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少有科学家能开创一场革命。然而，19世纪60年代的布罗卡与19世纪70年代的威尔尼克，都推动了失语症的革命。大多数推进某个领域发展的人，都得在一定程度上反抗前辈，摧毁过往；他们也理应与同时代人意见相悖，搅乱局面。通常情况下，一个领域越是秩序井然，就越是死气沉沉。
——诺曼·格施温德（Norman Geschwind）
人的灵魂在哪里？自从时间伊始，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众多智者、先知和哲学家。希伯来人认为灵魂和情感位于腹部；而古希腊人则认为人的体液（情感）位于横膈膜之下，而气（心灵）则位于横膈膜之上。至于脑，古希腊人认为它只是把双耳分开的物件，不过就是些“装在头颅里的东西”。这些观点导致在此后的上千年里，人们对脑的研究都很有限。
然而，在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关注的焦点转移了。莎士比亚把脑称为“被某些人认为是灵魂的脆弱居室”。达·芬奇的思维极为活跃，探索涉猎科学的多个领域。作为先驱者，他解剖了脑，并开发了一种将蜡注入脑中的巧妙方法，从而展示了脑室的轮廓结构。他认为，灵魂的主要成分就处在脑室之中。直到启蒙运动，人们才开始认为，灵魂源自脑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几乎无法彻底解决问题。为了摆脱教会对身体摇摇欲坠的控制，人们必须发明二元论。此时出现的人是那个无处不在的法国人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他宣称身体（意指脑）和灵魂是分离的，灵魂位于松果体（Pineal Gland），而松果体是脑中唯一悬置在正中央而独一无二的部分（因此不属于脑的组成部件）。
笛卡尔对松果体的论断很有意思，但并不正确——实际上，松果体只是一个位于大脑下方中心的小腺体。此时，灵魂仍牢牢掌控在神父手中，身体则成为医生和科学家的领地。后来，脑开始逐渐被视为人类的核心所在。早在1658年，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就认为思想是由身体的运动产生的——鉴于他在著作《利维坦》（Leviathan）中表现出的对大型鲸类的关注，这一点也不奇怪。16世纪时，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从希腊语“elektron”（意为“琥珀”）一词中提炼出电“electricity”这个词，还发明出了一种储存静电的方法——莱登瓶（Leyden jars）。莱登瓶类似一种原始的电池。约翰·沃尔什（John Walsh）认为，神经活动是电流体压缩的结果，于是请著名的外科医生和解剖学家约翰·亨特（John Hunter）解剖了一条电鳐鱼。1749年，在《机械学说》（Doctrine of Mechanism）中，大卫·哈特莱（David Hartley）把脑的周期性运动描述为一种叠加的振动。他认为，思想来自振动，来自这些物质实体的微妙运动。
人们开始确定，神经系统由这种独特的自然能量——电——操控，并且致力于梳理体内神经的功能。定义神经功能的是来自意大利的伽尔瓦尼（Galvani）。1790年，伽尔瓦尼用莱登瓶刺激青蛙腿部的神经，导致青蛙开始跳跃，证明肌肉收缩随着神经的电刺激而发生。他推测：神经电流是能量传递的原因。
到了18世纪，动物电的概念被转变成磁学理论，这距离弗朗兹·麦斯麦（Franz Mesmer）[9]只有一步之遥，其核心是通过催眠影响神经系统。这也导致了约瑟夫·盖尔（Joseph Gall）的崛起，他相信头骨是根据脑的形态而塑造自己的，因此研究它的外部挫伤很有价值，换而言之，研究头骨上的隆起有助于探索潜藏的人格，这一实践后来被称为颅相学（Phrenology）。
19世纪，通过赫尔曼·冯·赫尔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查尔斯·谢灵顿等人的不断探索，人们普遍相信脑就像神经系统的其他部分一样，都通过电传导起作用。奇怪的是，对于这种将所有思想和情绪都定位在脑中的趋势，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表示反对。作为一个确诊的疑病症（Hypochondriac）患者，威廉·詹姆斯认为腹部活动是深层情感的前兆。
如今，对神经系统的研究被我们称为神经科学，这一研究正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其一是神经病理学，研究手段是解剖大脑、检查切片，这有助于阐明神经系统疾病，但对精神病治疗几乎无甚帮助。其二，在提奥多·梅纳特（Theodor Meynert）的带领下，神经生理学应运而生，试图通过测量神经组织中的电流来弥合心身差异。梅纳特的信徒、年轻的弗洛伊德为了研究这些问题，将大量青春耗费在解剖电鳗的性腺上。
1870年后出现了一些重要发展。弗里奇（Fritsch）和希齐格（Hitzig）对普法战争中伤员暴露的脑进行实验，发现刺激脑组织能产生对侧身体的运动。理查德·卡顿（Richard Caton）发现了动物脑中的电活动。此后，刺激脑的研究方法传到了俄罗斯。1913年，俄罗斯神经生理学家普利维茨—涅明斯基（W.W.Prawdicz-Neminski）对一条狗进行了脑电波示踪（称为脑电图描记法），不过他的研究重点仍放在周围神经或个体神经上。
人们虽然觉得这些结果十分有趣，却没有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如果对青蛙腿部神经施加电流能让肌肉收缩，那么，我们能通过读取脑电来揭示其秘密吗？问题在于技术难度。在实验室中测量动物单个神经中的电脉冲是一回事，测量活体人脑的放电则是另一回事，这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技术水平。
1903年，威廉·埃因托芬（Willem Einthoven）发明了心电图描记器（Electrocardiogram,ECG），此时对生理现象的电测量手段达到巅峰。心电图的发明大大刺激了心脏医学和呼吸医学的发展。由于脑太过复杂，研究者对用电测量脑活动的可能性不屑一顾，主要致力于追踪单个神经元。在神经学家开始将行为与特定脑区联系（可以称为大脑定位）起来之前，大脑始终是个不可知的领域。保罗·布洛卡与卡尔·威尔尼克对脑卒中（又称中风）患者的研究表明，语言发展主要依赖于大脑左半球。对这些研究进一步的刺激因素是著名的菲尼亚斯·盖吉（Phineas Gage）事件，这位铁路工人在为铁路线铺设炸药时，不幸在一次爆炸事故中被一根铁棍击穿头颅，破坏了大脑额叶。此后，他虽然保住了性命，性格却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从一个敬畏上帝的模范公民变成了无所事事、品行不端的懒汉。这表明，控制力和礼仪都与额叶有关。
1915年后，人们几乎不再进行大脑定位研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8年，诺曼·格施温德的一项研究打破了寂静。格施温德发现，一种被称为颞平面（Planum Temporale）的结构通常在大脑左侧比右侧更大。脑的侧向移位导致大脑左颞枕区（言语中枢）周围显著扩张。脑的偏侧性决定了半球优势，对利手性、智力、言语和特殊技能都有影响。这同样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右利手倾向更强，学习单词更快，大脑发育也更早；相比之下，男性的成年人大脑体积更大，不对称性更强，空间能力更强。对脑的偏侧性的重新关注使得人们开始研究不对称在阅读障碍、利手、精神分裂症和创造力等问题中的作用。格施温德的研究揭示了创造性个体的一系列行为，发现了大脑的特定部分（即边缘系统）在人类情绪、行为和思维中的作用。我们对脑的理解从那时起发生了巨大变化。
格施温德对癫痫人格（Epileptic Personality）的研究，极大地影响了我对本书中许多人物的看法。早在圣经时代，人们就已经知道并描述过这一疾病，也加深了对癫痫的污名化。1951，法国神经学家亨利·加斯托（Henri Gastaut）描述了癫痫的一些特征。然而，格施温德关于多写症（Hypergraphia，即过度书写）的论文开启了对格施温德综合征的研究。
格施温德综合征跨越了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的界限，使我们对双相情感障碍（Manic-depressive Illness）和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的理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躁狂症、致幻剂状态、可卡因、双相情感障碍和颞叶癫痫都可能导致格施温德综合征。此外，它也可能作为一种正常变异，发生在没有脑部疾病的个体身上。
在颞叶综合征患者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患有格施温德综合征——大概不到10%。由于不会表现出通常意义上的癫痫症状，他们可能是最难偶遇的人，特别是在诊所或医院。研究显示，从古至今，格施温德综合征常出现在幻想家、预言家、神秘主义者、圣徒、艺术家、作家及其他具有创造性的人身上。虽然宗教狂和多写症可能点燃灵感，但也可能带来极端的道德化、迂腐和占有欲。
格施温德谨慎地将该综合征在发病时（发作期）或发作前后（发作间期）的变化区分开来。这种变化包括精神错乱、混乱和自动症（Automatisms）[10]。格施温德综合征是一种出现在癫痫发作期间的状态，由脑颞边缘区神经元不断激发的点燃效应（Kindling）引起。增加的神经元活动会加剧由颞叶边缘区介导的惯常行为。
格施温德综合征是克鲁尔—布西综合征的镜像，前者因颞叶过度激活引起，后者则由颞叶切除手术引发，二者的经典症状正好相反。格施温德综合征表现出对人类某些特性的强化，而这些特性正是最能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部分。
格施温德希望不要将这一问题病理化，将患者描述为存在行为模式问题，而不是人格障碍。格施温德综合征患者的行为主要具有情感性、创造性和精神性；最突出的特点是多写症（不可控制的写作冲动）和过度宗教信仰。此外，还有思维的黏性（Viscosity of Thinking）、占有欲、过度道德化、长期的愤怒、性欲缺失或异常，以及无法响应社会线索等特点。这样的行为通常被他人视为有倾向性、冒犯、对抗或分裂。
多写症是格施温德综合征最显著的特征，被定义为喜悦情绪的智能化表达。它较为罕见，大概只占所有格施温德综合征患者中的8%左右。多写症困扰着（也可能是享受，取决于个人观点）许多最多产的作家和艺术家。不过，大多数格施温德综合征患者都是普通人，并非伟大的艺术家、作家、画家和宗教人物。使人产生创造性的不是多写症，而是它对创造性活动的方式和形式的影响。多写症患者坐拥一堆笔记本，每页都充斥着他们对痴迷事物的详细描述，笔迹常常填满所有空白，还伴有绘图。由于细节描述过于累赘重复，缺乏意义，其他人几乎无法阅读这些作品。
许多艺术家和宗教人物表现出格施温德综合征的明显特征，在有才华、有进取心的人身上，多写症和宗教狂可能成为潜在冲动的放大器。多写症不仅表现在写作上，还可能出现在其他图形活动中。一个惊人的例子是艺术家毕加索（Pablo Picasso），他3岁开始画画，一直画到90多岁去世，每天必须画油画、速写、素描或雕塑等。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毕加索曾经患有癫痫或双相情感障碍等脑部疾病。下文中关于达·芬奇的章节也会提到，他惊人的作品数量，尤其是大量的日记，也证明他有多写症。
在去世前不久的1984年，格施温德写道：“要考察行为发生重大变化的病理机制，颞叶癫痫可能是我们发现的唯一原因，所以它带来的行为改变值得特别关注。这种综合征的重要性源自它在临床上的吸引力、发病率以及清晰的生理学范式，能清晰地解释脑改变之后出现的行为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