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认为，诗在今天不仅仅是自我的延续，也具有拯救的力量。（参见于坚：《公开活动现场纪实》，载《当代国际诗坛》特辑，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每个人的生活经验、情感体验、价值取向不一样，对诗歌的认识也不可能一样。诗歌的确不能干什么，正如爱尔兰诗人希尼所说，你不能指望用诗歌挡住一辆坦克。因此，你不能指望诗歌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政治问题、伦理问题。诗歌的作用在现实中存在和生长，如康德所说有的作用是“无用之用”。诗歌会在无意中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和你的语言方式。当一切都变得不那么容易判断时，诗歌或许更好地成为对生活世界的揭示和守护，成为揭示我们内心的矛盾、困惑、冲突、混乱的场所。
在现在这个灵魂失守的时代，诗人应当因应现实，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责任和担当，而不是逃离或者隐逸。“无论我们用怎样的方式来回应现实，都应该是用诗的语言来回应”（翟永明语）。诗人应当忠实于内心的感受，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去发现和挖掘被遮蔽的真，既要将现实中的否定因素转化为肯定因素，还给人类以尊严，又要重塑语言的诗性品格。像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说的那样，“试着赞美这遭毁损的世界。”在苦难面前表现出诗人的基本优雅。这些中外诗人的真知灼见使我深受启发。然而骆英对当代诗人和诗歌的反思，让我的印象更为深刻。他认为，我们的当代诗人需要重新或者开始做点什么，我们的当代诗歌如何再次定位。
坦率而简单地说，我们的诗歌，从表现形式和情绪上，自然或不自然地都能和都去从欧美的影响上找源头，导致同质化、无张力和缺乏色彩，因而很难在世界当代诗歌场景中夺人眼目。无论如何，复制的、模仿的和不自觉的或者不自信的诗歌艺术绝对不可能搞点激情或者令人心动。他还发现，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在近几十年才趋于稳定而快速，当代诗歌还未及冷静下来思考。因而，体现不到相对于欧美诗歌的独立性、艺术性，这是有悖于诗歌艺术性的。我们必须回到诗歌的人类本性之美和艺术之美，必须回到民族的语言母体，艺术审美母体，记录和反映同一时代的不同民族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骆英还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下的新悲情美学写作”的观点。他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加快，有太多的因素和外来的东西对我们的社会基础，文化传统带来了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