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特景——茶铺
节选自《暴风雨前》，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茶铺，这倒是成都城内的特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来，一条街总有一家。有大有小，小的多半在铺子上摆二十来张桌子；大的或在门道内，或在庙宇内，或在人家祠堂内，或在什么公所内，桌子总在四十张以上。
茶铺，在成都人的生活上具有三种作用：一种是各业交易的市场。货色并不必拿去，只买主卖主走到茶铺里，自有当经纪的来同你们做买卖，说行市；这是有一定的街道，一定的茶铺，差不多还有一定的时间。这种茶铺的数目并不太多。
一种是集会和评理的场所。不管是固定的神会、善会，或是几个人几十个人要商量什么好事或歹事的临时约会，大抵都约在一家茶铺里，可以彰明较著地讨论、商议、乃至争执；要说秘密话，只管用内行术语或者切口，也没人来过问。假使你与人有了口角是非，必要分个曲直，争个面子，而又不喜欢打官司，或是作为打官司的初步，那你尽可邀约些人，自然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你的对方自然也一样的。——相约到茶铺来。如其有一方势力大点，一方势力弱点，这理很好评，也很好解决，大家声势汹汹地吵一阵，由所谓中间人两面敷衍一阵，再把势弱的一方数说一阵，就算他的理输了。输了，也用不着赔礼道歉，只将两方几桌或十几桌的茶钱一并开消了事。如其两方势均力敌，而都不愿认输，则中间人便也不说话，让你们吵，吵到不能下台，让你们打，打的武器，先之以茶碗，继之以板凳，必待见了血，必待惊动了街坊怕打出人命，受拖累，而后街差啦，总爷啦，保正啦，才跑了来，才恨住吃亏的一方，先赔茶铺损失。这于是堂倌便忙了，架在楼上的破板凳，也赶快偷搬下来了，藏在柜房桶里的陈年破烂茶碗，也赶快偷拿出来了，如数照赔。所以差不多的茶铺，很高兴常有人来评理，可惜自从警察兴办以来，茶铺少了这项日常收入，而必要如此评理的，也大感动辄被挡往警察局去之寂寞无聊。这就是首任警察局总办周善培这人最初与人以不方便，而最初被骂为周秃子的第一件事。
另一种是普遍地作为中等以下人家的客厅或休息室。不过只限于男性使用，坤道人家也进了茶铺，那与钻烟馆的一样，必不是好货；除非只是去买开水端泡茶的，则不说了。下等人家无所谓会客与休息地方，需要茶铺，也不必说。中等人家，纵然有堂屋，堂屋之中，有桌椅，或者竟有所谓客厅书房，家里也有茶壶茶碗，也有泡茶送茶的什么人；但是都习惯了，客来，顶多说几句话，假使认为是朋友，就必要约你去吃茶。这其间有三层好处。第一层，是可以提高嗓子，无拘无束地畅谈，不管你说的是家常话，要紧话，或是骂人，或是谈故事，你尽可不必顾忌旁人，旁人也断断不顾忌你；因此，一到茶铺门前，便只听见一派绝大的嗡嗡，而夹杂着堂倌高出一切的声音在大喊：“茶来了！开水来了！茶钱给了！多谢啦！”第二层，无论春夏秋冬，假使你喜欢打赤膊，你只管脱光，比在人家里自由得多；假使你要剃头，或只是修脸打发辫，有的是待诏，哪怕你头屑四溅，短发乱飞，飞溅到别人茶碗里，通不妨事，因为“卫生”这个新名词虽已输入，大家也只是用作取笑的资料罢了；至于把袜子脱下，将脚伸去登在修脚匠的膝头上，这是桌子底下的事，更无碍已。第三层，如其你无话可说，尽可做自己的事，无事可作，尽可抱着膝头去听隔座人谈论，较之无聊赖地呆坐家中，既可以消遣辰光，又可以听新闻，广见识，而所谓吃茶，只不过存名而已。
如此好场合，假使花钱多了，也没有人常来。而当日的价值：雨前毛尖每碗制钱三文，春茶雀舌每碗制钱四文，还可以搭用毛钱。并且没有时间限制，先吃两道，可以将茶碗移在桌子中间，向堂倌招呼一声：“留着！”隔一二小时，你仍可去吃。只要你灌得，一壶水两壶水满可以的，并且是道道圆。
不过，茶铺都不很干净。不大的黑油面红油脚的高桌子，大都有一层垢腻，桌栓上全是抱膝人踏上去的泥污，坐的是窄而轻的高脚板凳。地上千层泥高高低低；头上梁桁间，免不了既有灰尘，又有蛛网。茶碗哩，一百个之中，或许有十个是完整的，其余都是千巴万补的碎磁。而补碗匠的手艺也真高，他能用多种花色不同的破茶碗，并合拢来，不走圆与大的样子，还包你不漏。也有茶船，黄铜皮捶的，又薄又脏。
总而言之，坐茶铺，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就形成了的一种生活方式。
河水香茶
节选自《大波》，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成都那时将近有三十万人口，在城墙圈子内的，约占六分之五。这么多人用的水，几乎全由井里的水供给。成都平原，地下水非常丰盛，一般掘井到八市尺便见水了。掘得深的，不过一丈到一丈四尺。百把人，只要一口浅井，随你如何使用，如何浪费，它总不会枯竭。但它也只能供你作为洗濯使用。因为它含的皉质和其他有害健康的杂质很多，强勉用来煮饭烹菜，已经不大卫生，若用来泡茶或当白开水喝，更不行。所以当时每条街上兼卖热水和开水的茶铺，都要在纱灯上用红黑相间的宋体字标明是河水香茶。河水，就是围绕成都城的那条锦江的水。每天有几百上千数的挑水夫，用一条扁担，两只木桶，从城门洞出来，下到河边，全凭肩头把河水运进城，运到各官署、各公馆，尤其是各家茶铺去供全城人的饮用。设若一天这几百上千数的挑水夫不工作的话，那情形当然不妙。
第一楼茶铺
节选自《大波》，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两个人放慢脚步，一边谈谈说说，差不多把一条漫长的北打金街走完了，郝又三方挟着黑皮书包，气喘面红地追上来。走进第一楼茶铺门，几乎每张桌上都是人，几乎每个角落都充满了人声。伍平说：“并不清静嘛！”郝又三说：“楼上去看。”楼上果然另是一个场面：靠后稀稀落落安的十张蒙着白台布的麻将牌桌上，仅三张桌有人，而且一共不过七八个人，都轻言细语在摆谈各人的事情。最前面靠着玻璃窗安的三张也蒙有白台布，并摆有花瓶的大餐桌，所有新式立背餐椅都闲着没人坐。
伍平才待选一张麻将牌桌坐下，吴凤梧已把他拉向中间一张大餐桌去道：“走！那儿坐。同又三先生一道到第一楼来吃茶，是不能让他省这几角茶钱的。”伍平光着两眼问道：“难道坐位还有高低不成？”
“若是没有高低，那么舒服的位子怎能没一个人去坐？”三个人刚刚拉开餐椅坐下，一个干净利落的堂倌便端着一个茶盘，从楼下飞奔上来，一直走到大餐桌前。一面把三把洋磁小茶壶，和三只也是洋磁的有把茶杯，一一分送到各人面前，一面笑容可掬地向郝又三打招呼道：“老师好久不来吃茶了。”伍平问道：“茶钱是多少？”一边就去衣襟袋里摸钱。
吴凤梧用手肘把他一拐道：“这里是又三先生的码头，茶钱你我都开不了，我们不要做过场。”堂倌也说：“老师招呼过的，是老师的客伙，我们不好收茶钱。”郝又三已将一枚当五角的银元递到堂倌手上，问道：“这一晌生意还好吗？”
“楼下还好。”一面数着从怀里抓出的一把当十铜元。“就只楼上清淡些。”把数好的折合两角的十六枚铜元放在郝又三面前，并且问道：“要不要点心？不要。那么，盐花生米？白瓜子？好的，各装一盘来。水烟袋呢？福烟早已断庄，只有本城水烟和绵烟。”吴凤梧道：“有叶子烟没有？”
“有烟杆，却没有叶子烟。”郝又三道：“算啦，我这里有纸烟。”堂倌走后，伍平不禁把头一摇道：“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成都人，竟不晓得成都有这样茶铺，这样贵的茶！”
乡场上吃茶
节选自《大波》，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大平原上快要成熟的迟种的稻，嫩黄得一望无涯。有人形容说：很像一片翻着浊浪的海。——是一片海，不过是浅海。它很浅很浅，浅得足以容人在它的浪涛里自在游行。
这段稻海中心，涌现出一簇青郁郁的瓦屋顶；而且还有很高峻的扳鳌抓角的屋檐，还有枝叶纷披、老干横皌的皂角树、柏树和到处都有的桢楠树。这是处在成都之西的郫县和崇宁县交界地方一个大场：安德铺。
今天是赶场日子。大路小路，在连天阴雨后，一溜一滑不好走。但是赶场的人，从二簸簸粮户到庄稼佬，从抱着公鸡、提着鸡蛋的老太婆，到背上背一匹家机土布，或者拿着一大把鸡肠棉线带的中年妇女，仍然牵线似的向场街上走来。
晌午以后场在散了。场上的茶铺、酒铺、烧腊铺、面食铺的生意更加兴旺。
出名的老牛筋何幺爷，戴一顶几乎要脱圈的旧草帽，脚上草鞋是捡他长年穿得不要了的，拄一根可以当拐杖用的粗叶子烟杆，挺着胸脯，一路东张西望着向场口走去。有几个年轻小伙子，也有两个中年汉子，正围坐在一家茶铺的临街安放的大方桌上吃茶。大家都在打招呼：“喂！何幺爷，吃碗茶去。”一看，都是左邻右舍的熟人，何幺爷开心笑了起来，露出缺了几颗牙齿的牙床，上唇上的不多几茎很像黄鼠狼的又硬又棕的胡子，也在皱脸两边颤抖了几下。走上台阶，大声喊着：“茶钱！茶钱！”叶子烟杆交代给左手，空出满是筋疙瘩的僵硬的右手，虚张声势地伸到裹肚兜里，直等有人把茶钱给了，——乡场上吃茶，还是百年以来的老价钱：三个制钱一碗；还是可以搭一个毛钱，如其你找得出毛钱来的话。——才抓了几十个制钱出来，迭在自己面前桌边上做样子。
成渝茶馆异同论
此文原题为“从吃茶漫谈重庆的忙”，本书编者改为此题。
到重庆，第一使成都人惊异的，倒不是山高水险，也不是爬坡上坎，而是一般人的动态，何以会那么急遽？所以，成都人常常批评重庆人，只一句话：“翘屁股蚂蚁似的，着着急急地跑来跑去，不晓得忙些啥子！”由是，则可反映出成都人自己的动态，也只一句话：“太懒散了！”懒散近乎“随时随地找舒服”。以坐茶馆为喻罢，成都人坐茶馆，虽与重庆人的理由一样，然而他喜爱的则是矮矮的桌子，矮矮的竹椅——虽不一定是竹椅，总多半是竹椅变化出来，矮而有靠背，可以半躺半坐的坐具——地面不必十分干净，而桌面总可以邋遢点而不嫌打脏衣服，如此一下坐下来，身心泰然，所差者，只是长长一声感叹。因此，对于重庆茶馆之一般高方桌、高板凳，光是一看，就深感到一种无言的禁令：“此处只为吃茶而设，不许找舒服，混光阴！”
只管说，“抗战期中”，大家都要紧张。不准坐茶馆混光阴，也算是一种革命地“新生活”的理论。但是，理论家坐在沙发上却不曾设想到凡旅居在重庆的人，过的是什么生活呀！斗室之间，地铺纵横，探首窗外，乌烟瘴气，镇日车声，终宵人喊，工作之余，或是等车候船的间隙，难道叫他顶着毒日，时刻到马路上去作无益的体操吗？
我想，富有革命性的理论家，除了设计自己的舒服外，照例是不管这些的。在民国十二年当中，杨子惠先生不是用“杨森说”的标语，普遍激动过坐茶馆的成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工作”，而一般懒人不是也曾反问过：“请你拿工作来”吗？软派的革命家劝不了成都人坐茶馆的恶习，于是硬派的革命家却以命令改革过重庆人的脾胃，不许他们坐茶馆，喝四川出产的茶，偏要叫他们去坐花钱过多的咖啡馆，而喝中国不出产必须舶来的咖啡、可可，以及彼时产量并不算多，质地也并不算好的牛奶。
好在“不近人情”的，虽不概如苏老泉所云“大抵是大奸匿”，然而终久会被“人情”打倒，例如重庆的茶馆：记得民国三十年大轰炸之后，重庆的瓦砾堆中，也曾在如火毒日之下，蓬蓬勃勃兴起过许多新式的矮桌子、矮靠椅的茶馆，使一般逃不了难的居民，尤其一般必须勾留在那里的旅人，深深感觉舒服了一下。不幸硬派的革命下来了，茶馆一律封闭，只许改卖咖啡、可可、牛奶，而喝茶的地方，大约以其太不文明之故，只宜于一般“劣等华人”去适应，因才规定：第一不许在大街上；第二不许超过八张方桌；第三不许有舒适的桌椅。谢谢硬派的“作家”，幸而没有规定：只许站着喝！一碗茶只须五秒钟！
如此“不近人事”的推销西洋生活方式——请记着：那时我们亲爱的美国盟友还没有来哩——其不通之理由，可以不言，好在抗战期间，“命令第一”，你我生活于“革命”之下，早已成了习惯。单说国粹的茶馆，到底不弱，过了一些时候，还是侵到大街上了，还是超过了八张方桌，可惜一直未变的，只是一贯乎高桌子、高板凳，犹保存重庆人所必须的紧张意味，就是坐茶馆罢，似乎也不需要像成都人之“找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