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初，四川师范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诗社——东方诗社成立。李文化、何春、张述鸿、南江、陶诗文、山杉、印冬冰、饶勇、殷明、许志君等，包括我在内成为诗社的发起人。著名美学家高尔泰，《星星》诗刊的孙静轩，四川师范大学的曹万生及石光华、万夏等是诗社的顾问。记得当时，第三代诗人中的贵州大学的郑单衣，四川大学的赵野，重庆大学的钟山，四川大学的查常平，四川师范大学的老师陈小平也曾有过指点。东方诗社只出了一期刊物《东方》后解散。“社友们各自东西，一些兄弟被迫提早沦落江湖”（山鸿：《我所认识的诗人们》，求贤网2011年1月31日）。事隔20年后，东方诗社有了一次集体纪念。2009年，《星星》诗刊在第8期上用了30个页码来专门刊发东方诗社当年13名诗人的诗歌。当时青春年少，如今人到中年，诗歌已经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抛弃了一大批曾经的狂热追求者，像我这样信徒一般虔诚的写作者也为数不多了。
关于诗歌的困境和出路。其实作为一个业余诗歌写作者，这样专业的问题我是没有底气来回答的。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网络文化、电脑文化正在侵蚀着我们既有的文化形态，物质主义征服了整个世界，诗歌能做什么，出路在哪里，这会是一个恒久的话题。但当代诗歌同现实之间关系的张力，使得如何回应现实的设问变得更加急迫。“……在像人口一样高度密集的、复杂、活跃、混乱、多变的现状面前，诗人的选择主要有两种：其一、成为新的隐逸派，‘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语出《周易》），以便在语言中自处；其二、向屈原和杜甫学习，关心天下事，且能够‘随时敏捷’（语出杜甫），从而不使亲历者的历史记忆与见证散逸于语言之外。二者的交互影响或许还产生出第三种，即着眼于启示未来的，更博大的综合，它取决于诗人个人的抱负与时代的机遇。”（宋琳：《诗与现实的对称》，载《当代国际诗坛》（4），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欧阳江河认为，诗歌写作和现实，和贫富，和经济高速发展之间，不是一种成正比的关系，诗歌还是和内心更相关。写诗，也是我们对智慧迷恋的一种形式，所以和经济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诗歌最大的力量就在于它背离现实，而不是顺应现实的力量。（参见欧阳江河：《公开活动现场纪实》，载《当代国际诗坛》特辑，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而于坚却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正进行在激烈的转型阶段，今天我对现代化已经变成了困惑和怀疑。如果现代化旨在消灭古代社会的黑暗，消灭一切朦胧和混沌，把一切都变得清楚，用数字和货币来衡量的话，我对现代化的前景是不能表示欢迎的。当我们拥有许多物质的东西时，我忽然发现，我们的内心非常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