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尼克松一遍又一遍重复着他的诽谤，直到其他人语塞。“不要给红色政权投票，投给红、白、蓝色政权（喻指美国，美国国旗颜色为红白蓝三色）。”“做美国人，支持尼克松。”自由派开始辱骂。尼克松把他们的辱骂转换成了推荐：“共产党不喜欢我攻击杜鲁门，因为他试图掩盖西斯的案子……但是，共产党叫嚣得越凶，我就更确定，我发起的是一场诚实的美国竞选。”
在得票数上，在这场“诚实的美国竞选”中，他领先其他的共和党人七个百分点，而在这个州里，民主党的人数比登记在册的共和党的人数要多100万。三十七岁的尼克松爆了冷门，成为加利福尼亚州新当选的议员了。
接下来，尼克松爬上了党内第二的位置。1952年加州的共和党就像其他地方的共和党一样，分成了两派。其中一派是保守的议员，老兵罗伯特·塔夫脱的追随者。另一派则是国际主义者，共和党“富兰克林”派的宠儿，艾森豪威尔将军。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众议员生涯的早年曾经有过一次绝佳的机会，可以参加由马萨诸塞州的议员代表、老兵克里斯汀·赫脱组织的委员会，赴欧州评估欧洲战后的重建需求。结果因为共和党保守势力一直都怀疑他们与旧世界的势力有着瓜葛，支持着马歇尔计划，最终与他们决裂。他在1952年的提名中，成为了艾森豪威尔的党羽。
这个新议员在他一轮又一轮为该党筹集资金的演讲中，已经开始为自己挣取额外的表现分了。他看起来像是“共和党员保罗·里维尔和比利·桑迪的混合体”。一位保守派的记者拉尔夫·托莱达诺写道，他一直追随着尼克松。托莱达诺正在写一本书，是关于西斯的案子。在那本书中，他把尼克松作为英雄人物，放在中心位置。艾森豪威尔读了这本书，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的手段。同时，负责政治新手艾森豪威尔竞选的那些人也注意到了尼克松，很快将会提供给尼克松一个影响他一生的机会。
在加州大会的投票中最有希望胜出的是州长厄尔·沃伦，而尼克松憎恶的正是他。从加州去参加芝加哥大会的代表团乘坐的列车习惯上被称为“厄尔·沃伦特别号”。尼克松在丹佛市半路登上了这列车。在前往芝加哥的路上，议员尼克松不知疲倦地从一节车厢漫步到另一节车厢，告知着同他谈话的人一些“情况”，让这些谈话者以为他所讲的已是既定事实：艾森豪威尔在大会上已经胜券在握，忠于沃伦已经是穷途末路了。这样说其实就是在帮着实现这一目标。艾森豪威尔需要靠加利福尼亚的大会赢得提名。尼克松和艾森豪威尔的高管，汤姆·杜威，赫伯特·布劳内尔和卢修斯·克雷将军，签订了协议：如果尼克松能在第一次投票之后成功地说服“厄尔·沃伦特别号”上的乘客离开厄尔·沃伦，一旦艾森豪威尔在这次提名中胜出，他们便会尽力把尼克松提升为副总统的竞选伙伴。这次均势丑恶的竞选大会涉及了艾森豪威尔和沃伦两方势力最后一分钟的交易，最后艾森豪威尔胜出了。尼克松也因此获得了被提名副总统的认可。艾森豪威尔在把他介绍给共和党全国大会的时候称他“拥有特殊的才能，有能力追查到任何破坏性的影响，并且有力量和毅力根除这种影响”。
后来，他险些丢掉了他的工作。
艾森豪威尔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注意到他所首肯的这个二号领导人物；他对尼克松的感觉非常的寻常，以至于他的描述仅是“不会迫害或者诽谤别人”。《美国邮报》在九月十八日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新闻报道：“尼克松的秘密基金：秘密富人对尼克松的信任让他气势非凡，远远超过他的薪金。”很难说这篇报道什么时候让他改变了主意，或者说到底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看法，让他陷入了矛盾中间。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那就是艾森豪威尔打算和这个孩子分开，就好像一个疏远、无爱的父亲想要溺死自己的孩子一样。
在竞选过程中，好几个记者发现了一些南加州的商人曾经在1951到1952年间资助过议员尼克松的政治旅行。这些商人和那些支持他进入百人会的人属于同一类人。《纽约邮报》把这个故事抖了出来。
其实没有必要特别担心。“秘密基金”事实上并非什么秘密，也不是什么非法的基金，它甚至也算不上不道德，因为这个基金不会比民主党的领导人，阿德莱·史蒂文森的私人基金更来历不明。因为尽管史蒂文森有着无懈可击的诚实与正直，他却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落井下石，这一点引起了尼克松的怀疑。如果处理得当，就比如像尼克松的险恶问题专家穆雷·乔蒂纳的处理方法一样，这把“斧子”便会直接回弹到阿德莱·史蒂文森的头骨上。这件事情并不是威胁着要开始把某人从竞选中赶下去，因为半路替换掉副总统的候选人可能会造成更多的麻烦和不稳定。
这次事件，结果却是尼克松得忍受一段漫长和耻辱的时期。事实上，这是他生命中最为耻辱的时光。
九月十八号那天，尼克松被一群竞选的人骚扰了，其中掺杂着一些激烈质问的民主党人；不过他处理这件事情完全没有问题。第二天是星期五，他又被纽约国际先驱日报追缠上了。这次则是迎头一棒。《国际先驱报》是共和党内华尔街主导的报纸，对尼克松来说，这并非是一个普通的报社。在西斯的案子里面，这家报社帮助尼克松对“富兰克林”派盖章定论。尼克松给他们的华盛顿王牌记者伯特·安德鲁提供了一些独家新闻，交换条件便是他可以让尼克松在询问中处于主动。现在“汤姆·杜威的报纸”发表社论，表示尼克松应当辞职。艾森豪威尔甚至都不愿意与尼克松联系和商讨这个问题。很显然，这篇社论本身就是艾森豪威尔对这件事的讨论——他给出的信号是尼克松应当辞职。尼克松继续着他的竞选，无视在整个太平洋沿岸西北部的一片质问声和硬币敲击声：人们穿得像个乞丐，嘶叫着：“扔点硬币给可怜的尼克松吧！”
正直人社成员并没有因此就不支持尼克松。一个反对尼克松的人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嘘！任何提及了那16000美元的人都是共产主义者。”尼克松的支持者把他揍成了肉饼，嘲弄道：“肮脏的共产主义者！”但是这对尼克松来说一点安慰都没有，《国际先驱报》所判的死刑还是悬在他的头顶上。当一天的事情都结束了，他便陷入了痛苦中。艾森豪威尔对记者所说的话使他更为痛苦。“如果说我们自己都没有像猎狗的牙齿那样清白的话，那我们现在所发起的针对华盛顿发生的事情的运动还有什么意义呢？”这句话是有背景的。但是新闻人很清楚怎么才能尽快地记录下这个公开表明的观点。广播播音员立刻开始高明地预测尼克松即将辞职。艾森豪威尔在公开场合保留意见，让尼克松自己在风雨中飘摇。这种严酷的考验持续了整整三天。
星期天下午，尼克松坐在波特兰的一家旅馆套房里，思量着自己昙花一现的晋升是否已经结束了。他的竞选医生给他按摩，减轻他的背痛，以图帮他解开这个难题。他母亲打来了电话：她在为他祈祷。听到这里，尼克松忍不住突然哭了出来。然后他出去了，发表了一篇振奋人心的“饭后演讲”。通常情况下，政治家们是不会在安息日举行竞选活动的。但是尼克松比绝大部分选手都要努力。这篇演讲是给“贝斯神庙——以色列男人的俱乐部”的，而对于他们来说，今天并非安息日。
他与他的助手在套房里商讨着解决办法，直到星期一。凌晨三点钟，他独自待了两个小时，沉思着，同时有条不紊地回顾着他所有的选择。最终，他决定拼命坚持下来——要靠自己找出解决的办法。艾森豪威尔的幕后操纵者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上电视解释清楚。然而艾森豪威尔本人却仍然残忍地拒绝表态来告诉尼克松应该怎么做。这种做法很怯懦。他其实是在要求尼克松上电视宣布辞职，对于这一点，他们心照不宣。
因此尼克松决定不择手段。
他被安排在星期一的晚上上电视，在露茜丽·鲍儿十分受欢迎的情景喜剧之后露面。尼克松说这样的话他会没有充足的准备时间。米尔顿·伯利的节目在星期二，也同样非常受欢迎，尼克松选在他的节目半小时后发表电视讲话。
事实证明这次的推迟是很幸运的：它让公众有时间充分思考那天关于阿德莱秘密基金的报道，同时，法律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也完成了报道，确认尼克松的基金是光明正大的、合法的。
因此，星期二晚上，在洛杉矶的NBC电视台那个修建得像个郊区中产阶级休息室的摄影棚里，尼克松做了他该做的事情。红灯亮了起来，这位议员上了电视直播。就连艾森豪威尔都没有料到尼克松将要说什么。艾森豪威尔已经公开发表意见表明，他将会以支持尼克松的电报的数量为基础，做出推荐。而这些支持，将要靠尼克松这个小小的节目来激励。
要想理解尼克松现在要做什么，就需要从尼克松的角度去思考。
选择你觉得最为脆弱的过去。
准备二十四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