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将军与禁杀令
苏东坡有一首诗，诗曰：钩帘归乳燕，穴窠出痴蝇。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这首诗很低碳，也很有爱心。别说是燕子和飞蛾，就连“四害”中的苍蝇和老鼠，苏大学士也是爱惜有加。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苏东坡的言行是否一致，且听下回分解。但说到爱护动物，比苏东坡早1700多年的卫懿公，却是当仁不让的模范和先锋。
历史上的那些国王啦、皇帝啦，几乎个个都有业余爱好。有的爱书法，有的爱绘画，有的专门泡妞。卫懿公的爱好比较特别，也比较“非主流”。您听好了，这位老兄的嗜好是——养鹤。想当年，朝歌西北的鹤岭、东南的鹤城，卫懿公的鹤成群结队，蔚为壮观。
如果卫懿公是名普通老百姓，很有可能被树立为养殖致富的典型。说不定，还可以天天上报纸、上电视，为农民朋友传授养鹤的先进经验和方法。可惜的是，卫懿公是卫国的第18代国君。作为一国之主，玩物丧志，套用李清照女士的话说，怎一个荒唐了得！
卫懿公是怎么玩，怎么荒唐的呢？这位老兄的鹤，不但有官职，有品级，还有俸禄。上等的鹤，和大夫食一样的俸禄；稍微次一点的，也能和士平起平坐。外出游玩的时候，卫懿公都要把鹤载于车前，号称“鹤将军”。不知道他老婆怎么想的，估计这位卫国的第一夫人，做梦都想变成一只脚长、脖子长的鹤形目鹤科动物。
由于卫懿公嗜鹤成瘾，不理朝政，国势日渐衰微。卫懿公九年，即公元前660年，北方的翟人攻打卫国。都骑到脖子上了，还说什么呢，抵抗呗。翟人到达荥泽时，卫懿公准备发兵阻敌。大臣们说，鹤将军那么厉害，您让它们去打翟人得了。老百姓也说，还是叫鹤去抵抗敌人吧，它们食的俸禄那么高。这国王当的，大臣不买账，老百姓也不买账。刚刚下达的命令，就像一个屁似的，被风吹得老远老远。
无奈之下，卫懿公只好带少数亲信，前去迎敌。结果毫无悬念，用四个字概括便是：兵败被杀。国难当前，却宁愿袖手旁观，从这点来讲，卫国的臣民们眼界不宽，心胸够窄。当然，众叛亲离的这杯毒酒，正是卫懿公本人亲手酿造的。
养鹤宠鹤，把鹤封为将军，是卫懿公的首创。顺着卫懿公的思路，帝王们爱护小动物的事迹层出不穷。尽管故事不尽相同，但荒唐程度却不分伯仲。
比如说，宋徽宗年间，皇帝属狗，便下了一道命令，严禁人间屠狗。明朝正德十四年，皇帝通告天下，民间不准养猪、买卖猪，更不准杀猪。您问为啥？很简单，因为这一年，恰好是正德他老人家的本命年。
禁止杀狗，还可以杀羊；禁止杀猪，还可以杀牛。要是都禁了，大不了咱们一起吃素。幸亏啊，古代没有一个姓米属面的皇帝；而且，这个皇帝刚好又变态。
人算PK天算
故事，从一个怪梦开始。
那天晚上，汉文帝梦见自己正要上天，却怎么也上不去。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个黄头郎助了他一臂之力。文帝回头一看，发现黄头郎有个明显的特征：腰带穿过身后，挽成了一个结。
黄头郎，就是船工，专门负责船舶行驶。作为国家公务员，这些船工配有统一的制服。因为他们都戴着小黄帽，故而被称为“黄头郎”。
第二天醒来，文帝的首要任务，就是寻找梦中的恩人。找啊找啊，在苍池中央的渐台上，文帝终于找到了那位乐于助人的船工。领导关心下属，多半要问到“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之类的问题。文帝自然也不例外。于是，这名船工报出了自己的姓名——邓通。邓与登谐音，邓，不就是登吗；邓通，不就是登天成功吗？世事竟然如此巧合！汉文帝刘恒喜出望外，乐得直掉牙。
接下来的日子里，文帝对邓通恩宠有加，不停地给他发奖金，不停地给他升官。有时候，文帝还专程跑到邓府，与邓通一起玩耍。有了文帝的庇护，邓通完全可以高枕无忧。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相反，如果皇帝要您大富大贵，您至少也得登上福布斯榜单吧？
事实却并非如此。某天，文帝请来一位相面的高人，为邓通算命。高人掐指一算，只说了四个字：“当贫饿死。”皇帝的宠臣会被饿死，您信吗？文帝就觉得不可思议：“能富通者，我也。”接着，文帝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予邓通，允许他自己铸造钱币。很快，邓通就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富翁。
邓通越富贵，高人的预言就越荒诞。人算PK天算，人算似乎占尽了优势。然而，没过多久，问题就出来了：文帝喜欢邓通，他的儿子刘启却不喜欢。刘启，就是未来的汉景帝。
刘启为什么会讨厌邓通，还得从一件恶心的事情讲起。
话说文帝身上长了一个恶性脓疮，邓通“常为上嗽吮之”。也就是说，邓通经常用自己的嘴巴，帮文帝将疮包里面的脓汁吸出来。某天，文帝有点郁闷。他问邓通：“天底下谁最爱我？”邓通答曰：“应该非太子莫属。”
几天后，太子刘启前来探望文帝。文帝二话没说，便要求太子替他吮吸脓疮。
文帝是父亲，更是皇帝，他的要求，太子自然照办。吮吸的过程中，太子的表情相当痛苦。能不痛苦吗？脓疮就脓疮吧，还偏偏长到了屁股上。
后来，刘启听说邓通经常帮文帝吸脓，“太子惭，由是恨通”。这么一看，文景二帝都够变态的——前者以“吸脓”来衡量爱的程度；后者则因为琐屑小事，对臣下恨之不已。这么一对爷俩，居然还开创了西汉的“文景之治”。
不管怎么说，太子就是讨厌邓通。刘启即位以后，首先罢免了邓通的官职，让他赋闲在家。接着，有人告发邓通“盗出徼外铸钱”。于是，邓通的全部财产，被没收充公。而此时此刻，邓通尚有“巨万”的欠款。转眼间，邓通由一个令人羡慕的超级富翁，变成了倒霉的超级“负翁”。
在景帝的“关怀”下，邓通果然身无分文，最后被活活饿死。换句话说，邓通之死，竟然印证了“当贫饿死”的可怕预言。人算PK天算，天算似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文帝在位，邓通就飞黄腾达；景帝即位，邓通则穷困潦倒。从这个意义上讲，邓通之死，跟人算天算没有半毛钱关系。邓通的命运如何，完全在于执掌权力的那个人，是扶他一把，还是踹他两脚。
按揭一顶乌纱帽
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身边的朋友都在买房子。瞅着眼红，就按揭了一套电梯公寓。喝白水，吃泡面，生活过得暗无天日。按揭买房的，叫做房奴；按揭买车的；叫做车奴。一边当奴隶，一边还偷着乐呢，以为赶上了潮流。其实，按揭这东西，古人早就开始玩了。
按揭，是英文Mortgage的粤语音译。也就是说，古人的字典里，还找不出这么个词儿。但按揭的那一套程序，古人却早已烂熟于胸。学而优则仕。今人搞按揭，不是买房，就是买车；古人搞按揭，多半是为了一顶乌纱帽。
据《旧唐书·高瑀传》记载：“自大历以来，节制之除拜，多出金军中尉。凡命一帅，必广行赇赂。禁军将校当为帅者，虽无家财，必取资于人，得镇之后，则膏血疲民以偿之。”这里面说的，就是买官卖官那些事儿。
唐朝代宗年间，买官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有钱人财大气粗，什么官职给什么价位，说买就买，绝不含糊。这样的“大手笔”，类似于今天的“一次性付清”。如果钱不够，可以向富户借贷，等升官之后，再加倍偿还。这种方式，便类似于今天的按揭。只不过，当时没有这种叫法。在《旧唐书》和《明史》等史料里，他们被称之为“债帅”。
唐代宗有没有参与官职买卖，我们不得而知。往上倒退几百年，汉灵帝卖官的丑闻，就不幸被记录了下来。在史官笔下，汉灵帝活像一个摆地摊的小贩，向路人兜售各种各样的官位。而且，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光和元年，即公元一七八年，汉灵帝“初开西邸卖官”——食二千石的官职卖二千万，食四百石的官职卖四百万，公卖一千万，郎卖五百万，价钱因官职不同而异。当时，有个名叫崔烈的人，花五百万买了一个司徒。成交以后，汉灵帝却突然不高兴了。他一个劲地埋怨自己说，本来值一千万的司徒，我怎么五百万就卖出去了？
从这件事情不难看出，汉灵帝目光实在短浅。六年之后的公元一八四年，规模浩大的黄巾起义爆发，终于酿成军阀割据、东汉政权名存实亡的恶果。只是，不知道这个时候，汉灵帝有没有因曾经的昏聩和荒唐而生出丝丝悔意。
《后汉书》卷五十二记载了当时卖官的情形：“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也就是说，汉灵帝卖官，也是分为一次性付清和按揭贷款两种方式。
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顺着这个思路，先借贷买官，再搜刮百姓，然后偿还债务；一路算下来，自然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于是，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借钱。就是搞按揭贷款，也非要买顶乌纱帽回来。很有可能，古代按揭买官的火爆程度，超过了今天的楼市。
坚持就是身价
《三国志》里说：“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也就是说，诸葛亮在发迹之前，是个货真价实的泥腿子。他一边种田，一边哼着一首名叫《梁父吟》的歌曲。那情形，类似于今天的陕北农民，一边放羊，一边还不忘吼上几嗓子信天游。
诸葛亮是怎么发迹的呢？他在《前出师表》中这样写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您看清楚了，诸葛亮本来是不愿意做官的，无奈刘玄德先生不辞辛劳，一遍又一遍地请求“出山”，他这才走出那间破草屋。
不用参加笔试，不用参加面试，就成为国家公务员，也没看出诸葛亮有多高兴。由于感激，才答应跟着刘禅他爹打天下，貌似诸葛亮受了莫大的委屈。事实上，这都是诸葛亮在演戏。刘备好歹也是乱世豪杰，多少是个名人，请了三次，才将诸葛亮请到。这躬耕于南阳的小布衣，摆谱摆得也忒大了点。
《前出师表》是诸葛亮自己写的，我们不妨再翻翻《三国志》卷三十五。据书中记载，刘备屯兵新野，谋士徐庶问他：“有个名叫诸葛亮的小伙子，人称卧龙，您愿意见他吗？”当时，刘备势单力薄，能有人加盟，自然求之不得。刘备说，你和他一起来吧。徐庶却一本正经地告诫道：“那哪成呢，此人千万不能怠慢，得劳驾领导您亲自跑一趟。”
说去就去，“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如您所知，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前两次都吃了闭门羹。直到第三次，诸葛亮才千呼万唤始出来。诸葛亮摆架子，关羽和张飞脸上有点挂不住，牢骚发了一大堆。他们的好大哥刘备，却显得异常兴奋，他说：“我有了孔明，就像鱼儿有了水一样。”刘备太罗嗦，简言之，这叫如鱼得水。
不光诸葛亮，官场之人都深谙此道：一征就出，显得很没分量，也很没面子；三请而出，才是尊贵和重要的象征。例如袁绍，就曾拒绝应召做官。为此，中常侍赵忠在百官面前发话：“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袁绍坐地起价，就连他的叔叔袁隗也看不惯。在袁隗的督促下，袁绍才领命“出山”，当他的大将军去了。
玩过三国群英传的朋友都知道，游戏里的那些文臣武将，比历史中的诸葛亮和袁绍顽强多了。要想招降他们，您需要具有不厌其烦的耐心。十遍、二十遍、三十遍……他们还说“忠臣不事二主”。不曾想，游戏里的人物也学会了诸葛亮这招。
倘若这款游戏当中的“群英们”有思想，他们一定都抱有这样一个信念：坚持不一定就是胜利，但只要坚持摆谱、坚持拿架子，身价就会刷刷地越冒越高。
而很多时候，游戏都是现实的翻版。
三国第一模仿秀
三国时期，魏国大臣钟繇的几个儿子都很不错。其中，大儿子钟毓和小儿子钟会最有出息。一天，钟繇带这兄弟俩去拜见皇帝曹丕。因为是头一次见到皇帝，钟毓吓得直冒冷汗；钟会却从容自若，彷佛没事儿似的。曹丕问：“钟毓啊，你怎么出了那么多汗呢？”钟毓说：“皇上天威，臣战战兢兢，汗如雨下。”接着，曹丕又问钟会：“你怎么不出汗呢？”钟会学着哥哥的口气说：“皇上天威，臣战战兢兢，不敢出汗。”曹丕听了，哈哈大笑。
能把皇帝逗笑，证明钟会的模仿水平很高；至少，二人转演员小沈阳不是钟会的对手。这则故事见于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虚构的成分较大。但令人叫绝的是，钟会的拿手好戏不是模仿别人说话，而是模仿别人写字。
当时，钟繇不仅和华歆、王朗并为三公，而且还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与王羲之有得一拼。受家庭影响，钟会从小就能写一手好字。除此之外，钟会还有一个绝招：能模仿别人的字迹，并能以假乱真。
钟会有个亲戚，名叫荀勖。《资治通鉴》说，勖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宠。也就是说，这个荀勖也是个聪明人。话说荀勖有一把价值连城的宝剑，让母亲代为保管。钟会得之后，便打起了歪主意。说干就干，钟会马上掏出文房四宝，模仿荀勖的笔迹，给荀勖的母亲写了一封信。荀母老眼昏花，再加上钟会的模仿水平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老太太自然上了当。如果仅仅是开个玩笑，那还情有可原。但钟会得到宝剑后，却耍起了赖皮，拒不物归原主。
可能是尝到了甜头，伐蜀之后，钟会又一次耍起了模仿秀。
由于钟会野心勃勃，有谋反之意，便想除掉政敌。钟会曾在剑阁拦截邓艾写给司马昭的文札，便假冒邓艾的笔迹，添油加醋地乱写一通。司马昭越看越恼火，“词旨倨傲，多自矜伐”，气得吹胡子瞪眼的。结果，邓艾父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了。除掉邓艾，钟会便以为自己天下无敌，又假传太后遗诏，准备起兵灭掉司马昭。结果，钟会的如意算盘落空了，自己也死在乱军之中。
如果给三国时期的模仿秀们制个榜，钟会肯定是当仁不让的冠军。然而，这位模仿秀心术不正。除了上述劣迹，钟会还是一个睚眦必报、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主。大帅哥嵇康，就因为一句话没说对，被钟会恨得要命，最终死于他的谗言。
自作孽，不可活。不到四十岁，钟会的生命便终止于自己一次又一次近乎无赖的模仿之中。只是，可惜了那一手绝活。
做道选择题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我国短道速滑运动员周洋，在冬奥会上夺冠以后，发表获奖感言时说：“拿了金牌以后会改变很多，更有信心，也可以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结果，周洋的感言遭到体育总局领导的诟病，认为周洋“感谢爹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
领导的批评让我替三国时的邴原捏了一把汗。邴原作为国家公务员，思想境界却很一般。因为他在排序的时候，也是把父母放在了国家前面，犯了和周洋同样的错误。
《三国志》卷11记载：太子（曹丕）燕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喝茶聊天，本来是件挺风雅的事情，谁知领导却突然间抛出这么一个刁钻的问题来。您想嘛，曹丕贵为太子，出题的目的自然不会那么简单。如果答的不好，回家种红薯还算轻的，脑袋能不能继续留在脖子上，还得先打个问号。
大家七嘴八舌地开始讨论。有的说先救父亲，有的说先救君王。只有邴原呆呆地坐在那里，跟没事人似的。曹丕见邴原一言不发，便故意使坏，偏要让他回答。邴原勃然对曰：“父也！”也就是说，大家还在商量，这个邴原便脱口而出，当让是先救我爹了！
勃然，有好几个意思。我权衡了一下，在此处，应该当“因心情烦乱、发怒等而激动地”来讲。邴原胆量够大，敢在群臣面前跟太子“激动”。虽然书中没写，但曹丕肯定闹了个大红脸，尴尬，下不了台。依我看，邴原之所以激动，大概是觉得先救父亲还是君王，就跟和尚头上的虱子，是明摆着的事情，太子和群臣却磨磨叽叽，白白浪费唾沫。
君主代表忠，父亲代表孝。曹丕的考题，其实是对忠和孝的考察。在我的阅读视野中，类似的选择特别多。比方说江山与美人，生命与仁义，道德与金钱……但孟子他老人家告诉我们，鱼和熊掌他都想要，但只能要一样。
上学那会儿，我就最烦选择题。机关重重，藏头露尾，犹抱琵琶半遮面。一不留神，我就吃了零鸭蛋。我烦，别人也烦。别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在选择题面前，他们同样徘徊良久，举棋不定。
当然，并不是每一道选择题都至关重要，需要上纲上线。前面提到的周洋，只是想让父母生活得好一点，有何不可？扪心自问，作为子女，周洋的感言，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对父母的祈愿呢？
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曹丕并没有为难邴原。体育总局的领导，却对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横加指责。
也许，那些死去千年的古人，正嘲笑我们呢。
喝喝酒，谈谈玄
在今天，一边喝茶一边谈论杜拉斯，是一件有品位的事情；在魏晋，一边喝酒一边探讨玄学，才是真正的潮流。
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位圣人偷了个懒，什么是玄，压根儿就没给大伙儿解释清楚。老子一拍屁股，成了道家的祖师爷，却害苦了魏晋时期的理论家王弼。王弼只活了二十三岁，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兄弟。但这位小兄弟艺高人胆大，整天埋头于故纸堆中，年纪轻轻便玩出了学术成就。《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光看书名就知道，这位兄弟鼓捣的正是那些玄之又玄的东西。最后，王弼得出结论：玄者，物之极也；玄者，冥也。默然无有也。
魏晋时期，谈玄的高手特别多。除了王弼，何晏、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等，都是当时的明星。一群大男人，吃饱了撑的，跑进树林里谈天说地，成为后世仰慕的对象。就连仗剑走天涯的李白，也巴不得早生几百年，并写下了充满向往之情的《夏日山中》。
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长得魁梧高大，英俊潇洒。就连喝醉酒，都是“有如玉山将倾”。这样一位帅哥，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时的大名士、大众偶像。于是，慕名而来的粉丝们，走了一批，又来一批，把嵇康家的门槛踢矮了三分。
而嵇康除了看书谈玄，最大的爱好就是打铁。某天，高干子弟钟会前来拜访嵇康。嵇康正抡圆胳膊，嗤嗤地打铁；铁锤落下，铁花飞溅。钟会见嵇康不理他，顿时闹个大红脸，便起身要走。这时，嵇康才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接过话茬：“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确实够玄的。试着将这一问一答翻译成大白话——嵇康问：你听见什么跑到我家里来了？你看见了什么又转身要走？钟会回答：我听见我所听见的，所以我来了；我看见我所看见的，所以我走了。事实上，即使是翻译过来，也未必能参透其中的奥秘。后来，嵇康死于钟会的告密，钟会死于谋反。这段经典的对话，难道暗含了某种玄机？
谈玄的时候，一般是要喝酒的。魏晋时期，酒和玄就像俩亲兄弟，谁也离不开谁。在嵇康家的那片竹林里，七个男人推杯换盏。郁闷了，就长啸一声，学学驴叫。聚会多了，大伙儿便发现，向秀一喝就醉，属于典型的三杯倒；老大哥山涛最为海量，从来没人见过他喝醉的样子；而小弟弟王戎，则是个小气鬼，专门蹭酒喝。
话说阮籍虽然是名军官，却放荡不羁，喜欢裸体喝酒。有大名鼎鼎的叔叔做榜样，侄儿当然不能落后。于是，不管冷不冷，阮咸也学会了裸体喝酒。有一次，阮咸用大盆装酒，和亲戚朋友们豪饮。突然，几头猪直奔酒盆。阮咸慌忙跑过去，与猪抢起酒来。从这件事情，我看出两个问题：第一，阮咸家的酒醇香无比；第二，阮咸是个嗜酒如命的家伙。
跟阮氏叔侄相比，刘伶更放浪，也更贪杯。《世说新语》记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瞧瞧，又一个裸体主义者。刘伶的母亲过世后，他“饮酒二斗，吐血三升”，立马就休克了。
听着穿林打叶声，喝喝酒，谈谈玄，看似很惬意，其实相当苦闷。否则，他们不会如此放浪形骸，招人白眼，并时不时地来一声石破天惊的驴鸣了。
帽子的更多用途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关于“帽子”的解释是这样的：戴在头上保暖、防雨、遮日光等或做装饰的用品。从这个解释里不难看出，保暖、防雨、遮日光、做装饰，正是帽子的四种主要用途。事实上，除了以上四种我们熟悉的用途，帽子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功能。
据《旧唐书·李密传》记载，唐高祖武德年间，李密在河南桃林县一带反叛。当时，李密精挑细选了数十名英勇善战的壮汉。为了掩人耳目，李密让这些壮汉穿上女装、戴上幂蓠，把刀剑隐蔽在石榴裙下。万事俱备之后，李密对桃林县官谎称“奉诏暂还京师”，请求允许他的家人暂住县舍。于是，这些壮汉便以李密妻妾的名义，堂而皇之地住进了县舍之中。随后，十几名壮汉脱下女儿装，披挂上阵，轻而易举就占领了桃林县城。
李密之所以能够顺利攻下桃林，肯定要归功于这次男扮女装的集体“反串”。但在这次男扮女装的集体“反串”中，则不得不提到他们头上所戴的帽子——幂蓠。幂蓠呈斗笠状，帽檐周围下垂有布帛，长可过膝，几乎能将全身遮蔽。可以说，假如没有幂蓠作为掩护，几十名壮汉男扮女装的行动，没有丝毫成功的可能性。
在李密的军事行动中，帽子的用途既不是保暖、也不是防雨、更不是遮日光和做装饰，而是打掩护。谁曾想，这次军事行动近两百年之后，帽子的内涵和外延再一次被伸展和扩大。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六月初三凌晨，首都长安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刑事案件。家住静安里的宰相武元衡，在上班途中突然遭到恐怖袭击。当周围群众手持火把、闻声赶来时，武元衡已经倒在一片血泊之中。据《旧唐书》记载，武元衡先被一箭射中肩膀，又被一棍击伤大腿，最后连脑袋也被贼人割去了。几乎与武元衡遇刺同时，御史大夫裴度亦险些遭遇不测。使裴度侥幸躲过一劫的物件，不是传说中的金蚕宝甲，更不是尚未问世的避弹衣，亦是一顶小小的帽子。
晚唐文人李济翁的《资暇录》里，较为详细地记录了裴度幸免于难的全过程。由于裴度戴着毡席帽，贼人在行刺时竟然“刃不即及而帽折其檐”。鉴于裴度的神奇经历，席帽瞬间成为帽子中的新宠。最开始，席帽的佩戴还局限于王公贵族阶层。没多久，席帽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在繁华的都市里，甚至还出现了席帽专卖店。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不论是幂蓠还是席帽，都已经退出了俗世的舞台。在帽子的造型不断变化的历史长河中，唯一不变的，大概只剩下那颗险恶的人心了。
救命的诗句
开元年间，若问哪位歌星最红，答案肯定非李龟年莫属。杜甫在诗里告诉我们，这位李歌星经常出入的场所，不是岐王宅里，就是崔九堂前。羡慕吧，谁叫人家是腕儿呢。
接着再问，哪位仁兄歌词写得最棒？恐怕就得提到王维了。李龟年红得发紫，紫得发黑，黑得发烫，偏偏就喜欢演唱王维的歌词。《伊州歌》、《相思》等，都是流传很广的名曲。李龟年和王维哥俩，一唱一和，就像今天的周杰伦和方文山一样。
苏轼写《东坡志林》，对王维赞不绝口，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实，王维的诗中，除了有画，还另有玄机。因为，他的诗不但“言志”，而且能救命。
安史之乱的时候，王维被乱军俘获，被迫担任了伪官。战乱平息以后，他被交付有司审讯。投靠叛军，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王维的弟弟王缙，当时正担任刑部侍郎，向皇帝求情，说愿意拿官职换取老哥的性命。然而，把王维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起决定因素的，却是一首不起眼的小诗。
因为不肯归顺安禄山，王维被软禁在洛阳龙门寺院的菩提寺中。从好友裴迪的口中，王维得知，在淫威面前，乐师雷海清宁折不弯，被安禄山肢解示众。怀着对雷海清的崇敬之情，王维写出了《菩提寺私成口号》一诗。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百官何日再朝天？王维旗帜鲜明，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天子的思慕。因为这首诗，王维不但保住了性命，官也照当不误。只不过，官职由原来的给事中，变为太子中允而已。
王维精通佛学，写过一大堆山水田园诗歌，显得与世无争。翻看《集异记》，便会发现，王维既有胆识，又有谋略，是“入世”的高手。
当时，宁王李宪很嚣张，豢养了数十名宠妓，还嫌不够。有个卖烧饼的男人，娶了一个美女老婆。李宪见了，便死缠烂打，要搞第三者插足。毕竟是宁王嘛，给了烧饼男一笔钱，就把美女据为己有。一年以后，宁王大发慈悲，安排烧饼男夫妇相见。结果，美女泪流满面，哭得一塌糊涂。宁王说，大家写首诗吧。王维思考片刻，便吟道：莫以今时宠，难忘异日恩。看花满目泪，不共楚王言。
王维的诗句里，写的是息夫人的典故。《吕氏春秋》、《左传》，以及刘向的《烈女传》里，都有关于这位美女的记载。息夫人名叫息妫，原为陈国公主、息侯夫人，后被楚文王所夺。夜夜同床共枕，并与楚文王生下楚成王，却始终不肯和楚文王讲一句话。
有一种失败叫占领，说的就是楚文王这号人。宁王还算知趣，将到手的美女还给了烧饼男。就这样，一首诗，挽救了一段婚姻。
王维的诗，可以救己，还可以救人。孔子曰：善莫大焉。如果孔子活着的话，我相信他老人家会这么曰的。
考场里的道和魔
网上搜索“高考作弊”，唰的一下冒出五百四十万个词条来。再搜索“防止高考作弊”，少了点，但也有四十六万个词条。换句话说，哪里有考试，哪里就有作弊。同样的道理，有人作弊，就有人防作弊。这些破事儿，别说现在稀松平常，就是搁到古代去，也照样不新鲜。
《新唐书·文艺》中记载，唐中宗打算起用宋之问担任中书舍人，这时“太平发其知贡举时赇饷狼藉”。从太平公主的小报告里，我们得知，宋之问是个贪官污吏，在担任主考官期间，有纳贿的丑行。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收了考生的钱，准得让人家金榜题名吧？
唐文宗时期，有个叫裴思谦的读书人，跟大宦官仇士良是铁哥们儿。裴思谦参加考试的时候，仇士良也没闲着。他跑到主考官高锴面前，又是威逼又是利诱，把高锴折腾得够呛。无奈之下，高锴只好点裴思谦为状元郎。至于裴状元一边写诗，一边逛窑子，那已经是后话了。
明朝末年，作家吴炳在《西园记》里写道，当书生张继华在“场前看见有人私卖蝇头录的，便想买一本夹带进去照样抄写”，以求侥幸中试而进官受禄。这种作弊方法比较省事，自力更生，自食其力。
以上的三个例子，一个是行贿，一个是托关系，再加上带小抄，基本上涵盖了考场里的作弊类型。像替考、泄题、疏通关节等，终究还得花钱，还得请人，就像孙猴子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样，万变不离其宗。
对于考生的作弊行为，官方当然不会坐视不理。针对上述作弊手段，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武则天时期，发明了糊名法。考生必须用纸糊住自己的姓名，待考官评分以后，才能由专人揭开。唐人的这项专利，我们一直沿用至今。到了唐宪宗年间，又有了新的发明创造：棘围法。即考场的四周及墙上，插满密密麻麻的荆棘，您要不是一只鸟，就甭打算飞过去。
为了预防作弊，历朝历代都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后来，又发明了誊录法、锁院法、移试法、搜身法、洗澡法等等。不用解释，单看这些名字，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然而，您千万别以为，运用这些方法，作弊现象就会无所遁形。
据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祖系图进士榜》条记载，唐代有个名叫宇文翃的富二代，明明是个土包子，却梦想能够金榜题名。当时，正好有个名叫窦璠的老男人，打算续妻。而这个窦璠的哥哥，是朝中的谏议大夫，可以帮助宇文翃圆梦。于是，宇文翃二话没说，将貌若天仙的女儿，嫁给了窦璠。用女儿的婚姻幸福，换取自己科举考试的功名，真是既荒唐又无耻！
作弊和防作弊，彷佛考场里的道和魔，不停地对掐，却谁也掐不死谁。可惜的是，道高一尺的时候，魔的高度总是它的十倍，即传说中的一丈。
故意写的错别字
唐朝的李贺，您肯定知道，仕途失意，却写得一手好诗。毛泽东喜欢的“三李”，李贺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读他的《致酒行》，一边读，一边圈划。后来写《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时，毛泽东干脆活学活用，将李贺的“雄鸡一声天下白”，嫁接了过去。
李贺如此有才，为何没有考取功名呢？唉，说起来又是一出“杯具”。
话说李贺不仅是大唐宗室郑王李亮后裔，且志向远大，博览群书。没有任何悬念，李贺一举通过河南府试，获得“乡贡进士”的资格。眼看功名唾手可得，命运却跟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有人搞不正当竞争，说李贺他爹名叫李晋肃，要是李贺考取进士，晋肃和进士谐音，这爷俩不是就同名了吗？
放到现在，同名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古代的说法多、讲究大，要避帝王的讳，要避祖先的讳；总之，凡是能想到的，一律避讳。避讳来避讳去，对大唐而言，就少了一个官僚，多了一个耀眼的诗人；对李贺本人而言，却是一曲李广难封的悲歌。
李贺的烦恼，古代的很多文人都遇到过。
司马迁的《史记》，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上古传说中的皇帝时代，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司马迁写了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翻看这部巨著，我们竟然找不到一个“谈”字。您知道，司马迁那位曾经当过西汉国家图书馆馆长的爹，偏偏就叫司马谈。这么常用的一个字，不是司马迁用不上，而是根本就不敢用。当然，司马迁那么博学，肯定有解决的办法。比方说，写到“洽谈”的时候，他可以说成“商讨”；写到“谈恋爱”的时候，他可以学学四川人，叫成“耍朋友”。
这个办法好用，但也并不是屡试不爽。汉文帝时期，有个得宠的宦官，跟司马迁他爹同名不同姓，叫赵谈。怎么办呢？司马迁超级讨厌这个人，在著名的《报任安书》里，趁机将他羞辱了一番。然后，再避父亲大人的讳，替赵宦官取了一个新名字：赵同。
南北朝的范晔，写《后汉书》的时候，曾以司马迁为榜样，义务为死去多年的人修改名字。范晔他爹名叫范泰，于是，范晔为山西介休人郭泰写传，就顺便把郭老西儿的名字，改成了郭太。
您知道，治史要严谨，要一丝不苟。当严谨遇到避尊者讳的风俗，却要靠边站，有多远滚多远。伟大如司马迁和范晔，也免不了这个俗套。睁大双眼，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堂而皇之地写了几个错别字。
古代的避讳太多。您把初一防住，还得小心十五翻跟头。好比李贺他爹，一个名字没取好，就把下一代的幸福给断送了。假如李贺他爹经常钻研《万年歌》、《推背图》一类的书籍，能够未卜先知，我相信他宁愿取名李狗蛋，也不会再叫什么李晋肃了。
害人害己的“科技发明”
武则天时期，告密成风，酷吏横行。为了消除异己，打击反对派，一批又一批的酷吏被任用，登上历史的舞台。索元礼、万国俊、来俊臣、周兴、侯思止等，这些人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是酷吏中的酷吏。
诗人陈子昂在《谏用刑书》中写道：“诸方告密，囚累千百辈，及其穷究，百无一实。”在陈子昂看来，风行朝野的告密事件，纯属无中生有。
然而，这并不妨碍武则天继续实行“酷吏政治”。她手下的酷吏们，则绞尽脑汁，不停地进行“科学研究”，发明出新的酷刑和刑具。
据《资治通鉴·唐纪·则天皇后天授二年》记载，有人控告周兴和丘神绩合谋造反，武则天便责令来俊臣审理此案。当酷吏遇到酷吏，结果会怎么样呢？某天，来俊臣请周兴到家里作客。他们一边讨论国家大事，一边行着酒令。这时，来俊臣突然提问：“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周兴很傻很天真地支招：第一步，先弄一个大瓮，四周堆起木炭来烧；第二步，将囚犯装进瓮里面。如此这般，还有谁敢不认罪！
周兴的办法很歹毒，却很管用。按照周兴的意思，来俊臣马上吩咐侍从开始“施工”。不大一会儿功夫，周兴的构想成为现实——熊熊燃起的炭火当中，支着一个烧得通红的大瓮。接着，来俊臣对周兴说：“有人告你谋反，太后命我前来审问，老兄还是自己钻进这个大瓮去吧！”周兴一听傻了眼，当即磕头认罪。最后，在流放岭南的途中，周兴被仇家所杀。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可以说，周兴死在了自己发明的酷刑上。武则天时期的另一位红人鱼保家，与周兴略有不同，他死在了自己发明的刑具上。
鱼保家出身官宦世家，是侍御史鱼承晔之子。当得知武则天渴望从民间获得第一手治国资料的时候，天资聪颖的鱼保家立刻献上了一份铸造铜箱的方案。这个铜箱，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检举箱。
铜箱的构造有点复杂。《资治通鉴》这样描述道：“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再详细点说，铜箱分为四个入口，东边的叫“延恩”，南边的叫“招谏”，西边的叫“伸冤”，北边的叫“通玄”。从四个入口处的题字，可以看出来，投入这个铜箱的信件不外乎两类：一曰效忠信，一曰举报信。而这些信件的唯一阅读者，正是武则天本人。
武则天的政策当中，有这样一条规定：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与此同时，“是年，天下大饥，山东、关内尤甚”（《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四）。于是，为了能混口饭吃，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告密者的行列。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铜箱的发明者鱼保家，居然也成了告密的受害者。当鱼保家尽情享受这项发明带来的好处的时候，一封匿名信投入了铜箱。匿名信指出，鱼保家曾经帮助徐敬业谋反，给朝廷平叛增加了难度。没多久，鱼保家便因此而遭受了腰斩的酷刑。
周兴和鱼保家以整人为乐，到头来都不得善终。事实上，当他们举起手中的巨石时，就注定了只有一个结局：砸自己的脚。
路振的缺憾
清代学者吴任臣评价后蜀众臣时，曾感慨地说：“幸寅逊明德一疏，兢兢乎得防微杜渐之意焉。章、李直言，陈、田谠议，皆广政之诤臣也。”（参见《十国春秋》卷五十四）
在这段评价中，吴任臣一共为五位后蜀朝臣点赞，认为他们是广政年间的铮臣。按照出场先后，这五位诤臣分别是幸寅逊、章九龄、李起、陈及之、田淳。其中，“陈、田谠议”里的“陈”，是指新津县令陈及之；“陈、田谠议”里的“田”，指的正是龙游县令田淳。
田淳，成都人，在后蜀末帝孟昶时期，官至龙游县令。田淳生性耿介，常常谈论治国方略和朝廷得失。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孟昶的行为失当，他都会直言不讳地指出来。
广政后期，孟昶与后周世宗柴荣交恶。为此，后蜀连年兴兵讨周，搞得民怨沸腾。众所周知，柴荣是位较有作为的君主。在他的努力之下，后周渐渐呈现一统天下之势。后蜀征讨后周，虽然谈不上以卵击石，但取胜的把握十分渺茫。在这种情形下，田淳挺身而出，显示了他的诤臣本色。
田淳上疏，没有任何铺垫，开门见山地指出孟昶的诸多失策，如为政不平，如懈怠农事。接着，田淳从后蜀的士卒、将领、财力等方面入手，与后周进行对比，得出“二国交斗，恐未十全”的结论。田淳认为，后蜀是“一夫守隘，万旅无前”的用武之地；而后周军队则擅长平原作战，如果入蜀，就像人无手足一样，定然施展不开。
鉴于此，田淳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愿陛下以短兵自固，扼塞要冲，分布腹心，把断细径，精加号令，老彼敌师。纵柴氏亲来，未敢便谋深入。”（参见《十国春秋》卷五十四）最后，田淳才道出自己的核心观点：只有以逸待劳，才能达到彼竭我盈的局面。
孟昶有没有采纳田淳的意见？史料里只字未提，我们自然不得而知。单看田淳这份上疏，确实值得称道。短短四百多字，不疾不徐，层层递进，显得滴水不漏。我们虽然不能武断地认为田淳说服了孟昶，但至少，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没过多久，孟昶开始铸造铁钱，并派遣使者前往各地征缴所欠赋税。田淳依然毫不客气地指出：“如采厚敛之末议，必乱经国之大伦。”（参见《续资治通鉴》卷二）换句话说，如果一味横征暴敛，必将导致国家大乱。继而，田淳表示，这种“扰民聚财”、“犯天意而损君道”的行为，不过是舍本逐末之法。令人遗憾的是，田淳的苦苦劝谏，孟昶根本就听不进去。
田淳议论政事，言语往往十分尖锐。有时候，即便“闻者皆为之恐”，田淳却依然面不改色，淡定自如。对于同朝为官的大臣，田淳也毫不掩饰自己的看法。他常说，王昭远、伊审征、韩保贞等人难当大任，朝臣早已恨透了他们。
曾有人劝告田淳，如果谦逊用词、抑制行为，便可以博取富贵和地位。田淳回答说：“大丈夫宁能附狗鼠求进哉！”田淳口中的“狗鼠”，正是暗指朝廷重臣王昭远之流。
吴任臣为后蜀的五位朝臣点赞后，接着又说：“路氏九国志略及之与淳章疏，弃而不录，君子以为有遗憾焉。”也就是说，在吴任臣看来，北宋史学家路振的《九国志》里，没有记录吴淳的上疏内容，是一个大大的缺憾。
年龄与本领
常有人倚老卖老地炫耀，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意思无非是说，跟我比，你小子还嫩了点。这些老人家夸下海口的同时，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每个人都是从年少无知，一步一步走向成熟的。
事实上，年龄大小，跟本领大小基本上没有半毛钱关系。有时候，是老年人老当益壮；有时候，却是年轻人年轻有为。
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洪州都督阎某在江西滕王阁大宴宾客。酒足饭饱之后，一个叫王勃的年轻人挥毫泼墨，写下一篇骈文——《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即大名鼎鼎的《滕王阁序》。因了这篇光耀千古的奇文，滕王阁被誉为“江南三大名楼之首”，风头盖过了湖北的黄鹤楼和湖南的岳阳楼。这一年，王勃25岁，刚刚达到法定晚婚年龄。
明朝灭亡以后，夏完淳跟随父亲夏允彝和老师陈子龙抗击清军。因痛心国事，夏完淳写下了文采宏逸、情词哀惋的《大哀赋》。后来，夏完淳不幸被清军抓获，押往南京受审。明朝降降洪承畴亲自审问，却遭到夏完淳机智的调侃。临刑前，他立而不跪，面不改色。顺治四年（1647年）秋天，夏完淳舍生取义。这一年，他不到17岁，还算不上成年人。
战国时期，秦国丞相吕不韦的门下，有一个才客叫甘罗。当时，秦国想联燕攻赵，打算派遣大臣张唐出使燕国，张唐却借故推脱。吕不韦急得抓耳挠腮的时候，甘罗毛遂自荐，前去给张唐洗脑。事实证明，甘罗很有演讲天赋。他滔滔不绝地分析天下大势，张唐却只有小鸡啄米般点头的份儿。这一年，甘罗12岁，还是脖子上系着红领巾的年龄。
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曾写过一篇《讨武氏檄》，把女皇武则天骂了个狗血喷头。武则天不但没有恼怒，反而觉得骆宾王是个难得的人才。其实，早在小时候，骆宾王的才华就开始横溢啦。有一次，骆宾王到池塘边玩耍，一时诗兴大发，便随口吟道：“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拔清波。”这一年，骆宾王小朋友7岁，还是穿着开裆裤的年龄。
东汉时期，官员孔宙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一口气生下一大堆儿子。一天，孔宙的朋友带来一盘梨子，让孩儿们挑选。有个叫孔融的小孩，谦虚了一番，拿走一个最小的梨子，受到了家长的表扬。不仅如此，孔融让梨的故事还被写进了《三字经》，代代相传。地球人都知道，那一年，孔融才四岁，是刚刚告别奶粉的年龄。
当然了，除了上述猛人，还有更牛的。他们出生那天，往往会刮大风，下大雨，然后电闪雷鸣，鸡飞狗跳。
你得承认，这绝非地震前的预兆。
宋朴的冷笑话
秦会之，也就是秦桧，属于货真价实的大奸臣，如假包换的大坏蛋。但坏人很少能意识到自己的过错，秦桧也不例外。
可能是作恶多端的缘故，秦桧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这天，秦桧遇到大臣宋朴，便向宋朴发问：“你觉得，我这个人啊，跟哪个古人可以一比呢？”宋朴也不含糊，很快就给出了答案：“秦太师您呀，超过了郭子仪，但比不上张子房。”秦桧吃了一惊，心中打了一个问号：这是为什么呢？
宋朴继续回答，为秦桧解惑。宋朴说：“郭子仪连祖坟都叫太监给翻了一遍，他连个屁都没敢放；而太师您呢，却让这些家伙们（太监）服服帖帖的，比郭子仪强多了。”听宋朴这么说，秦桧大概早已心花怒放了。
喝口水，润润喉咙，宋朴接着忽悠：“之所以说您不如张子房，那是因为张子房是去得的勋业，太师您呢，则是去不得的勋业！”宋朴说完，秦桧兴奋得直拍大腿。对宋朴的答案，秦桧只有一个字的评价：好！
秦领导对宋朴很满意，还将其推荐给了自己的领导——皇帝。为什么呢？很简单，宋朴那个绕口令般的“去得的”和“去不得的”，明着在夸张子房，暗地里却把秦桧捧上了天。宋朴投之以桃，秦桧报之以李，配合得十分默契。
张子房和郭子仪，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宋朴拿他们和秦桧相比，秦桧自然乐得合不拢嘴。
张子房，即张良，西汉开国元勋，为“汉初三杰”之一。张良足智多谋，就连刘邦也说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中唐名将郭子仪，不仅屡建奇功，还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头号功臣。《旧唐书·郭子仪传》如是评价：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
再说秦桧。据《宋史·秦桧传》记载：“始，朝廷虽数遣使，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桧始。”这还不算，《续资治通鉴》里记载了秦桧纳贿的丑行：“腊月生日，州县献香送物为寿，岁数十万。”秦桧作恶无数，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岳飞的卑劣事迹，更是人所皆知。
相信您早已明白，宋朴完全是信口开河。秦桧和张子房、郭子仪相比，竟然是秦桧胜出，这都哪儿跟哪儿呀！
在《战国策·齐策》里面，有个名叫邹忌的美男，被忽悠多次以后，终于找出了自己“被帅”（比徐公帅）的真正原因：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
很明显，宋朴先生作为秦桧的下属，自然是“欲有求于”秦桧的那类人。于是，面对领导的疑问，宋朴轻车熟路地编织了一通瞎话。按照宋朴的意思，我更乐意将它当做一则冷笑话：秦桧功勋卓著，远远胜过张子房和郭子仪。
宋朴的瞎话，秦桧没有当成冷笑话来听。秦桧不仅相信自己真的超越了张子房和郭子仪，而且深信不疑。因为，他高兴得忘乎所以，还拍起了大腿。
杖责往事
有明一代，最流行的刑罚，莫过于杖责，即传说中的打屁股。在描写中，人们常用“屁股开花”一词，来形容屁股的“受伤”程度。事实上，屁股开花还算轻的。别说卧床不起，就是把人活活打死，也是常有的事儿。譬如，明武宗时，铮铮铁骨、仗义执言的宿进，就是因杖责而死的一位忠臣。
宿进，字儒忠，别号一崖，自称蹈愚子。成化九年（1473年），宿进出生于四川夹江。少年时代，宿进在青衣江畔勤奋苦读。弘治十七年（1504年），宿进中乡试。第二年，宿进参加会试，结果名落孙山，沦为一名“复读生”。正德三年（1508年），宿进重整旗鼓，于会试中一举夺魁，成为传说中的会元。殿试中，宿进又高中二甲进士。紧接着，宿进被任命为刑部主事，开始步入仕途。
初涉职场，宿进就干劲十足。他主动清理和复审累积案件，使很多冤狱得以平反纠正。都察院御史张蒿，因为得罪宦官刘瑾，便遭受牢狱之灾。面对炙手可热的大宦官，宿进依然敢于据理力争。张蒿的小命保住了，宿进却因此被扣发了半年的工资。
扣了工资，宿进还是不长“记性”。只要遇到冤狱，宿进便会挺身而出。正德五年（1510年），广东右参议、琼州兵备副使吴廷举遭人陷害，蒙受不白之冤。刘瑾假传圣旨，对吴廷举百般折磨，欲置之于死地。正是在宿进的波走之下，吴廷举才死里逃生，从而改判为谪戍雁门。
由于能力出众、政绩斐然，没过多久，宿进便升任刑部员外郎。宿进的官职改变了，但他的铮铮铁骨没有变，他冒死直谏的勇气没有变。
正德六年（1511年），刘瑾虽已被诛，但朝政依然一片混乱。于是，宿进向明武宗上疏道：“忤逆瑾死者，内臣如王岳、范亨，言官如许天锡、周钥，并宜恤赠。又附瑾大臣，如兵部尚书王敞等及内侍余党，俱宜斥。”（《明史》卷一百八十八）《明史》中说宿进“疏陈六事”，事实上，宿进主要的建议是两大条：第一条，宽恕或嘉奖因反对刘瑾而遭受打击的官员；第二条，痛打落水狗，将刘瑾余党一网打尽。
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份忧国忧民、心怀社稷的奏章。尽管如此，宿进还是感觉事情不妙。上疏后，他吩咐妻子照顾父母和子女，多少有点交待后事的意思。果然，读罢宿进的奏折，明武宗大怒不已，立刻命宦官张永召来阁臣李东阳，共同为宿进定罪，并要“亲鞫之”。鞫，审讯。皇帝亲自审讯宿进，可见明武宗的恼怒程度。
明武宗到底给宿进定了什么罪？姑且留待考证。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终，宿进被押赴午门，先是“杖五十”，然后“削籍归”。
正德十年（1515年）深秋，宿进去世，年仅42岁。令人痛惜的是，宿进不是死于疾病，更不是自然死亡，而是死于杖疾复发。
斗富和装穷
从1982年起，福布斯杂志开始推出富豪榜。这个榜单一经媒体发布，简直比有图、有真相的桃色新闻还要引人注目。其实呀，咱们古代也有这样的排行榜。比如说西晋时期，要论财富，冠军非石崇莫属；屈居亚军的，则是他的死对头王恺。
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曾被写入历史教材，供莘莘学子鄙视和唾骂。然而，在当时的西晋，炫富却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就连晋武帝司马炎也觉得有趣，并屁颠屁颠地参与其中。
在皇帝的默许和纵容下，石崇与王恺进行了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竞赛。由于奥运精神还未横空出世，两位选手均采取了比赛第一、友谊第二、安全第三的战略方针。王恺用糖水洗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用锦缎做了四十里的护栏，石崇就做了五十里；王恺用香料刷房子，石崇就用赤石膏涂房子。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论是哪一个环节，石崇都充当了魔的角色。如果您是评委，估计您会张着大嘴巴，和石崇同志握握手，来个热烈的拥抱，然后将一块黄灿灿的金牌挂在他那胖嘟嘟的脖子上。
王恺显然看到了自己的劣势，便求助于他的好外甥晋武帝。于是，晋武帝便偷偷赐给舅舅一棵二尺高的珊瑚树。谁知，石崇拿起一把铁如意，手起锤落，御赐的珊瑚树顷刻化为一堆废渣。王恺正在惋惜，石崇大方地从家里搬来了自己的珊瑚树。石崇的珊瑚树品种多，个头大，王恺顿时傻了眼。至此，西晋富豪排行榜的冠军和亚军终于确定下来。
假如王恺善于逆向思维的话，他便可以底气十足地对着石崇喊一声：停！然后谦虚地说，石崇兄，咱们换个玩儿法，比比谁穷吧。石崇不吐血才怪。
还真有比穷的。
明朝末年，封建家长崇祯拆了西墙补东墙，国家财政还是捉襟见肘。无奈之下，崇祯带头搞了一次捐款活动，要求文武百官献出自己的爱心。当募捐的太监来到国丈周奎府上时，周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大概说了些“穷得揭不开锅，天天吃野菜、喝稀饭”之类的鬼话。要论修辞手法，周奎的夸张硬是把李白给PK下去了。
当然，周奎还不算装穷的高手。在这次装穷比赛中，冠军是叫做佚名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手段简单而高明：第一步，写一个“此房急售”的字条；第二步，贴在自家的门上。穷得只能靠卖房度日，乖乖，这还不够穷吗？
以斗富为荣的西晋，仅仅存在了51年；纷纷装穷的晚明，在李自成的铁骑之下宣告易主。那些斗富或装穷的主角，也大多遭遇了悲惨的下场。
北传《法句经·安宁品》中说，胜则生怨，负则生鄙；去胜负心，无争自安。可惜，沉浸于斗富和装穷比赛之中的选手，都没有这么高的觉悟。于是，在漫长的岁月里，这种病态的比较一直延续至今。或许，还将继续下去。
唐代的高考门槛
清代学者徐松，曾在其《登科记考》中这样描述唐代的科举考试：“无流品之别，无华夷之限，衡校古今，得士之盛，于斯为最。”按照徐松的理解，不管是谁，只要读过几天书，都可以堂堂正正地参加考试。如果您也这么认为，那就是被徐学者给忽悠啦。
换句话说，唐代再强盛，终究还是一个封建王朝。要想参加科举考试，自然有数不尽的条条框框。您想参加考试？没问题，先迈过那些门槛再说。总结归纳一下，您需要跨过六道门槛，分别是：性别、身份、德行、才学、服纪和体检。
我们今天选拨人才，仍然要求德才兼备，要求进行体检。因此，让我们跳过这些门槛中的德行、才学和体检，直接来看另外三条雷人的标准。
性别，要求考生必须为男性。这条标准够狠的，大笔一挥，约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女同胞们，便被排除在考场之外。不管是学富五车，还是才高八斗，只要您是女性，对不起，一边儿凉快去吧。据《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一记载，当时有个人，名叫关图。他的妹妹才华横溢，却无缘科考。为此，关图经常在同事面前诉苦：“可惜呀，不然的话，我们关家又能出一个进士。”
和关图的妹妹相比，薛涛和鱼玄机更有名气，也更具才气。元代诗人、著有《唐才子传》的辛文房对鱼玄机的才华赞誉有加，并叹惋道：“使为一男子，必有用之才。”明明是考试制度不合理，辛文房却幻想鱼玄机摇身一变，成为身强体壮的帅哥。创造辉煌的大唐盛世，却不允许妇女考试，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身份，要求家庭出身和个人职业都符合报考规定。以家庭出身衡量，要想报名考试，首先得是个“良人”。至于奴婢、杂户、部曲、工乐户、番户、太常音声人等，则属于“贱民”。《唐律疏议》里明确规定：“奴婢贱民，律比畜产。”试想，“贱民”的地位跟牲口一样，怎么可能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呢？
据《唐六典》卷二记载：“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也就是说，假如您祖祖辈辈都是商人，那么毫无悬念，您接着继承祖业就是了。即使您成为创业模范，荣登福布斯榜首，还是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服纪，要求考生在居丧期间，或者犯父祖名讳时不得参加考试。《唐律疏议》里说了，父母去世以后，“匿不举哀”、“丧制未终”、“忘哀作乐”、“杂戏”等，都要受到重处。这时候，就连您的哥们儿结婚，您都不能参加。按唐律，要杖责一百大板，您挨得住吗？
如果说居丧期间不准参加考试，是为了孝道，那么犯父祖名讳的规定就有点滑稽了。正是这个破规定，让大才子李贺吃了大亏。李贺他爹名叫李晋肃，晋肃和进士谐音，李贺的科考之路便因此戛然而止了。即便是进了考场，如果遇到题目有犯父祖名讳的，您还得撒个谎，说自己不能继续考试，感冒啦。
现在，我们把高考比喻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意思无非是说，高考就像一场淘汰赛，竞争相当惨烈。其实，和古代的举子们相比，今天的高中生已经够幸福了——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不少学校还免收学费；而且，再也不用担心那些雷人的门槛了。
毕竟，和唐代相比，今天的考试制度，更为先进，更为合理，也更为人性化。
思海拾贝：
选拔人才时，最为普遍的一种方式，便是考试。特别在当今社会中，几乎没有谁可以例外，不与考试发生联系。值得庆幸的是，与唐代的科举制度相比，现在的高考制度更加规范，也更加合理了。毫无疑问，随着时代的进步，当前的考试制度还可以继续完善。也唯有如此，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竞争方式，才会更加公正、公平。
且读且练：
1、徐松关于唐代科举考试的描述，作者的态度是认同还是否定？
2、在唐代，要想参加科举考试，需要突破哪些条条框框？
3、唐代的科举考试与现在的人才选拔制度相比，有哪些异同？
4、如果穿越到唐代，你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吗？如果没有，是因为什么（随便列举一条即可）？如果有，你觉得这些要求合理吗，为什么（言之有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