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辆黄色面的刹住车，停在马路中央时，孙良的脑袋从窗玻璃上弹了回来。眩晕感很快就消失了。他向窗外望了一眼，一根巨大的火腿肠的塑料模型竖在路边，一些表情困乏的人从塑料模型那边走过来，慢腾腾地横穿马路。透过司机身外的反光镜，他看见马路上已经堵了一长串车辆，许多司机都把脑袋伸在车外，在镜子里，那些脑袋就像车身上的小螺丝帽。孙良也把脑袋伸了出去，他想看看自己和别人有什么区别。就在这时候，车开动了。他的脖子一次次地碰到车窗上的半扇玻璃，喉结让玻璃拉得疼痛难忍。他赶紧把脑袋缩回车厢。
眼下正是仲春时节，从黄河岸边吹来的风沙使城市的天空显得灰蒙蒙的，孙良感到嘴唇发干，牙缝都钻满了沙粒。车速加快之后，窗外的商店、广告牌、垃圾罐，车辆、人群、饭店，都一闪而逝，和灰蒙蒙的背景融为一体，仿佛它们并没有存在过一样。在一个十字路口，孙良发现女人们都裹着方格头巾，只是方格的大小和颜色有着微小的差别。这大概是今年春天的流行服饰，他想，待会儿下车的时候，我也要给杜莉买上一条。要买就买那种带着菱形格子的蓝色头巾。杜莉的脸有些浮肿，蓝色头巾能使她那张肿脸显得稍微瘦削一点。
过了十字路口，孙良发觉眼前的道路有点陌生。几分钟之后，陌生感又加强了。他又想起了那根巨大的火腿肠。两个月前，他和杜莉一起散步的时候，曾在新华肉联厂门口看见过一根充气的火腿肠模型。那是他们散步时走得最远的一次。后来，每次出来散步，走不上一站路，杜莉就执意要拐回去。她说她不愿让人看见自己臃肿的体态。随着预产期的日益迫近，杜莉越来越懒得动弹了。她就像一只孵蛋的鸡，整天蹲在窝里。想到这里，孙良顿时意识到，早该下车了。现在，车越往前开，他离家就越远。
杜莉没有午睡的习惯，但她现在却睡得很熟。孙良走进燥热的卧室，觉得只穿内裤的杜莉，很像一头奶牛。像往常那样，她躺在紧邻床沿的地方。这是她的习惯，她一上床，就固定好她的位置，这样就不至于睡死以后滚到他这边来。
孙良在卧室里坐了片刻，汗水使他的上衣紧粘在身上，使他感到不舒服。这一室一厅的房间，就像一个小小的蒸笼。他走进厨房，发现煤气灶没有关掉，微小的火苗在独自燃烧。那微微晃动的火苗仿佛随时都会被风吹灭。这个杜莉，太粗心大意了，孙良想。
他下了一碗面条，站在厨房里填饱了肚子。洗碗刷锅的时候，他看见一只铝锅里盛着半碗骨头。不消说，那又是猪蹄上的骨头。自从杜莉听说猪蹄对孕妇有养颜效果之后，她就成了猪蹄的热心消费者。孙良在一份文摘报上看到过一则报道：猪蹄主要作用于孕妇的乳房，使乳房更加结实，使奶液储备得更为充足。这么说来，杜莉能有那么一对饱满的乳房，与猪蹄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孙良把没有啃净的骨头放在锅里熬了一会儿，加上盐、葱花、味精，慢慢地喝着。他想，她去买猪蹄的时候，顺便给我捎上一条猪舌头该有多好，她分明知道我是口条爱好者。一想起猪舌头那种陈腐的味道，他的胃口就变得出奇地好，那种陈腐的味道总是微微地刺激着他的味觉。孙良想着猪舌头，把骨头汤喝了下去。
和杜莉不同，孙良每天中午都要上床躺上个把钟头。在睡觉方面，孙良相信量变能够产生质变。他患着严重的失眠症，他认为，即便睡不着，只要你躺的时间长了，也可以起到睡眠的效果。现在，他脱光衣服躺到床上的时候，发现床上有几粒药片，他一眼就认出那是速效利眠宁。杜莉显然是凭借药物的作用安然入睡的。对孙良来说，只吃利眠宁，效果是出不来的。他得把利眠宁和三唑啉混到一起吃，才能勉强入睡。
疾病都是悄悄到来的，失眠症也不例外。现在，他已经记不起他是何时患上这种毛病的。近一年来，他经常嘀咕：失眠是一种顽症，只有我死了，它才会放过我。现在，他一边嘀咕着这句自己创作的格言，一边伸手在床头柜上摸药。三唑啉药瓶里的一张字条引起了他的注意：
活动提前了，晚上七点开始。
孙良在字条的背面写上：
知道了，六点钟摇醒我。
然后，他把字条重新塞到药瓶里，躺了下来。
事实上，孙良躺下没有多久，杜莉就坐起来了。她莫名其妙地叹息了一阵，就到梳妆台前拨电话。电话似乎没有打通，她只好又回到床上。现在，孙良想杜莉压根儿就没有睡着，刚才，她大概是在装睡，或者说，进入睡眠，忘掉让她坐立不安的烦心事，是她的美好意愿。但是，事实背离了她。近些天来，他发现杜莉有点神不守舍，她甚至染上了丢三落四的毛病，今天忘记关煤气就是个明证。几天前，杜莉的朋友穆文宁曾提醒孙良，杜莉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死在手术台上了，这梦很有意思，你可得提防一点。说这话的时候，穆文宁一改过去嘻嘻哈哈的习惯，显得郑重其事。
让孙良感到奇怪的是，随着生产日期的迫近，杜莉对性事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这似乎有点违背常理。挺着大肚子做爱，动作的难度系数是比较大的，而且还有点冒险。但是，除了满足她这方面的要求，孙良觉得自己似乎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
现在，孙良感觉到她在拧利眠宁的瓶盖。她把那张字条掏出来，支着身子，把那张字条看了许久。这期间，她的肩膀触及到了他的左手，或者说，他那摊在床垫上的左手碰到了她肩膀上的肉。滑溜、柔软、发烫，既让他起腻，又诱惑着他。她扭过头看他，虽然他半闭着眼睛，但他仍然能看到，她的目光直接停到了他的短裤上面。
那就让它赶紧竖起来吧，他想。他把眼睛闭上，眼前慢慢浮现出一部录像带上的镜头。他曾在一位同事家里看过一部名为《性船》的录像，那位副教授整天操心收集激光唱盘，三、四十年代的原版小说集，黄色录像带，国外的广告杂志，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构成了他的生活。孙良每次去他家里串门，他都要展览一下他的收藏品。眼下，孙良想着录像带里的一个交媾镜头，感到他的那个东西把短裤顶了起来。然后，他抓了一下她的肩膀，提醒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她翻过身，脸对着他，将她那肥胖的身体贴过来时，他突然获得一种奇异的感受，他总把全身都送进她的体内，头先进去，接着是肩膀和躯干，使她的子宫撑得满登登的，使她的肚子更鼓更圆，使他和她肚子里的婴儿，像双胞胎似的，脸对脸脚勾脚地拱在一起。
这样折腾了一阵之后，他困乏地倒下了。药效使他昏昏欲睡，而杜莉似乎仍处于谵妄状态。她站在床边，俯视着他，说，你差点把我压扁，你怎么不加把劲把我压扁呢？孙良枕着双手，含混地嘀咕道，《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法》，我还是学过的，我可不能把你压扁，我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再说啦，把你压扁了，我就当不成爹了。
孙良从短促的睡梦中醒来的时候，杜莉正在化妆。她背对着他，使他看不清她真正的脸。不过，他可以通过她前面的镜子，看见她的影像和她化妆的全部动作。作为一名戏曲演员，杜莉对化妆之道不但热衷而且非常精通。这是她最后一次参加剧团的活动了，这天晚上，她所在的剧团就要宣布解散了。现在，孙良吸着烟，看着镜子中杜莉的那张脸。她先在脸蛋上涂一点润肤霜，然后抹开。那是一种灰白色的脓状的物质，她将它们抹到眼睛四周、下巴上面、耳垂下面、喉咙上面，接着，她用海绵球将各个部位打磨了一遍，再换一块棉花球，蘸着粉，在脸上擦过来擦过去。通常情况下，杜莉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这一次她又从梳妆台的抽屉里取出了一个不锈钢盒子，从里面取出睫毛钳和眉笔。当她用镊子一根根地挑动眼睫毛的时候，孙良觉得杜莉过于看重了这次聚会。几天来，她翻来覆去地更改计划，一会儿说要去参加聚会，一会儿又说这种活动其实毫无意义，最后一次奖金领到手之后，就没有必要再凑这份热闹了。为此，她甚至和穆文宁反复商量究竟是去还是不去。孙良想，穆文宁一定是被她问烦了，才对她说，当然要去，咱们得把剧团的最后一笔钱吃光。当杜莉向他转述穆文宁这句话的时候，孙良说，我陪你去吧，最后一顿晚餐上说不定还有一道口条凉菜哩。
京剧团位于四马路，距他们的住所不远，走过去需要一个小时。他们四点钟就从家里出来了。鉴于杜莉已经修饰打扮了一番，孙良觉得自己也很有必要理理发，修修面。和杜莉一起走在街上的时候，孙良发现，在室外的阳光下，杜莉的那张脸和她的实际年龄有些不相符。她那精心修饰过的脸蛋，类似于少女。通常情况下，少女的脸还没有完全长开，有点憨乎乎的味道。现在，杜莉的那张脸就具有这种效果。他还是首次发现杜莉有这种返老还童的技术，他甚至忍不住地向杜莉指出了这一点。
孙良进理发店的时候，杜莉就站在门口的电话亭旁边等他。因为时间尚早，孙良就消停地在里面排队，等待那个穿着开衩很高的旗袍的女理发师给他理发，而不去理会一位中年男子的暗示，那个男理发师拍着摇椅，给他使眼色，让他坐过去。孙良理过发之后，对女理发师说，再给我上点焗油。女理发师说，先生，你遇到什么喜事了吧？我看你很高兴的样子。孙良盯着镜子中旗袍的开衩，说，不瞒你说，我要当爹了，我刚结婚没多久，就要当爹了，我老婆说我非常管用。
他在理发店里又磨蹭了一会儿个才走出来。杜莉正站在马路对面的一个花店门前，和一个手持花篮的人闲聊，没有发现他在这边注视着她。那个瘦削的中年男子将花篮挂在脖子上，做出一副鬼脸，逗得杜莉哈哈直笑。等杜莉笑够了，他才把花篮取下来。就在这时候，他的眼镜被花篮绊掉了。隔着马路，孙良看见破碎的镜片在地上闪闪发亮，接着，他听着杜莉又大笑起来，而那个男的弯腰拾眼镜的时候，却打了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孙良走过去时，杜莉脸上的笑意还没有收完。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孙良问杜莉。杜莉愣了一下，指了指花店的主人说，他正向我推销花篮呢，咱们买个花篮吧。
应该买个花圈才对，孙良说，因为你们剧团刚完蛋，应该买个花圈祭奠一下。
孙良话一出口，就感到言中有失，而且不得要领。杜莉迟疑了片刻，突然说：是你自己要来的，又没有人非要请你来不行。说完，杜莉就用高跟鞋底踩着路面上的镜片，玻璃的破裂声细碎刺耳，孙良张着嘴，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在那一刻，他很想抽身走掉，但他却移不动脚步。就在这时候，那个瘦削的中年人从花店里走了出来，孙良看到中年人手里举着一束花，上面的花瓣已经枯萎。他走到孙良跟前，低声地说，你快当爹了吧？
这个中年人说话有些结巴，把“爹”字连说了几遍。孙良听到杜莉笑了一声，那笑声是从鼻孔里发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她的气是消了，孙良想，她是个孕妇，我不应该和她怄气。于是，他跟着杜莉笑了起来。他对中年人说，预产期在下个星期，具体在哪一天，一时还说不准。
今天是星期五，你们应该给孩子订一束花，使孩子一睁眼就能看到花。
看得出来，这个中年人并不是个熟练的推销员，他更像是一位落聘的中学教师。这简单的几句话，竟说得自己前额冒汗。他拿出一沓鲜花的照片，让孙良挑选。孙良和杜莉互相交换着照片，听着中年人介绍花的品种和每种花的喻意。康乃馨象征温情，是抚慰的意思；满天星表明富足，现在谁都想让钱包鼓一点；马蹄莲象征纯洁；玫瑰象征爱情。中年人说，你们可以各样都要一点，配成一束。孙良看着杜莉，说，你喜欢哪种花？杜莉把照片还给中年人，说，你送我什么花，我就要什么花。
那就各样都来一点，我下星期来取。中年人听孙良这么一说，就要求孙良把电话号码留下。最后，他把手中那束有些枯萎的花送给杜莉，说，我便宜给你吧，只收了你半价。孙良这才知道这束花杜莉已经付过钱了。中年人说，预定的那束花，来取的时候再付钱。说完，中年人就拐回了花店。孙良发现他走路时膝盖不打弯，好像腿上缠着绷带。这一发现使他心里又凄楚又满意，一方面他对这个中年人突然有点怜悯，另一方面，他认为杜莉不可能看上这个残疾人，他刚才的发火其实毫无必要。
在通往四马路的路上，那束花在孙良和杜莉之间传来传去。准确地说，是孙良经常把花束从杜莉手里要过来，放到脸前嗅着。那残余的花香让他感到微微的沉醉。当杜莉把花束要回去的时候，他还有点恋恋不舍。
让孙良感到纳闷的是，他和杜莉在规定的时间到达剧场大院，却成了第一批到达的人。大院外面停着三辆推土机，一辆大吊车，它们时刻等待着推平剧院，建起一个跑马场。剧场大院里空空荡荡的，只有几个小孩在放风筝。剧院的入场口挂着一把铁锁，显然不可能有人进去。孙良和杜莉在院子里慢腾腾地散步，更多的时候，杜莉执意在离大院门口不远的地方转圈，这样，任何人只要一进门，她就能立即看见。在漫长的等待中，杜莉吸了四支烟，孙良不得不提醒她，抽烟对胎儿没有一星半点的好处。杜莉说，我看你是等得不耐烦了，你回家吧，我一个人在这里等。说着，杜莉就把烟踩灭，朝门口走去，仿佛这样一来，她的同事们就会很快出现似的。七点半的时候，天色变暗了，剧院门口那盏灯亮了起来。孙良对杜莉说，他们不会来了，你没有把日期记错吧？杜莉慢腾腾地转过身，将那凸起的肚子连拍了几下，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今天不是星期五？她这样说着，又捶了几下肚子，好像眼前的这种情形，是她肚子里的小东西造成的。
杜莉眼睛中流露出的悲愤，使孙良心里颤抖了一下。他突然觉得杜莉其实非常可怜。一个行将生产的孕妇，仍然牵挂着一次可有可无的聚会，可那些人却一点都不负责任，不把她这份赤诚之心当成一回事。这么想着，他就扳着杜莉的肩膀，说，我爱你，杜莉。他拾起她的一只手，两只软绵绵的手握在一起，坚持了一会儿，才互相松开。
穆文宁出现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孙良看见穆文宁站在大门口的光影里，迟疑了片刻才向这边走过来。孙良一直觉得穆文宁有点难以捉摸，在他和杜莉认识之前，他曾和穆文宁交往过一段时间，他对她的了解仅限于肉体，他知道抚摸她的哪个部位能使她兴奋得叫唤起来，但他从来没有探究过她的想法。时间一长，双方都互相厌倦起来，穆文宁很快就把杜莉引荐给了他。从那之后，他和穆文宁就很少单独见面了，不过，穆文宁和杜莉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她们经常互通电话，骂骂男人，议论某条晚报新闻，诅咒黑心的官僚，谈谈某位从她们剧团走出来的歌星，顺便互相兜售一下那位歌星的私生活。前段时间，孙良得知穆文宁的丈夫因酒后驾车，在电线杆上撞死了。孙良觉得穆文宁在那段时间里的言谈举止有点不可理喻。她太开心了，孙良记得，他和杜莉去看望她的时候，她说，自从那个酒鬼完蛋了之后，她连梦都没有做过，每天晚上都睡得很香甜。
这会儿，穆文宁看着他和杜莉，眨巴着眼睛，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我一进门，就看见了动人的一幕。孙良知道她指的是刚才他和杜莉两手相握的事儿。经她这么一说，他也觉得那一幕确实有点动人。他对穆文宁说，艺术家，你让我们都快等死了，等得花都谢了。他看了一眼杜莉，杜莉正把脸埋在花束上面。她没有搭腔，穆文宁也没有吭声。
过了一会儿，穆文宁首先打破了沉寂，对杜莉说，活动地点改到香江酒楼了，因为大家都想玩得开心一点。她说她到了那里，发现杜莉不在场，就猜杜莉要么没来，要么就是在剧院瞎等，所以，她赶紧骑着摩托过来了。她的丈夫死后，保险公司付给了她一笔钱，她就用这笔钱买了一辆本田摩托车，杜莉每次提起那辆本田，都羡慕不已。这会儿，穆文宁和他们一起往门口走的时候，孙良说，你们两个人骑摩托走吧，我租个面的过去，我们在酒楼前碰面。这会儿，他其实很想借这个机会走掉，只是考虑到杜莉行动不便，担心她在酒楼里闹出什么事来，才说出这么一番话。
杜莉果然在酒楼门前等着他，不过，她手中的那束花不见了。当孙良从面的上弯腰出来的时候，杜莉很快迎了过来。她的情绪变得出奇的好，她摸摸他的领口，拉拉他的领带，说，孙良，你不是有朗诵的天赋吗？待会儿，出个节目，就算是替我出的。杜莉吻了一下他的腮帮，在那一刻，他甚至感到她的舌尖舔了他一下。好长时间了，她都没有吻过他了，她的理由是，既然是接吻，就得动用舌头，对方的舌头也可能拱进来，这两者都会使她的口感遭到损害。现在，杜莉突然来了这么一下子，孙良有理由表示高兴。因此，杜莉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他想，杜莉无非是想让她的同事们知道，自己嫁给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好男人，即便剧团再解体十次，跟她也没有多大关系。女人的虚荣心真是又俗气又可爱，孙良想，我虽然没钱给她买摩托车，但这点小事我还是可以满足她的，再说啦，能在一群漂亮的女人面前念念诗，抒抒情，也是一件快事。换个场合，这么做还要被看成是矫揉造作呢。这么想着，他就揽住了杜莉的肩膀。
作为大学里的一名副教授，孙良很少有机会参加酒会，让他感到奇怪的是，虽然眼前的这种酒器相碰众声喧哗富丽堂皇的场景他以前并没有出入过，但他并不觉得陌生。这使他想起了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他的一位炒股发财的朋友，在赌场上一夜输了十五万元，虽然他一辈子也不可能攒够那么多钱，但他仍然觉得十五万元并不是一个多么大的数字。没过几天，那位朋友又对他说，钱又赢回来了，只要在牌桌上做一点手脚，钱就像长着翅膀的天使，直往他的裤兜里飞，他赢了三十七万，而且把对方的老婆赢过来睡了半夜。当那位朋友眉飞色舞地向他讲述前半夜的历险记和后半夜的种种趣事时，孙良感到自己一点也不激动，而且，他清醒地意识到，这并不是因为自己厌恶朋友的赚钱手段，也不是因为自己对钱不感兴趣，而是……而是什么呢？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虽然他知道把自己卖了也卖不到那一个零头。
现在，他揽着杜莉走进一楼大厅的时候，那些精致的闪闪发亮的餐具，造型奇特的水果拼盘，吧台旁边的小乐队，一方面刺激着他的感官，一方面又使他的感官变得麻木。他看见一个谢顶的中年人站在乐队前的小圆台上，拿着话筒在说话，似乎是在追述剧院辉煌的历史，孙良听到他提了几个早就死掉的艺术家的名字，但没有听清楚他是怎么论述剧院解体的经过。谢顶者讲话的时候，坐在一张张圆桌旁的人，一边说笑，一边频频举杯。杜莉的出现，使那张靠近小圆台的桌子周围，发生了小小的骚动。立即有一个年轻人把酒杯伸在孙良和杜莉的缝隙间，说，孩子生下来，就叫剧终吧。他话音刚落，大家都举杯站起来，纷纷喊着为剧终干杯。杜莉正在东张西望，她显然没有听清那个人的话，看到大家都把目光聚在她这里，她就问孙良：举重？为举重干杯？我真像是举重运动员吗？孙良忍俊不禁，率先笑起来，同桌的食客也被杜莉的话逗得哈哈直笑。杜莉醒过神来，不失时机地把孙良介绍给大家。这是我丈夫，孙良，大学里讲美学的副教授，杜莉说，待会儿让他给我们出个节目。杜莉一边说，一边用揶揄的目光看着满面笑容的孙良。这种目光，其实暗含着夫妻间的亲昵，孙良想。他接过杜莉的话头，说：大家别听她瞎说，我根本不会演什么节目，我是被她拉来凑热闹的。他举起酒杯，邀同桌的人一起为剧终干杯，然后，他又当着大家的面，高声地向杜莉解释一番剧终的含义。
他还没有说完，杜莉就和其他人一样，像鸭子似的一起转头，向乐台望去。孙良只好止住话头，也转过身去。一位穿着透明黑纱裙的女人站在乐台上向大家招手致意，孙良就认出她就是这座城市眼下正在走红的歌星，杜莉和穆文宁把她看成是一枚发酸的葡萄，经常在电话里谈论此人。他记得杜莉曾手执电视遥控器，将有这位歌星的节目的频道换到动物世界上面去，过不了半分钟，又换过来，同时引用穆文宁的名言说：这个娘儿们一见到电视导演，就脱光衣服，举双腿致意。但是，眼下杜莉却和别人一样，看得津津有味。
这个娘儿们先说了一番她听到剧院解体时的痛苦心情，并说尽管她早就脱离了剧院，但她一直把剧院当成娘家。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位身穿白纱裙在沙漠里爬行的女人形象，电视机外面的这个娘儿们立即载歌载舞地表演起来，她一边表演，一边带头鼓掌，整个大厅里顿时热烈起来，每个人都变得喜笑颜开。
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
风吹来的沙，堆积在心里，是谁也擦不去的痕迹。
桌边的艺术家们听红歌星唱完之后，才扭过身吃菜。又一轮凉菜端上来了，果冻，莴笋，油焖大虾，牛耳朵。莴笋搭成的白塔，一筷子上去就坍塌了。孙良夹了一块莴笋，放到杜莉面前的小碟子里，这时，他发现杜莉正瞧着筷头发愣。他提醒她多吃素菜。杜莉又发了一阵愣，然后放下筷子，操起叉子，将那块莴笋挑到一边，伸出舌尖舔着碟子里的色拉油。孙良顿时想起了“猫”这个词。她的动作与进食的猫相似，这样一来，她的唇膏就不至于被污染，但她的吃相确实有点失态，孙良想，在外人看来，这肯定带着性的寓意。
一个女人走过来和杜莉攀谈，孙良听见那个女人说，过段时间，她也准备生个孩子喂喂。这太容易了，他听见杜莉说：只要你不小心，就能生一个。问题可没那么简单，我现在缺男人，那个女人说。孙良马上意识到站在他身边的这个女人是个嗷嗷待操的寡妇。她说话的语气极具挑逗性，很可能是让这张桌子上的某个男人听的。孙良不由得深入地看了一下她的领口，一挂晃动的项链阻碍了他的视线，使他劳而无获。他想，如果他在这里继续听下去，杜莉或许会有些想法。他正犹豫着是否要走开，杜莉正好扭头对他说：孙良，你到别处去玩吧，我们在这儿聊聊天。孙良朝那个女人点点头，又吻了一下杜莉，就上楼了。
二楼的情形与一楼没什么两样。人们都在品尝美食，观看节目，互相逗乐。他没在二楼停留多久，舞曲和吵闹声将他引到了三楼。孙良没有跳舞，而是绕着舞池的边缘走来走去。在舞池的外围，男人和女人成双作对，坐在小圆桌旁心不在焉地啜饮着橙汁。玩牌的人凑在一起，讨论牌的花色和点数。孙良像是站在门槛之上，既观看着外围的场景，又被舞池里缠绕在一起的男男女女吸引着视线。他刚燃上一支烟，一个女人就依偎到了他的身边。孙良的手仿佛自动地揽住了她的腰，两个人朝舞池中央滑去，在昏暗的光线下，他没有看清她的脸。两张脸贴在一起，或者说，两片腮帮上的肉贴在一起。当他们转到池边的时候，孙良突然发现一个美貌性感的妙龄女子独自坐在桌边的摇椅上，嘴角叼着一根塑料吸管，好像在等候什么人。孙良顿时有一种冲动，想陪她喝一杯橙汁，吃一块点心。他感到嘴里顿时充满了橙汁的甜味，稍带点酸味，总之口感极为舒服。但是，他无法松开身边的这个面目不清的舞伴，这支舞曲才刚刚开始，结尾还遥遥无期。孙良只能想象他正抱着的这个舞伴就是摇椅上的女子。这么一想，他就来神了，他的十个手指挨个儿使劲，摁紧对方的肉。那些晃动着的身影在他旁边挤过来挤过去，阻挡住了他的视线，他被人拥到了舞池的另一边。当他带着身边的舞伴重新晃到这边来的时候，发现摇椅上的女人已经离桌而去，只有摇椅在昏暗的光线中独自摆晃。
杜莉就是在这个时候摸来的。孙良正在想那个女子一定坐着计程车在空旷的大街上游荡，感觉有人拉了他一把。我已经把节目报上去了，杜莉说，过一会儿，你就得上场了。她一边说话，一边往他身上靠，满嘴的酒气都吹到他的脸上。
她似乎已经醉了。孙良定神看着她手中的高脚酒杯，然后又看看她那凸起的肚子，仿佛这样才能确认她是杜莉。
在学院的师生联谊会上，孙良的节目总是诗朗诵，这是他的拿手好戏。虽然他咬字不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混乱不堪，但他还总是赢来不少的掌声。他的音色很有特点，那种声音仿佛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由于痰液的作用，尾音轻微发颤，猛听上去，很有点卡通片里唐老鸭的韵味。他曾用这种腔调朗诵过马克思写给燕妮的情书，听众们仿佛叫人胳肢着一样，笑作一团。
现在，他准备朗诵艾青的抒情诗《迎接一个迷人的春天》。他和杜莉谈恋爱的时候，曾对杜莉朗诵过叶芝的《当你老了》和艾青的这首诗。他认为在眼下这种场合，朗诵艾青的这首诗具有特殊的意义，一则可以鼓动艺术家们从剧团解体的阴影中走出来，二则可以引起杜莉对往昔生活的美好回忆，同时，他要把这首诗献给即将出来的婴儿。
不知道你们听见了没有——
这些夜晚，从河流那边传来了一阵阵什么破裂的声音。
呵，原来是河流正在解冻，河水可以无拘束地奔流了，大片大片的冰块互相撞击着，互相撞击着，好像戏院门前的人流，带着欢笑拥向天边。
眼下已是午夜了，肉体的困顿倒显得他的记忆出奇的好。往常，这正是通夜失眠的征象，但是现在他却为自己良好的记忆感到高兴。他在心里朗诵着这首诗，并仔细地揣度诗行的排列方式所带来的语气的变化。他想把杜莉拉到一个较安静的角落，先给她念念这首诗，征询一下她的意见。孙良一边在大厅里搜寻着杜莉，一边回想起他最初向她念这首诗的一些有趣的动作：他怎样悄悄地把她的裙子撩到腰间，裙子的静电发出细碎的噼啪声。这会儿，他没有看见杜莉，倒是看见了穆文宁。他想杜莉应该和穆文宁在一起，可是穆文宁身边并没有她的影子。他看见穆文宁和一位男子站在墙角的屏风前闲聊，一位穿红背心的侍者端着酒盘站在他们身边。他们说上几句，就抱到一起吻上一次。孙良远距离地注视着穆文宁的后背，觉得她的身材确实优秀，完全值得一抱，那个男人还是很有眼力的。
后来，一阵酒器破碎的声音惊动了孙良，他还没有转过身，就又听见菜盘落地的清脆的响声，从声音上判断，有几只盘子在地板上滚动了一会儿才被什么东西撞碎。起初，孙良以为这些声音是电视发出的，因为电视里正放着MTV节目。他像别的人一样看着电视机前那个正唱得入迷的歌手，他听不见他都唱了些什么，他想，如果我站到那个小圆台上来上一段，准比他唱得好。就在这个时候，穆文宁从他眼前走过，走到了楼梯跟前，接着他就听见穆文宁的一声惊叫，杜莉——
躺在地上的正是杜莉。她的两只手撑住地板，想爬起来，但她身体的重量迫使她重新躺下。当孙良跑过去把她安置到椅子上的时候，那张空荡荡的桌子上只剩下了一束花。
那束花被菜汤沾在桌面上，杜莉伸出胳膊试图够住它。孙良把它从桌面上揭下来，递给杜莉。仿佛她刚刚发现他是孙良。她的眼睛和嘴巴都张得很大，然后又急遽闭上了。孙良把那束花举到鼻子下面，深深地嗅了一下，花香早已散尽，只留下了菜汤的味道和鱼子酱的腥气。他端详着那束花，掐着紫罗兰的枝叶，然后，他把花又递到她面前，说：接住它，它又不会咬人。他那样固执地举着它，仿佛要逼着她把它吃下去。如果不是穆文宁把它夺了过去踩到脚下，他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收场。
是穆文宁用摩托车把孙良和杜莉运回去的。她先把杜莉运回，然后又拐回来接孙良。这时候已是后半夜两点钟左右了。穆文宁把孙良送到楼前，掉头欲走时，孙良喊住了她。
还有事吗？穆文宁说，你们这对活宝快把我烦死了，我急着赶回去吃夜宵呢。
孙良走到车前，半天没有开口。在昏黑的夜色中，摩托车的前灯照出一道刺眼的光束，孙良眯缝着眼，瞧着那道光，他走到那道光里，看着自己的脚在原地踏步。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了，他说：穆文宁，她是怎么回事儿？她怎么会突然跌倒呢？她是不是遇到什么人啦？
我才懒得管这档子事呢，穆文宁说。她低声地笑了笑，打着手势，让他闪开道。孙良愣了一下，躲到一边去了，穆文宁和她的本田四〇〇很快就消失了。
孙良走进房间，看到杜莉已经睡下。她平躺在那里，脸上还有一道擦痕，像刀疤一样非常醒目。孙良把灯拉灭，然后又突然拉亮，他看见刀疤上面的眼帘纹丝不动，这才相信她确实睡着了。这一点出乎他的意料，刚才上楼的时候，他还在想，杜莉一定正在构思对付我的手段，见我进来，她的态度会是小心翼翼的，她要试探一下我的心理，然后要拐弯抹角地打消我对她的怀疑，如果我发作起来，她就将狡辩……可是，她现在却睡得那么香甜。
他在床沿坐到四点钟的时候，杜莉还没有任何动静，如果不是他听见她的鼾声，他就会以为她已经死掉了。他的眼前不断浮现出餐桌上的那个花束，他不知道她要把它送给谁。反正那个人不是我，他想。翻来覆去地想了一会儿，睡意就爬了上来。
当鼓胀的膀胱把他憋醒的时候，已经是星期六的后半夜了。他看了一下墙上的石英钟。五点啦，他想，我在床上躺了二十几个钟头，这与其说是沉睡，倒不如说是昏厥。又过了一会儿，他听见电车在大街上驶过，早起的人们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已经是星期天了，他们要到哪里去？自由市场？百货大楼？到郊外踏青？抑或到教堂去做礼拜？
这时候，他恍恍惚惚听见一阵呻吟声，遥远而又迫近，时断时续的，让他很不舒服。几乎同时，他闻到了一股酸臭味，呛得他直想打喷嚏。这两种糟糕的事物，都使他失去了再睡下去的兴趣。他张开眼睛，眼球被光线刺得发疼，他只好又闭上了眼。
几分钟之后，他意识到呻吟来自杜莉，以此类推，呛人的酸臭味儿也是她捣鼓出来的。她在搞什么鬼？他对自己说。很快，他就发现杜莉并不是待在床上，而是坐在梳妆台边。准确地说，她是卧在梳妆台边的藤椅里，像是在做跏趺功。她的脑袋悬在扶手上，一大摊秽物正沿着地板砖的缝隙四下漫延。他喊了她一声，她毫无反应。他赶紧走过去，用手在她的眼前晃晃，然后捏了捏她的鼻孔。这一下，她的嘴巴张开了。他试探地叫了叫她的名字，她仍然一声不吭。他连忙后退两步，鼓足勇气高喊了两声，这么一来，杜莉的眼皮才翻了一下。
直到这天中午，孙良才知道杜莉患的是妊娠中毒症。她一直处于昏厥状态，午后两点钟，他听见她嘟囔了一句什么话，但他没有听清楚，也不可能听清楚。这间靠近电梯井的病室里，住了三个孕妇，除了杜莉，还有一个也是昏迷不醒。她的丈夫是个电影放映员，模样瘦小，一支接着一支抽烟。他非常内行地对孙良说，妊娠中毒症能引起子痫，使病人失去意识，偶尔醒过来，也是满嘴胡话。孙良给他递上一支烟，问道：人会傻掉吗？放映员说：这很难说，不过，她们至少现在是傻的。说完，放映员用烟头指着杜莉腮帮上的那道擦痕，嘿嘿嘿笑起来。孙良不知道他为何发笑，迷惑地望着他。他对孙良说，咱们都有同感，把人逼急了，真想扇她们两巴掌。他夸张地打了个扇人的手势，说，不过我已经很久没碰过她们一指头了。
肯定是她扇你，那个靠在床头上的孕妇突然插了一句。她正在翻阅《环球银幕》杂志。在三个孕妇中，她是唯一清醒的人。她的丈夫坐在床边，一直沉默不语，听妻子这么一说，他朝孙良和放映员使了个眼色，像是请求他们别再多说话了。
三点钟的时候，主治医生孔繁树来到了病室。在此之前，他已经听护士说，孔医生是有名的妇科大夫。你一看就知道了，护士说。孔繁树和这位护士一起走进来时，护士向孙良眨巴了一下眼睛。孙良发现孔医生和常人没什么两样，他脸色红润，谢顶，矮胖，显然患着高血压，很可能还是个动脉硬化患者。他站在杜莉的床边，看着护士把杜莉那条连着输液管的胳膊从被单里拉出来，又塞回去。孙良站在他的左侧，看一眼杜莉，再看一眼他。这时，孙良看到他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摸出了一颗糖块，把糖纸剥掉，放进了嘴里，舌头把糖块搅过来搅过去，糖块和牙齿的撞击声清晰可闻。当他俯到杜莉脸部上方，翻开杜莉眼皮的时候，他的嘴巴张开了，孙良看见那块糖粘在他的舌面上。过了一会儿，孔医生直起身，继续端详着杜莉的那张黄脸，他缓缓地伸出食指和拇指，两根手指配合着把糖块从嘴里掏了出来。孙良现在知道护士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她说的是孔医生的手很小，比一般人的手要小一号，适合干接生这一行。他的动作已经职业化了，不是把糖块吐出来，而是用手掏出来，确实很有意思。
孙良正这样想着，孔医生对他说：她很快就会醒过来的，不会耽误生产。
他走了之后，孙良对护士说：小姐，我看出来了，他的手很有特色，很容易进去。护士捂嘴笑了起来，接着又故作迷惑地嘀咕道：什么进去不进去的，我怎么不知道？孙良想，只要稍下点工夫，就能把她引到床上。当放映员盯着护士的背影发呆的时候，他立即嘲讽道：对这种女人还要费脑筋，她再来时，你塞给她一张包厢票，就能勾到手。他这么一说，放映员就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了，揪着耳垂，只笑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去厕所的时候，放映员跟了出来，在厕所门口对他说：你说的话当真吗？晚上我就把票拿过来，而且是月票，你帮我送给她。
孙良从厕所里出来时，放映员还站在门口抽烟。
孔繁树医生允许孙良回家过夜。反正用不上你，你想回去就回去吧，孔医生说，你把电话留下，一旦她醒过来，我们就通知你。孙良关心的问题有两条：一条是她究竟何时能醒过来；一条是，如果她一直昏厥，那么能否把孩子生出来。孔繁树医生说，她最迟明天就会苏醒，万一她不醒，那就拉上一刀，把孩子取出来。孔医生在自己的小腹上比画了一下，说：刀口很快就长严了，留下的小疤并不难看，这一点，你不必多虑。
孙良乘坐有轨电车回家的途中，心情轻松了许多。天一黑，城市就亮了，在夜间，城市更像城市。他不时把脑袋伸到车外，观看城市的夜景。从另一条街上驶过来的电车，装满了乘客，许多人的脑袋也像他这样探在外面，各种灯光往上面一打，脑袋、脸、垂挂在窗外的手，和车身上张贴的广告画就融为一体了，它们就像某种发光体似的一明一暗闪烁着杂乱的光。孙良想，那些人眼中的我，也不外乎这样。在电车的天线的末梢，闪烁着另外一种光，像电焊似的，不但发亮，而且噼啪作响。孙良颇有兴致地观赏着这些景象，同时，忍不住地问自己，这些常见的事物，怎么会吸引住我呢？
电车在劳务市场这一站停住了，乘客下去大半之后，孙良意识到这是本路电车的终点站。他跟随别的乘客下了车，站牌下面很快就聚集了一群骂骂咧咧的人。孙良没有继续等下去，他不需要转车，穿过劳务市场，走到经五路，然后拐到纬十路，就到家了。在劳务市场的东段，有一个保姆市场，他以前常常从那里经过，但是很少停留。眼下，他觉得自己有理由在那里磨蹭一会儿了。杜莉出院之后，雇个保姆是势在必行的，我不妨先摸摸保姆的行情。他这么想着，突然对那个尚未出世的孩子产生出一种厌倦、厌恶的感觉，那个孩子甚至不可能比邻居家的孩子可爱，现在钻在杜莉子宫里的孩子说不定正像杜莉一样昏厥不醒，它是被酒泡醉的，被烟熏迷的，天生是个烟鬼、酒鬼，而且，它是否能活着出来，眼下还说不准呢。这些混乱的感觉使他战栗了一下，当然，他转眼之间就把情绪摆平了，准确地说，他顾不上想这些事了，因为保姆市场已经吵吵闹闹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在保姆市场来回溜达了一会儿之后，发现有三类保姆可供挑拣。最常见的一类，是十五六岁的乡下少女，纯朴可爱，就像河沟边野生的蒲公英，刚进入开花期。不过，她们显得泥土味十足，目光畏缩，钻在墙角不敢乱动。这些妞子得经过调教才能派上用场。她们非常便宜，预付六十元钱，给市场管理处交付四元钱手续费，就可以当场弄走。第二类保姆就像是前一类的姐姐，出道早一点，穿戴已经城市化，目光夺人，有时会上前拉顾客一把，她们的价格稍贵一点，手头没有一百元，当场是领不走的。不过这一类保姆的成分较为复杂，孙良一眼就看见其中的一个颇有点姿色的保姆，腰上还挂着BP机，她虽然站在那里没有挪步，但屁股照样微微晃动着。离了婚的单身男人适合用这种保姆，她们身兼多职，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功能。在所有保姆中，孙良倾向于那些正处于哺乳期的保姆。一眼望去，就能知道她们是农妇，在农闲时节，她们从田野来到城市，像青蛙一样跳上城市居民的餐桌。孙良觉得她们仿佛是从米勒的油画中走出来的，把庄稼、丈夫、孩子撇在身后了。她们人数不多，有七八个，都簇拥在一个举着木牌吸着烟斗的男人周围。木牌上用粉笔写着：人乳是最好的牛奶。孙良看到有一个人把她们当中的一位领到了光线较好的街灯下面。那位乳房肥大的保姆像要证实什么似的，伸手把乳房从对襟布衫里提溜了出来，双手一使劲，射了那位顾客一脸奶。够两个小孩吃的，保姆说。那要是再加一个大人呢？那位顾客说。大人要吃，小孩就要少吃几口，保姆操着刚学会的普通话，说，够一大一小吃。孙良吸着烟，在周围转来转去，他忍不住地把眼前的这对乳房和正放在医院里的那对乳房作了一番比较，他认为眼前的这一对更肥硕，更喜人，作为乳房，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你看那枚乳头，就像蚕豆那么大，像桑葚那么紫红，一看就知道是好货。孙良想，如果我有权做主，我就领回去一个，先吃上两顿再说。但这事得由杜莉说了才算，如果你冒冒失失领一个回去，杜莉很可能认为自己遭到了侮辱：喂，你凭什么认为我的不如她的，我的奶水更充足，往市场上一站，很快就成了抢手货。要让杜莉服气，得让她亲自来一趟。不过，如果杜莉的奶水够小孩吃的话，领这么一个人回去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要说我也想吃奶，杜莉肯定会觉得匪夷所思，事实上，我是真想趴在那里吃上几口，想永远趴在那里，像叼着过滤嘴烟头那样，叼着那些母亲的乳头。
这天晚上，孙良的失眠症又犯了，虽然四肢乏力，一泡尿都懒得去撒，但他却难以入眠。在冰箱压缩机单调乏味的响声中，孙良感到极度的烦躁不安。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他正在寻找三唑啉。他想，电话是医院打来的，一定是告诉他杜莉醒了。站在电话机前，让它响了一阵之后，他才拿起话筒。
醒过来了？他说，醒过来就好。
对方却沉默着不吭声。他又说，我知道了，我正准备休息呢，你们都忙去吧。他正要放下话筒时，对方开口了。
是我，对方说，是我。是个男人，说话一字一顿的，显得很威严，仿佛是在口述命令。我给你打过电话，请你别把这事给忘了，那个男人说，就这些，不多打扰了。说着电话就挂断了。
现在，他知道这个电话不可能是医生打来的。对方没有留下姓名，他不知道这人是谁。他想，对方很可能拨错了号码。在烦躁之中，遇到这样的事，他反倒安静了许多。他在杜莉的梳妆台前坐了下来。因为走的时候过于匆忙，屋子里显得一片狼藉，杜莉甚至没有来得及把梳妆台上的东西收拾一下。往常，她的梳妆台总是非常整洁，即便房间里乱成一团，她的这片领地也是一尘不染。他觉得这事有点蹊跷，随即，他就想起杜莉是在昏迷之中被送到医院的，这怪不得她。
电话又响了，这一次他就懒得去接了。他想无非有两种可能：医院打来的，告诉他说杜莉醒了，醒就醒了，知道了就行了，没有必要跟医生啰唆，因此不需要接；另一种可能，就是刚才那个人还在发愣，又把电话打过来了，这就更不需要接了。
但是，电话铃声却持续不断，无休无止，似乎要一直响到天亮，迫使他拾起话筒。是我，我是孙良，他说，你有什么事，就快说吧，要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就放了。对方笑了起来，她一笑，孙良就听出她是穆文宁。她说你哪来这么大的火气，对一个姑娘说话，应该软声细语。穆文宁说着就又笑起来，但他明显感到她有点生气。只有搬出杜莉住院一事才能让她不计较他的唐突。所以，他直接说道杜莉昏厥了。昏厥？什么昏厥？穆文宁说。
就是昏迷。孙良说，毫无知觉，简直不像个活人。
在杜莉不在场的情况下，孙良通常用这种口气和穆文宁说话，这样容易给穆文宁造成一种印象，仿佛他对她还有那么一点意思。他这种贬杜扬穆的手法有时倒真的让穆文宁心情愉快，当然，穆文宁也曾对他说过，你玩的这一手太老套了，应该换个新花样。在新花样没有想出来之前，他还是愿意走走旧套路。不过，眼下他没有心思逗她开心，他这样出口成章，纯粹是习惯使然。
你应该早点通知我，穆文宁郑重起来，说：我们是姐妹，我应该照顾她，她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很可能现在已经醒了，孙良说，医生说这是一种再常见不过的病，不值得忧虑，该生的时候，医生会想办法让她生的。
他把电话挂断的时候，已经精疲力竭。他发现三唑啉其实就扔在沙发上面。他像被饿坏了似的，连吃了十粒，然后栽倒到床上了。
一到春天，校园就遭殃了。校方为了增加收入，就把校园当成公园，吸引游客进来游玩。师生进校门，要佩带校徽，亮出工作证，否则就得购买门票。据说这是从武汉大学传来的经验。孙良走到校门口的时候，才发觉忘带工作证了。他对门卫说，我确实是教师，上课时间快到了，你就放我进去吧。门卫像警犬似的，绕着他转了一围，上下打量着他，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贼。孙良被看得心里发毛。当门卫说你哪一点像是教师的时候，孙良也觉得自己不像个教师。他隔着铁门，望着校园，这个校园里游人如蚁，到处都是纸团、果皮、易拉罐、烟头，他难以相信自己就在这个院子里传道授业解惑。他的课安排在上午十点钟以后，现在，时针即将指向十点，而他还在这里和门卫扯皮。最后，他还是乖乖地买了一张门票，乖乖地把门票交给了门卫。门卫放他进去的时候，瞟着他，说：是教师你还买什么票，买票你就不是教师，真是有毛病。
你说得对，我确实有毛病，孙良对门卫说。
他没想到，几分钟之后他还得把这句话再说一遍，这次，他面对的不是门卫，而是刚刚上任不久的系主任。美学课的教室和系主任的办公室相距不远，他走到教室门口的时候，看见年轻的系主任正在劝说学生不要喊叫。系主任打着篮球规则中的暂停手势，同时哀求学生，不要叫，有话慢慢说，孙老师现在没到，肯定是出事了，我敢保证他出事了。
孙良在门外咳嗽了一声，试图引起系主任的注意。见系主任没有反应，他就意识到系主任想单独找他谈话。于是，他就主动来到系主任的办公室，等主任回来。
你是不是有毛病？系主任一进门就对他说。
确实有毛病，孙良说，我昨晚吃药吃多了，我家里出事了，我妻子正昏迷不醒。
有那么一瞬间，系主任几乎发作起来。他一定认为孙良这么说是故意的，这简单的重复让他难以忍受。
这是真的，孙良说，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我没能来得及请假调课。
现在请假还来得及，系主任说，我们去给学生说明一下，免得他们认为我又在哄人。
孙良只好跟着系主任往教室走。在楼道口，孙良对系主任说，这堂课还是上吧，我不愿耽误两个课时。他这么一说系主任就愣住了，接着，像看怪物似的盯着他看了半天。你自己去跟学生商量吧，系主任说。
教室里的人已经快走光了，剩下的几个都趴在窗边，瞭望着楼下草坪上吵闹的游人。孙良在讲台上站了一会儿，拍拍手，招呼他们转过身，然后说道，非常抱歉，我迟到了半个小时，我刚从医院赶回来，我妻子昏迷了。
是车撞的吗？一个女生问道。她刚从窗户外面提起一只小包，楼下的小贩把冰淇淋塞到小包里，卖给了这位顾客。眼下，她咬着冰淇淋，瞟着孙良。
不，她快生孩子了，孙良说。
孕妇有孕妇特有的美，那个女生说，这是你曾说过的话，现在，你应该守在美的旁边。
即便孕妇像个沙袋，也是美的，美是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坐在冰淇淋女生旁边的一个男生说。这个男生说话的时候，眼光在孙良和系主任身上飘来飘去。孙良很快意识到，学生们一定认为他和系主任已经串通好了，合伙来蒙骗他们，所以，他们才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仿佛他们很想上课似的，孙良想，其实他们巴不得我每天出事，巴不得老师们家里都出点事，使得他们逃起课来显得理由充足。但事情闹到这一步，总得想办法收场。他把目光投向系主任，他发现系主任的神色格外焦虑，焦虑之中还带着对他的同情。他一时竟有点感动。这时候，他听见系主任说，孙良，你给同学们把学习的内容简单地交待一下，赶快去医院吧。直到他走下讲台的时候，他才醒悟过来，系主任做出那种表情，说出这番话，其实是自己打掩护，是要让自己曾作过的保证显得有根有据。果然，他们一走出教室，系主任脸上的焦虑和同情就烟消云散了。
突然空出来这么一段时间，孙良就感到无事可干。他准备在家里待上一会儿，然后到医院瞧瞧。杜莉是否已经醒过来了，他还不知道。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要是一直待在医院里，杜莉可能不会醒过来，他这样待在家里，或者随便待在医院之外的某个地方，然后突然回到医院，杜莉很可能就醒了。这种感觉提醒他，其实他是非常爱杜莉的，这种感觉只有对亲人才会有。
梳妆台上那个黑纱封面的笔记本，在一堆杂物中间，显得格外醒目。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很厚的本子现在只剩下薄薄的几页了。厚厚的封皮只夹着那么寥寥的几页字，怎么说都有些不协调，不美观。他翻开封面时，顿时想到这可能是杜莉的日记本，他想合上它，但他的手指却不听使唤地把封皮揭开，并且把封皮压到了台面上。扉页是空白的，扉页后面的纸页都被撕掉了，从痕迹上看，是一页一页撕掉的，而不是一次撕掉的。杜莉那歪歪扭扭的字体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的心情不再紧张了，他燃上一支烟，读了起来。
明天，我很可能见到他。上次见到他，还是在我刚怀孕的时候。我想他会去的，剧团一完蛋，我们就没有指望再见面了。孙老早就说他也想去，他是真想去还是假想去，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一去就会出节目，就想着怎样露上一手。如果他真要去，我就给他报个节目。这样也好，他一看见孙，就会难受，让他难受难受吧。是否是否什么？杜莉写到这里就停住了。这一页没有写完，留下了大片的空格。孙良赶紧翻过这一页，他想看看后面还写有什么东西。紧接着的那几页，上面什么都没有。他把这段文字又看了两遍，瘾就上来了，很想再读几页。他的目光落到了梳妆台的抽屉上面，这只抽屉从没有在他面前打开过，杜莉总是把抽屉锁得很紧。撬开它，他想。他的手颤抖起来。当他跑进厨房找切面刀的时候，他感到自己每走一步都可能跌倒。一旦跌倒，就会因脑溢血死去。一旦死去，别的不说，起码他就不可能看到杜莉藏在抽屉里的那些宝贝了。
回到卧室时，手中的那把不锈钢刀就催促他把它派上用场。刀翻来覆去地翻动着，随着它的翻动，映现在它上面的那张脸，时而变得窄小，时而变得扁平。当刀锋插进抽屉和台面之间的缝隙时，那张脸才从它上面消失。
电话就是在这个时候响起来的。毫无疑问，电话是从医院里打来的，他想，无非是说杜莉醒了。现在，他更愿意设想她还处于昏迷之中，这样，当他扭动刀把的时候，不至于感觉到杜莉睁着眼睛在背后看他。
但他还是腾出右手，拿起了话筒。对方又是沉默了一会儿才说话，说起话来一字一顿的，他一听就知道又是那个莫名其妙的人打来的。是我，那个人说，你好吗？孩子好吧？我祝你们一家三口平安。
平安个屁，孙良说，你是谁？你怎么知道三口不三口的？三口不三口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个人仍然慢吞吞地说：请您原谅。经孙良这么一吼，那个人的语气就不那么威严了，好像谦卑起来。孙良意识到，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杜莉写到的那个人，就是日记里的那个“他”。那个人现在几乎用哀求的语气对他说：我不是想伤害你的，我一点都不想伤害你。最后，他甚至言不由衷地提到了天气，说：外面天气很好，出去散散步，到公园里看看花，对你有好处。
还没等他啰唆够，孙良就把电话挂断了。从电话上听，这个人简直是个软蛋，让人讨厌的软蛋，孙良想，我的嗓门一提高，他就战战兢兢的，说起话来吞吞吐吐，杜莉找上这么一个人，简直是对我的侮辱。他想，她要是勾搭上一个呱呱叫的男子汉，我还不至于这么难受，或许还会感到荣耀。他这么想着，把手从话筒上收了回来，重新放到刀把上，并且立起手掌，用手脊敲打刀背，使刀更深入地嵌进缝隙。可是，不管他怎么用劲，刀也只能进入那么一截。他把三唑啉药瓶拿过来，用瓶底砸刀背和刀把，效果仍然不大，让他气恼的是，瓶子啪的一声破裂了，淡黄色的药粒像弹珠似的滚了一地。他只好暂时丢下这活，去捡药粒。捡了十几粒之后，他回头望那把刀。接着他又把药粒放下，站起身，把一条腿蜷曲起来，朝刀背蹬过去。抽屉咔嚓一声出来了，刀也折成了两截。
他在里面拨拉了好一阵，看到的都是杜莉惯常的生活用品：焗油，唇膏，香水，减肥霜，避孕纸，睫毛钳，睫毛油，双眼皮胶带，面膜，指甲油。本子只有两个：一个是纸烟盒那么大的电话号码簿，里面什么也没记；另一个是黑纱封皮的日记本，里面的纸张已被撕光，连扉页也没有剩下。
他把抽屉搬到房子的中央，盘腿坐到了那些东西上面。起初，他觉得那些瓶子钳子硌得他难受，过了一会儿，他适应了。这个被损坏的抽屉，像摇篮一样盛着他。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真地感到抽屉在微微摇晃，仿佛要把他送入梦乡。
穆文宁是在午后两点钟的时候来的。孙良刚下楼，正要上医院，看见穆文宁把车停在楼下的熟食店门口，跨腿从车上下来。那辆本田四〇〇即便放在阴影里，也照样熠熠闪光。穆文宁看见他就说，她是从医院回来的。
她已经生了，穆文宁说。
这么快就生了？她怎么这么快就生了？孙良问。
你怎么不问问是男是女？穆文宁说，哪有这样当爹的。
她醒过来了？孙良说。
她生了个儿子，穆文宁说，上午醒的时候生的，开刀取出来的，现在她又昏过去了。穆文宁把脖子歪了一下，做出昏睡的样子，说，一切都比较正常，医生说，过不了多久，危险期就过去了。
孙良没有吭声，他眯缝着眼瞧着她。她很正常，没有什么异样。一切都很正常。他听见自己笑出了声，声音短促、干燥，这声音也是正常的。好在穆文宁没有问他为什么发笑，要是她问的话，他是无法解释的，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发笑。穆文宁说：我不能在这里傻站着，杜莉托我回来取件睡衣，顺便把双眼皮胶带捎过去。还有什么？孙良问，她还让你干什么？
她让我告诉你，孩子有八斤重，穆文宁说，真够重的，这里面也有你的一份功劳。
在楼道里，孙良说：杜莉的肚子鼓得那么大，生的当然不会轻。他这么一说，穆文宁就扶着墙壁笑起来了。
杜莉的睡衣花花绿绿的有十几件。穆文宁把它们从衣柜的底层，一件件地翻出来，拎到肩头比试着。最后，她挑中了一件红色的睡裙，说，就这一件还稍瘦一点，杜莉这么一生孩子，腰身肯定比原来瘦一圈。孙良突然想起，结婚的那天晚上，杜莉穿的好像就是这条睡裙，上面零星地点缀着玫瑰花的图案，她穿着它在房间走来走去，好像心事重重，有时候，她会突然转过身，盯着防盗门上的铁条看上半天。孙良记得，在日光灯下，她的脸色泛着苍白，头上的那两只对称的蝴蝶形发夹闪着银光。
现在，穆文宁站在镜子前，下巴压着睡裙的圆领，一直往后退，以便在镜子里看到全身。她退到孙良正坐着的沙发跟前，才停下来。孙良把烟头掐灭，抬手拍了拍她的腰。她笑了一下，继续照着镜子。孙良想。只要我想干，就能干成。那面镶在衣柜上的圆镜，吸引着他的视线。他看见男人的那只骨节凸出的手沿着女人凹陷的后腰慢慢地下滑，然后从背面滑向正面。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二。中午，孙良在医院里停留了很长时间。杜莉仍然昏迷不醒，孔繁树医生说她还算正常，如果不出现什么并发症，输两天液就可以醒过来。孙良又碰见了那个小护士。小护士很热情地把他引到了育婴室，至少有二十个小孩躺在那里。他们全都躺在一模一样的小铁床上，奶声奶气地哭着。每一个床头，都挂有一张硬纸牌，上面填着婴儿的编号、性别、体重、病症、家长的姓名。护士把他引到中间的一张小床前，弯腰在硬纸牌上看看，说，就是这个。孙良看见那个婴儿正在叫唤。婴儿脸上皱纹纵横，像核桃皮似的。护士说，过几天，他的脸就舒展了，刚生下来的孩子都像小老头。
午后两点钟左右，孙良乘坐的面的在四马路上堵车了。几辆推土机在马路上缓慢地倒驶着，把许多车辆堵在身后。孙良想，它们肯定是往剧院方向走的。这里离家已经不远了，走回去用不了多长时间，孙良就下了车。走过十字路口，孙良就看见了那个理发店。几天没有刮脸，脸上胡子拉碴的，需要彻底清理一下。他从理发店出来时，感觉清爽多了。他摸着光光的下巴，站在街上东张西望。对面的那家花店是整条街上唯一有绿色的地方，他看见一个中年男子在向顾客兜售着花。孙良走了过去，站在一位顾客身边，观赏着顾客手中的一沓花卉的照片。那位顾客笑着说，照片上的花都很鲜艳，可你这店里的花都快开败了。中年男子立即显得手足无措，鼻尖上冒出一层细汗。过了一会儿，那位顾客留下电话号码骑车走了，中年男子就把照片递给了孙良，结结巴巴地讲着每一种花的喻意：满天星说明富足，康乃馨象征着抚慰……他拉拉杂杂地说了许多，重复了几遍，孙良都快把他的话背下来了，他仍然把一张张照片递过来。
孙良估摸了一下口袋里的钱。大概只能买几枝，买多了可不行。他还得去买一把切面刀。没有刀，晚上的这顿饭就吃不成了。
1995年5月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