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知道这么多，是因为吃饭时特雷弗和我对面坐着一对中年教师夫妇基斯和达夫妮，他们来自昆士兰州北部农村，为人静默寡言。对拿教师薪水的他们来说，这次旅行是件大事，基斯做过一番功课。他带着一腔热忱谈着这列火车，这片风景，还有最近发生的林区大火——谈论这一话题时，我们正经过利斯戈，此处在两个月前，有数百英亩的灌木付之一炬，两名消防员付出了生命——但当我问到原住民（有关土地改革的问题亦有很多新闻）的时候，他突然变得语焉不详，局促不安。
“这是个问题。”他说，瞪着自己的饭菜。
“在我教书的那个学校，”达夫妮接过话头，吞吞吐吐地说，“原住民家长们，唉，他们拿了救济金，就去买酒喝，然后又到丛林里流浪。老师呢，不得不喂孩子——你要知道，可是花他们自己口袋里的钱。否则，孩子都吃不上饭。”
“这是个问题。”基斯又说了一遍，仍旧盯着自己的饭菜。
“但他们的确是亲切和善的人——在他们不喝酒的时候。”
话谈到这份上就算是玩儿完了。
饭后，特雷弗和我大胆地去了娱乐室。特雷弗到吧台叫酒水，我则陷进安乐椅，看昏暗光线下的风景。这是个农垦区，隐约有些贫瘠的样子。我不经意间注意到，背景音乐从“大受人爱的流行轻音乐”转成了“老年疗养院的欢聚时光”。我们到这里的时候，正是《啤酒桶波尔卡》的尾声，只轻捷地一转，《Toot Toot Tootsie,Goodbye》便续上了。
“音乐选得有趣。”我干巴巴地对坐在对面的年轻夫妇说。
“没错，妙极了！”他们异口同声，带着满腔热忱回答。
我忍住想要尖叫的强烈欲望，绝望地转向身边的男子——那是个看上去有文化的长者，穿着套装。这挺惹眼的，因为车上其他人都穿戴随意。我们开始聊这聊那。他来自堪培拉，是个退休律师，去珀斯看儿子。他看上去是那种讲道理有见识的人，所以我用信赖的口吻，向他提起了我与昆士兰州学校教师夫妇那段令人费解的谈话。
“啊，原住民，”他一本正经地点着头说，“一个大问题。”
“我得到的就是这样的印象。”
“他们都要绞死，每个人都要。”
我吓了一跳，看着他，见到了一张怒不可遏的脸。
“他们该死的，每个人。”他颤抖着下巴上的赘肉说完了这句话，就再没说别的，直接走人了事。
我考虑定要好好研究一番原住民问题。不过此时，我决定把谈话限于简单的问题上——天气、景色、流行轻音乐——直到把情况了解得更清楚再说。
与旅店房间比较，火车一个显而易见的重要特点在于，你眼前的风景总是变幻不停。早晨醒来，我看到了一个新世界：红土、低矮的植被、广阔的天空，还有环抱周遭的地平线，仅有偶尔出现的一棵瘦骨嶙峋的桉树打断其延展的线条。我睡眼惺忪地从自己窄小的休憩处朝外看：一对袋鼠被火车惊了，蹦跳着跃开去。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时刻。我们现在绝对在澳大利亚大地上啦！
八点刚过，我们到达布罗肯希尔，步下火车，眼睛眨巴不停。地面上垂着一团闷死人的热气——这热气就是你打开炉门查看烤火鸡时袭来的那种。在月台上恭候我们的是索尼亚·斯图宾，她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年轻女子，她在本地旅行社工作，被派来接站。她带我们去取租赁的汽车，我们打算开车在内陆转上一圈。
“这儿热到多少度？”我喘着大气说。
“哟，最高纪录是四十八摄氏度。”
我想了一分钟。“那是一百一十八华氏度哦！”我说。
她平静地点点头：“昨天四十二摄氏度。”
我又简单算了一番：一百零七华氏度。“那非常热了。”
她点头：“太热了。”
布罗肯希尔是个积极向上、令人愉快的小地方——干净、齐整，欣欣向荣。但遗憾的是，这根本就不是我们想看的。我们想看不折不扣的内陆：一个男人勇敢、绵羊丧胆的地方。这儿有咖啡店和书店，旅行社为我们提供去巴厘岛和新加坡的诱人套餐。他们甚至还在城市的中心搞起了一场演出，表演科沃德[9]的戏剧。这根本就不是内陆。这是调高了温度的汉普顿。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我们去莱恩·沃迪克租车行取四轮驱动车的时候。我们要驾车进入热浪灼人的野外，进行为期两天的短途旅行。车行老板莱恩是个精瘦结实的老家伙，精力充沛，为人友善，看上去仿佛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在户外应对艰难险阻。他跳到方向盘后面，给我们扼要地讲了个大概，说得简洁周到，就是人们以为自己正在跟理解能力强、技术过硬的听者打交道时候的那种架势。车内是各种仪表盘、控制杆、旋钮、测量表和触发器，让人眼花缭乱。
“现在，假设你们陷在沙里了，需要加大右侧差速器。”我漫不经心、时断时续又随意地听着讲解，莱恩正在说其中一种情况，“像这样推这个把手，把混合动力总成系统的比率选择在十二到二十七之间，提升两侧副翼，将两个推力发动机都发动起来——而不仅仅是左手边的那个，这很重要。不管你做什么，看好测量表，汽缸压力表读数不要超过一百八十，否则整个都会炸掉，你们就杵在外头了。”
他跳了出去，递给我们钥匙。“后面有二十五升备用柴油。如果你们出问题，那也应该足够用了。”他更仔细地把我们挨个看了一遍。“我再给你们一点柴油吧。”他决定。
“你懂了没有？”他走开后我轻声问特雷弗。
“没超过‘把钥匙插进点火装置’的地步。”
我喊来莱恩：“如果我们杵那儿了或走丢了，会怎么样？”
“哟，你们当然就死翘翘啦！”实际上他没这么说，不过我就是这么想来着。我总是读到一些报道在内陆迷路或陷入困境的人的文章。像探险家欧内斯特·贾尔斯，他没水了，走了好多天，半死不活的时候才幸运地碰上一只从妈妈育儿袋里滚出来的小沙袋鼠。“我扑到它身上，”贾尔斯在他的回忆录里讲，“把它生吞活剥了——毛、皮、骨头、脑袋——一样不留。”而这还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故事。相信我，你不会希望在内陆地区走失的。
我开始感受到不祥之兆，战栗起来——都没有因索尼亚一声欣喜的大叫而轻松起来。她看见我们脚边有一只蜘蛛，说：“嗨，看啊，一只赤背蜘蛛！”要是你还不知道的话，那么我告诉你，赤背蜘蛛就是八条腿的死神。就在特雷弗和我颤颤巍巍地想要钻进对方怀里躲避的时候，她把它抓起来，放在指尖上给我们看。
“没事儿，”她咯咯地笑着，“死蜘蛛啦。”
我们小心谨慎地仔细看着她指尖上那个纤小的东西，亮闪闪的背上有汽车信号灯那样的一点红，呈沙漏的形状。这么小的一个东西似乎不可能给人带来即时的痛楚，可没错，如果让赤背蜘蛛恶毒的上下颌来上那么一小口，你就会在几分钟之内“狂乱抽搐，体液奔流，若没有马上实施医疗救治，可能死亡”。文献上就是这么说的。
“野外可能见不到赤背蜘蛛，”索尼亚安慰我们，“蛇才更成问题哦。”
这条消息引得四条眉毛都抬了起来，脱口而出：“说下去。”
她点了点头。“普通棕蛇、西部太攀蛇、西部奶酥蛇、黄背紧牙关蛇、东部摸戒指蛇、道奇蝰蛇……”我记不清她的原话了，可确实是一长串的名字。“不过别担心，”她继续说，“大多数蛇并不想伤害你。如果你在野外灌木丛里，一条蛇经过，只要停下来一动不动，让它从你的鞋面上滑过去就行了。”
我拿定主意，这是我得到的建议中最不会照之执行的一条。
额外的柴油也装上了，我们爬进车里，排挡“嘎啦”一声响，车子如同野马一样颠两下，挡风玻璃刮水器无意间轻快地挥动起来敬了个礼，我们驶上了开阔的大路。我们得到指示开往梅宁迪，即此处往东一百一十公里，会有个名叫史蒂夫·加兰的男人在那里接我们。结果，开车去梅宁迪这件事有点虎头蛇尾。这一带热得晃眼，异常险恶。我们心满意足地第一次见识了畏来风[10]，只见一柱约有一百英尺高的尘土翻卷着掠过我们左侧一望无垠的旷野，激动人心却无妨无害。不过，我们经历的冒险就这么多。这条大路新近才整饬过，比较好走。特雷弗停下来拍照的时候，我数着有四辆车开过。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的车抛锚的话，杵在原地的时间不会超过几分钟。
梅宁迪是达令河上一座朴实无华的村庄：两三条小街，两边建着被太阳晒得干硬的平房，一个加油站，两间商店，伯克和威尔斯汽车旅馆（店名来自两位19世纪的探险家，他俩在无情的内陆不可避免地栽了大跟头），还有稍微有点名声的梅登斯旅馆。1860年，前面提到的伯克和威尔斯于此度过了文明世界里的最后一晚，之后便向北在荒凉中遭遇了自己悲惨的天命。
我们在汽车旅馆见到了史蒂夫·加兰。为了庆祝我们安全抵达并刚刚发现车子原来还有第五排挡，我们开车穿过马路去了梅登斯旅馆，加入到乱哄哄的喧闹之中。在梅登斯长条形的吧台边，从头到尾一溜坐满了被太阳晒得皮粗肉糙的男人，一色的短裤、布满汗渍的紧身无袖衫和宽檐的帽子。这就像一步踏进了保罗·霍根[11]的电影，甚至较之更有味道。
“那么，他们会从哪扇窗户把人扔出去？”就座之后，我想特雷弗可能希望架起设备拍下向外撵人的一幕，便向和蔼的史蒂夫打听。
“噢，这儿可不是那样的哦，”他说，“内陆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野蛮。这里真的挺文明开化的。”他怀着真正的爱意环视四周，跟两三个看上去脏兮兮的人相互打招呼。
加兰曾在悉尼当专业摄影师，后来他的伴侣丽莎·门克被任命为路那边的京治加国家公园园长。他又找了个工作，做地区的“旅游和发展”部门官员。他管辖着两万六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这片区域有英格兰的一半大小，不过人口仅两千五百人。他面临的挑战就是说服犹豫不决的本地人相信世界上有人准备花大钱来这个广阔、干燥、空旷、平淡无奇且热得吓人的地方度假。找到这样的人则是他挑战的另一部分。
在似火骄阳和与世隔绝之间，内陆人并不总是具有与人交流的天赋。我们听说有一位店主在被笑眯眯的悉尼来客问“哪儿的鱼会吞饵上钩”的时候，以怀疑的神情瞪着眼睛看了他好久，答道：“在他妈的河里啦，伙计，你还想在哪儿啊？”
我给加兰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只是咧了咧嘴，不过他承认要当地人看到旅游业固有的可能性，确实偶尔会遇到责难。
加兰问我们开车过来感觉如何。
我告诉他比原本的期待更加艰难一些。
“等明天再看啦。”他说。
他说得没错。早上，我们一行小车队出发，史蒂夫和丽莎一辆车，特雷弗和我另一辆车。我们朝北边二百五十公里之外的蛋白石老矿区白崖开去。出了梅宁迪半英里地，柏油路到了尽头，路面变成硬土地，满是凹坑、车辙和水泥一样坚硬的棱，车子像开在铁轨上，摇摇晃晃。
我们一路颠簸了好几个小时，车后腾起大团红尘，穿过炎热又寂寥透顶的地区，驶过山丘的平顶。那儿散缀着低矮的滨藜和穗状的三齿稃，古怪的产松脂的灌木和没精打采的桉树。路边四处躺着袋鼠的尸骨，间或可见晒干了的巨蜥蜴，它们长相难看，身形庞大。鬼才知道生物是怎么在这片充斥着热浪和贫瘠的土地中存活的。这里还有十五年没见过水的溪床。
澳大利亚压倒一切的空寂，这一大块土地恼人的贫瘠，让扎根这个国家的欧洲人花了很长时间才得以适应。最早的探险者中有几位总相信自己会遇到浩大的水系，甚至是内海，所以带上了船只备用。托马斯·米奇尔是19世纪30年代探索新南威尔士州西部和维多利亚州北部的一名军人，他拽着两条木划艇走过三千英里贫瘠的低矮丛林地，没把它们弄湿过一次，可到头来还是拒绝承认它们无甚用处。“虽然，最近船只及其运输车辆拖了我们很大的后腿，”他在第三次考察之后用轻描淡写的笔调写道，“我还是非常不愿意舍弃对一个探险团队来说如此有用的附加装备。”
阅读有关早期探险的记述，最初的那些探险者显然经常表现出荒唐可笑的茫然。1802年，在某次早期探险之旅中，弗朗西斯·巴拉利耶中尉将八十二点五华氏度[12]描述为“令人窒息”的温度。我们通情达理，能够相信那是因为他刚刚到达这个国家的缘故。等到他的手下花了好几天时间逮袋鼠但均空手而回时，他才幡然醒悟：如果自己先脱掉红灿灿的外衣，就可能更有成效地追捕这种动物。他们在七周之内只走了一百三十英里，平均每天行进约一点五英里。
探险一次接着一次，领军人物似乎总拗着那么一股劲儿，无法理性地为自己安排给养，几近滑稽。1817年，地区测量主任约翰·奥克斯利领导了一次五个月的考察，勘测拉克伦河和麦夸里河，却只带了一百发子弹——一支枪一天打一发都不够——而且基本没带任何备用的马掌和钉子。早期探险者的这种无能对原住民来说是件有着持久吸引力的事情，他们常跑来观看。“我们乱糟糟的样子成为他们嘲笑取乐的源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某位记录人郁闷地写道。
1860年，伯克和威尔斯又大大咧咧地重蹈覆辙。他们显然是澳大利亚最出名的探险者，对跖地刘易斯和克拉克[13]式的人物，这多少有点儿稀奇，因为他俩的远征基本上没什么成就，花了很多钱，到头来还是以悲剧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