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文化范式与译学范式关系密切，可以说每一个译者或译学研究者都基于某个特定的文化范式而延伸出相应的译学范式并在其中从事文化创造活动。比如，倘若分别叫两位译家翻译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其中一位出自弗洛伊德门下，另一位来自存在主义学派，所得的译品毫无疑问将有天壤之别，而造成这种区别的关键就是因为有文化范式之别，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模式与存在主义学派之间的学术品质距离很大，二者显然不可以道里计，两位译家基于自身学术范式的模塑并以此预设翻译阐释、整合译作品格、赋予其不同的范式品质，自然就会演绎出不同的翻译范式，从而推出面貌迥异、品质各别的译品。
“范式”就其一般的理解是指“一个学术共同体所共有的精神信念和研究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所形成的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自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这个概念，很快便风行于科学哲学界，同时也为包括语言学、翻译学在内的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所吸收采纳。1989年语言学家科尔勒缩小了“范式”的指涉范围，只用其指语言学史上堪称典范的成就，即那些促使一代人重新思考传统语言观念的理论体系。科尔勒在这个意义上分别讨论了“施莱歇尔范式”、“索绪尔范式”和“乔姆斯基范式”，为语言学界重新进行颇有理论深度的学术反思提供了理论框架，曾引起广泛重视。在科学史上，早期天文学家群体的研究范式莫基于托勒密的“地心说”，后来又为哥白尼的“日心说”所替代，可见新旧范式的更迭往往意味着一场革命。在语言学界，“施莱歇尔范式”、“索绪尔范式”和“乔姆斯基范式”此消彼长，均以各自堪称典范的成就促使一代代语言学家反思传统范式的功过得失。并为新范式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前提。纵观中国文论发展史，类似的范式反思也时有所见。比如齐梁间刘勰“逆袭狂澜”，认为时人“竞今疏古，风昧气衰”，究其缘由，盖因“文不宗经”，遂以“原道、征圣、宗经”三篇拈出，视为规绳，其目的显然是要在“圆鉴区域，大判条例”进而重建话语规则、促进诗学话语意义的新质生成之前，先做一番文论范式的历史寻绎与反思，而其重点一在“文心”——探讨文论诸家共有的精神信念和价值信仰，一在“雕龙”——重构文论操作范式和规则体系，也颇得“范式”要旨，显然具有较高的文化和科学品位，因此朱东润先生谓之“深得文理”。但就现实而言，刘勰创辟的文论范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其进行范式革命所具有的学术洞见，因为没有这种洞见便没有他对文化范式的宏观寻绎，也就没有文论范式的重构与建立，而这一点对于我们当下进行译学范式的反思与重构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译学研究大致与其翻译史同步，据可稽考的文献记载，自后汉明帝永平8年（公元65年）佛籍传人中国，迄今已走过了2000余年的历程。桓帝建和初年（公元147年）安息国王子安世高“白马驮经”东来，开佛籍汉译之先河，其后译事大兴，译论迭出，曾为中华文明的递嬗演进作出过独特的贡献。伴随着几次意义深远的译事高潮（汉武帝使张骞通西域首启西域译事、两汉之际至元初逾1200年佛籍翻译大兴、明末清初实学翻译流行、五四新文化运动至30年代中叶西学东注、80年代西学文化典籍翻译热），中国译学也在反思与求索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时值世纪之交，着眼于中国译学研究在下一个世纪的更大发展，似有必要在清理总结本世纪中国译学研究既有成绩的同时，也参考西方译学迄今（尤其是近20年）已取得的进展，并借此在学术范式的意义上反思中国译学的现状与未来，以期在下一个世纪能为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因此，相对于时下遂为流弊的内省直觉、玄想意度以及译学非学术的信仰经验，在从事译学研究的实际过程之中，理应将“译学文化范式与译学研究”这个命题纳人学术视野，并移之与中西方并存的实证抑或践证精神相观照，共同构成现实译学研究的学术品格和学理基础，这样才能有效地进行译学研究，并使之深契于世界译学研究体系，为当代世界译学体系输送中国学者持久的关怀。
二、民族文化经验、文化范式与翻译实践
1、关于翻译，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梅纳德·迈克（Maynard Mack）曾经以文学翻译为例，从语言、文化和译者素养三个方面予以剖析定义，所引个案切合原旨，与人多有启迪。本文讨论译学的文化范式及其与译学研究之间的整合关系，切入点不妨就从迈克教授所征引的荷马名著《伊里亚特》（Iliad）中的有关诗句开始。原文出自《伊里亚特》第六章，其时特洛伊城岌岌可危，Hector 率军出城守卫，此时妻子Andromache 与其见面，乞求退守城内，以免生命之虞。此处荷马用如下诗句开始了Andromache 与丈夫之间的对话：“δαμ？υιε，φθ？σεισεγòσòνμενοs（daimonie，phthisei se to son menos）.”迈克教授的讨论首先从宿语的词汇缺项现象开始，认为翻译表现在词汇的推敲颤定上主要体现为一种文化选择，比如原文中的μενοs （menos）一词在希腊语中可指物（意为force ）、可指动物（意为fierce，brute，strong）、也可指人（意为passion，spirit，purpose）。荷马在这里遣用此词显然是各种意义兼而有之，主要并指Hector 所具有的力拔盖世般的force，strength，fierceness in battle，spirited heart and mind 等英雄气概与豪落气质。而如下历代英国译家囿于英语本身的词汇缺项（这种现象的产生实则缘由于英民族类似文化经验的缺失）却根据自身的文化预设和认知图式相继作出了如下的词汇选择：
（1）George Chapman （1598年译）：
O noblest in desire，Thy mind，inflamed with others’good，will set thy self on fire.
（2）John Dryden （1693年译）：
Thy dauatless heart （which I foresees too late），Too daring man，will urge thee to thy fate.
（3）Alexander Pope （1715年译）：
Too daring Prince ……
For sure such courage length of life denies，And thou must fall，thy virtue’s sacrifice.
（4）William Cowper （1791年译）：
Thy own great courage will cut short thy days，My noble Hector……
（5）Lang，Leaf，and Myers （1883年译，散文体）：Dear my lord，this thy hardihood will undo thea.（6）A.T.Murray （1924年译，散文体）：
Ah，my husband，this prowess of thine will be thy doom.（7）E.V.Rieu （1950年译，散文体）：
“Hector，”she said，“you are possessed.This bravery of yours will be your end.”（8）I.A.Richards （1950年译，散文体）：
“Strange man，”she said，“your courage will be your destruction.”
（9）Robert Fitzgerald （1976年译）：Oh，my wild one，you bravery will be Your own undoing从中可以看出，源语词汇（μενοs，menos）植入宿语（mind，dauntless heart，such courage，bravery，prowess， hardihood）已被各家译者根据自身母语资源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所呈现的译文凝聚着宿语文化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是原文的一种“片面”的文化整饬，可见翻译究其本质其实就是一种基于母语文化经验所进行的文化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