像书写习惯），很快，左手镜像书写的倾向就会被全面打垮摧毁。
为什么达·芬奇没有在童年改变书写习惯，换用右手和传统书写方式？因为他在书写成长阶段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必须改用常规书写的压力。同时，他的信心和智慧足以抵御顺应环境的压力。最后，由于他的许多作品并不打算展示给公众，也就没有必要方便别人理解。
达·芬奇笔记本上的数字既有镜面书写，又有正常书写。这可能是因为在他学数学时，曾因镜像书写而遭到老师的批评，当时的他正处于获取新技能的年纪，可以用意志来控制自动动作。这可能就是他通常用正常模式书写数字的原因。
用传统的非颠倒方式书写的人，脑中言语中枢所处半球与利手的左右正好相反。举例来说，达·芬奇从小就是左利手，他以传统的姿势握笔，说明他的言语中枢很可能位于大脑右半球，这跟大多数人相反。
临近生命终点时，发生在他身上的另一事件也能支持这一观点。1517年10月10日，阿拉贡的红衣主教路易斯（Louis）面见达·芬奇。红衣主教的秘书安东尼奥·德·比蒂斯（Antonio de Beatis）写道，他们看到了“三幅画……它们都臻于完美，但实际上，由于他的右手瘫痪，我们也无法期待还能有更好的作品……尽管如此，他仍在致力设计”。这说明达·芬奇的右手因中风而瘫痪，但仍能用左手绘画，语言能力也没有受影响——如果他出现了任何语言障碍，德·比蒂斯不太可能不写下来。如果达·芬奇的言语中枢位于左半球，那么严重影响他右侧肢体的中风（主要影响脑的左半球）也不太可能单单避开言语中枢。
在去世前不久，达·芬奇罹患中风，在此之前，他的脑部没有表现出任何障碍或病理性改变。总结了以上种种证据之后，我们可以确定，达·芬奇的言语功能主要定位在右半球。这引出了本书的核心论点，脑的偏侧化程度决定了人类的自我表达能力，能够为一些受到问题和病理影响的个体做出补偿，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了卓越而统一的独特个性。
有人认为，读写困难、免疫机能紊乱和左利手具有共同的影响因素：产前睾酮水平升高。许多研究发现，创造力与左利手倾向有关，尤其是男性左利手。左利手在天才儿童中的比例，高于左利手在全部人群中的比例。
此外，还有人认为，偏侧化会影响性取向。在此提醒一句：如果你要冒险研究这个敏感领域，最好先写下遗嘱，告别包括妻儿在内的亲人，做好终身受虐的心理准备，承受来自暴躁的学者、公众和知识分子的辱骂。因此，我得说，下面的内容只是我对当前观点的回顾与总结，而这种理论虽然非常有趣，但仍缺乏切实可靠的证据。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争论性取向究竟是天生还是习得，抑或是二者共同作用。男同性恋者中的左利手比例高于一般人群。在右利手男性中，哥哥越多，则成为同性恋的可能性越大；而在左利手男性中，哥哥的数量与同性恋概率无关。
有研究表明，哥哥越多，男性成为同性恋的概率就越高。这种现象被称为兄弟出生顺序效应（Fraternal birth order effect）。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种解释认为，儿子生得越多，一部分母亲可能会对男性特异性抗原逐渐免疫，同时，抗男性抗体对男性胎儿脑性别分化的影响会逐步增加。
左右手的偏好和发旋方向具有共同的遗传机制。这表明，在相当大比例的同性恋男性中，性取向可能受到生物/遗传因素的影响，这一因素同样控制着发旋的方向，以及大脑半球的功能性偏侧化。
最后，留给我们的仍是达·芬奇的天赋才华，“独一无二”一词似乎不足以形容他不世出的天才。没有证据说明他具有任何精神类的疾病，所以他的同性恋倾向、优柔寡断、半途而废、理智化（Intellectualisation）以及对理解世界的执着，这些令同时代的文艺复兴伟人都无法理解的特质，都被视为伴随天才而来的附属品。即使相关研究已经从单纯的理论探讨发展为寻找可检验的事实证据，关于这些特质究竟从何而来，仍有待于不断猜想。从左利手、镜像书写、诠释许多方面（包括维度、形式、形状和视角）的非凡能力中可以看到，他的大脑非同凡响。虽然也曾有人具有这种能力，但没有人能将它与理解主体情感的直觉结合起来——这种能力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直到达·芬奇出现。我们有幸拥有一个达·芬奇已经足矣，他所开创的世界和作品都将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