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张学淳先生《唐宋诗人故事》出版之际
去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朋友给我一个书目，说是让我选点喜欢的书寄给我，我看着书名选了一些。其中有唐诗宋词方面的书两本，一看作者，是我中学时代的恩师张学淳先生！真是喜出望外！先生退休有二十多年了，也不住在故里，和在宿州学院当教授的长子张英彦住在一个城市里。我迅即与先生取得了联系。在通话中，我听到先生的声音与四十多年前几无差别。问起先生近况，说是还在写书。先生说在写《唐宋诗人故事》。初稿写成后，我成了先生著作的第一个读者，真是如沐春风。
先生是我从初中二年级起直到高中毕业时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那是1971年春天，我在家乡小学读了5年书后就到镇上读中学了。那是一个叫许岭的古镇。学校坐落在镇中心，我刚上中学时，学校是小学、初中一贯制。到第二年，先生就成了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这一年已开始招收高中生了，当时的校长说他是“一条龙”学校的校长。因此，我成了这所学校的第三届高中生。
20世纪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学校停课、工厂武斗的疯狂劲头已经过去，工农业生产领域要抓革命促生产，教育战线也提出要复课闹革命。学校的基本教学秩序也开始恢复了。我的语文基础是在先生这里打下的。
我的故乡宿松县坐落在安徽西南的长江北岸。县城与湖北省黄梅县城之间的距离也就三十公里的样子，而隔江而望的地方，则是陶渊明做过县令的江西省彭泽县。故乡是一个典型的鸡鸣三省的地方。县所属淡水湖面积达120万亩，据说在全国县一级地区淡水湖拥有面积上排第二。高中所在的许岭镇则位于县域的南边，三面是湖。她的很多地方现在已经是国家生态保护区。这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地方。镇外黄鳝嘴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县境内有众多名胜古迹，诗人李白、爱国将领文天祥、清朝名将彭玉麟等都在这里留下了很多佳话。自古以来，文人写诗做文、挥毫泼墨已蔚成风气，读书成了当地百姓的第一选择。那时在当地的学校里，如果老师惩罚学生，被家长得知，家长一定会带礼物到老师家致谢。他们认为，老师惩罚学生，说明他们负责任，教育他们的孩子很辛苦费力。
先生一直待学生宽厚。我写的作文常常被他拿到班上读给其他同学听，当时自己很得意。现在想起来，那只不过是先生对学生的一点鼓励而已，但就是这种鼓励大大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在读高中时，因为上面要评《水浒》，要评法批儒，要学习鲁迅，所以我们能看到人民出版社新出的《水浒传》，要学习很多所谓儒家、法家的文章。好像先生给我们讲这些东西，并非批判，而是在传授古文知识。当然先生在给我们讲古典文学时，最后总不免会说上一两句：这是资产阶级情调，这是封建文人的习气，这是没落贵族的呻吟。好像我们接受的只是文学的熏陶。在当年那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日子里，在那种读书无用的大环境下，先生仍然十分智慧地传授给了我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够得上很全面的古典文学知识，并使我们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至今对先生充满感激。
当时的安徽省中学语文课本中，鲁迅的文章占有很大的比重，除了如“横眉冷对千夫指”“岂有豪情似旧时”等大家耳熟能详的诗词外，很多小说和论文也都被选入语文课本，不要说《祝福》《故乡》《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些小说散文类文字，就是《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类文章也选入了高中语文课本。很显然，这是为了批孔子、批梁实秋先生而选的。然而，先生给我们讲了很多这些课文以外的东西，比如《论语》。如先生讲到鲁迅先生骂梁实秋先生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时，给我们讲什么是《新月》杂志，讲梁实秋这个反动教授如何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骂鲁迅先生是“丧家的疲惫的牛”。我们因此知道了很多在当时难以知道的有情趣而又值得回味的东西。
今天的中学生不可能有这样的感觉，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我所在的那样一个极普通的农村中学，我的那届同学在毕业两年后的恢复高考的考试中，有六七个人考上了大专院校，还有十几个考上了中专（1977年中专是招收高中生的，成绩很好的农村高中生，为了有把握地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很多人报考了中专学校）。在当年升学率极低的情况下，有那么多的人考上，很不容易。1978年春，我考到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之余，去找《新月》杂志，意外得知，安徽师大图书馆是国内极少有的藏有从创刊到终刊全套原版《新月》杂志的图书馆。这套杂志当时还是放在内部书库，学生要进入内部书库必须有系主任签字的入库单，且只能在馆内阅读。我只要一有机会就找系主任签入库单，如饥似渴地一本一本地读这套杂志，这为我后来在读研究生时研究《新月》杂志奠定了基础。而所有这一切，都与中学时受教于先生有关。否则我甚至无从知道民国时期还有这样一本《新月》杂志。徐志摩先生的《再别康桥》，我就是从这份杂志中第一次读到并立即将它抄在卡片上，我也知道了徐志摩、林徽因等那一批民国文人学者的诗情才华，我也第一次知道了丁文江这些民国学界泰斗的名字。这甚至影响到我直到今天仍然给大学生开设“民国人物评论”这门课。
当高中毕业40年聚会时，我们不约而同想到了先生。先生因为不在故乡没能出席聚会，但写了一封信给我们，表达了先生对四十多年前的学生的深情厚谊。我们同学在聊到当年的学生生涯时，很感恩先生对我们所做的一点一滴。
我们当时是住宿制，大家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一早上赶到学校，有时不免因贪玩迟到，总会有人气喘吁吁甚至一身臭汗地跑进教室，而这时作为班主任的先生多数时候总是笑眯眯地轻声幽默地说：“擦擦汗休息一下吧，这么辛苦。”
先生既是语文老师又是班主任，他的很多课都是在上午第4节，往往上完课总是顺便布置一些事情。当时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年龄，总希望下课就飞快地去吃饭。常常是先生讲话还没结束，下课时间就到了。记得一个同学在一次先生讲话时站起来大声说：“我饿死了！”先生停下来，笑笑说：“好了，就结束就结束吧！”不以为忤。记得很清楚的一次，有个同学跟管伙食的老师吵架，言语激烈，先生脸色很不好看，但讲的一句最重的话也是我至今记忆犹新的：“现在已经不讲师道尊严了，但起码的礼节应该要有吧。”这应该是1974年的一天。当我就这个问题在高中毕业40年的聚会上问当年跟老师吵架而现在也已退休的那位同学作何感想时，这位老同学不好意思地说：“当时真是不懂事。在那样的时代，遇到张先生做班主任是我们的幸运。”
先生退休后有多部著作问世。现在，先生在和我通话时，都说他还在写唐诗宋词元曲方面的研究文字，还在写研究古典散文的文字。对于先生来说，几十年的教学生涯、几十年的研究历程，写出来就是精品。作为45年前的学生，期盼先生不断有新作出来。正如先生自己所说，我们的前辈“刻苦攻读的精神和严谨治学的态度，犹如一盏盏光芒四射的灯塔，照亮我们在茫茫无际的学海中高歌猛进的方向；就像一面面鲜红耀眼的旗帜，引导我们在崎岖的求知小路上披荆斩棘而前行。”其实，正是因为有像先生这样的前辈初心不改、笔耕不辍的坚守与执着以及严谨治学的精神，才激励着我们孜孜不倦地锐意进取，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何小刚（哲学博士、上海电机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2018年5月18日于上海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