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一震：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没有，我自己反正是没有，连想都没想到过。季先生的提醒真有如一支醒世剂，他的意思是说，若不能达到做一个世界人，就无以应付即将莅临的21世纪，而要取得这个通行证，作为一个中国人，就不仅需要了解中国文明，还需要了解世界文明，必须加强学习世界文化。哎呀呀，我们整天把“迎接新世纪”、“回答21世纪的挑战”等等挂在嘴头上，喊得震天响，可是，我们可曾认真严肃地，对历史和对自己都负责任地思考过没有，“21世纪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样的文化素质才能取得21世纪人的认证资格呢？”
没有，我只听有的媒体宣传过“懂计算机、会外语、有汽车驾驶执照是21世纪人的特征”，但这些，能说就是文化素质了？和“做一个世界人”比比，天还有多高，地还有多阔？
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可以说是世纪老人了。别看老人体力弱了，精力衰了，眼神也不济了，但“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质有余也”（刘安《淮南子·说林训》），内质的强大才是真正的有力量，中国古代早有“风骨”说，这恐怕就是风骨吧？
后来，我在光明日报“学者访谈”栏目中，以《要具有世界的眼光——访季羡林》为题，把“做一个世界人”之说，介绍给广大读者，发表后，引起人们对这位老学者的广泛尊敬。
就是在那次怡园座谈会等待开会的前几分钟里，季先生叫人传我到他身边。我问候了他的身体情况，他很平淡地表示了一个“很好”。我想起在1998年写的《虎年抒怀》一文里，季先生“觉得自己还年轻，在北大教授的年龄排名榜上，我离状元、榜眼，还有一大截。我至多排在十五名以后，而且，我还说过到八宝山去的路上，我决不加塞”。如此说话，先生绝不是惜命和怕死，而是正如前面所说的，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一直到今天，我每天仍然必须工作七八个小时。碰巧有一天我没有读书或写作，我在夜间往往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痛责自己虚度一天”。想到这里，我忽然有所悟：原来，思考如何迎接新世纪的问题，不仅是季先生对天下人的警世通言，更是他对自己的勉励，他还在给自己加压呢！
坐在这样的老人身边，就像被净化了一样，心中很有一种高尚感。因为有一种向着大境界努力攀登的激情，迅疾席卷过来，冲击着久已疲塌的身心，“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是也。
作为光明日报的副刊编辑，我已经干了十多年，先后编过“中华大地”、“东风”、“文荟”三个副刊。今天回想起来，最庆幸的就是能给季羡林先生这样的一大批大学者、大作家当编辑，经常可以“近水楼台”地精读到他们的好文章，听到他们的真知灼见，这无论对我的编辑工作还是我个人的写作，都收益极大。
这真的不是空话。比如这些年来，散文界大力推行革新，已经很少有人固守着传统散文的路子写，以为陈旧，以为没有现代意识，以为没有出路。但是季先生一篇一篇又一篇，每篇都是这路子，竭力作足传统散文的所有优势，读之陡长精神，让吾辈在深深叹服的同时，也坚定了对传统散文的信心——文章并不是越新越好，而是有功力为好，甭管用旧手法也好，新手段也罢，把文章写好了才是第一。说来这很重要，是直接作用于我的编辑工作的，因为这些年关于散文随笔的“新论”不少，旗帜林立，年年都有所“更新”，其中还包括一些脱胎于西方的新潮理论，确实使人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惶惑。然而季先生给我吃了定心丸，使我敢于坚持一些最朴素、最基本、最“陈旧”的理论。比如他去年还说过：
常读到一些散文家的论调，说什么散文的窍诀就在一个“散”字，又有人说随笔的关键就在一个“随”字。我心目中的优秀散文，不是最广义的散文，也不是“再狭窄一点”的散文，而是“更狭窄一点”的那一种。即使在这个更狭窄的范围内，我还有更更狭窄的偏见。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
这对我的审稿标准，无疑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道家有“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之说，季先生坐在他那间被书拥满的书房里，铺下稿纸，屏心凝神写文章时，他是有着“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自信的，甭管外面世界的风云如何变幻、如何走马灯、如何城头变换大王旗；也甭管书摊、书店、书城、书人如何热闹非凡、如何喧嚣汹涌、如何旧书新书动地来，都干扰不了他，他知道他的生命轨迹只能是那一条。
现在，这条金子一般的生命轨迹，已经铺到新世纪的门栏下了，让我们衷心为季羡林先生祝福：
“请——继——续——走——好！”
1999年3月8日-3月17日于北京西马小区
魅力外交家吴建民
这一辈子我最敬重的，是为国家、为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且不说那些中华历史上名彪青史的先驱英烈，单是今日活跃在我们身边的卓越人物——比如外交家吴建民先生，我就已经仰慕了许久。
今天他已经从外交官的岗位上退下来，做起了外交学院院长；此外还身兼两个政要级别的职务，是连任两届的国际展览局主席，还有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但我依然把他视作一个外交家，67个春水碧于天，大雁一行行飞去，他的生涯大部分都浸泡在国际外交的岁月里，他的生命在这里焕发出熠熠光彩。
吴建民，一个外交家的神话。
初见吴建民先生是在2005年国庆节期间，在广州的南沙湾，“中欧文化高层论坛”在那里举行。恢弘大气的伶仃洋轰轰烈烈地从窗外流过，隔岸望过去，即是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圣地，旁边拱卫着关天培率兵死战的炮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大洋上消歇了将士们浴血的嘶喊，会场里回响着吴建民平和的声音，让人一时感觉奇异，如梦如幻。
“过去四千年来，人类一共打了14500次战争。人民一直祈求消灭战争，可是达不到。这种荒唐的打仗的做法，难道不是人类需要解决的问题？……今天，‘和平，发展，合作’形成了中国外交的关键词，中欧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坐在主席台上的贵宾——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前主席约尔迪·普约尔、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前总统米兰·库昌、欧洲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皮艾尔·卡蓝默、欧洲议会议员让路易·布朗热等在欧洲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等，一起点头，微笑，鼓掌。会场里，二百多名中外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艺术家、学者，人人脸上浮现出赞同的笑容，掌声响成一片。
而让我倾心佩服的还有一点，将近一个小时的讲演，纵论中外古今，吴建民全部是用法语讲的。有一小会儿，我特地关闭了同声传译装置，虽然语言听不懂了，但从他那温文尔雅的发音里，听出了他为中国争取国际理解和支持的顽韧努力。
会场下的吴建民先生风度翩翩，服饰清雅而考究，目光专注而礼貌，说话真挚热情，甚是君子气质，个人魅力十足。我注意到，无论是在正式场合，还是在餐厅里、走廊上；无论是面对外国政要、巨贾名流，还是对待中国的晚生学子、工作人员，他都一视同仁，握手时专注地看着对方的眼睛，接过名片马上认真地读看，有时还拣重要的念出来，以示尊重。无论多累，他总是把自己的精神调整到最佳状态，把一副兴致勃勃的好心情传达给别人，让人感觉到是置身在阳光灿烂的晴天里。有许多听众曾在电视上看过吴建民讲礼仪课，而他教别人做的，自己都一丝不苟地实践着。
吴建民先生的外交理念和他做人的理念相一致，即：人要有许多朋友，真诚相待，将心比心，在困难中互相帮助。如果你老是跟别人吵架、得罪人，就等于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许多障碍，对自己的发展不利。处理国家关系应以“和谐”为上，要以善待人不要逞霸耍凶，要对话不要对抗，要韬光养晦不要锋芒毕露。他说，过去世界上有好多矛盾没处理好，给人民带来了多少灾难啊，假如把它们统统“化”掉呢？可以少死多少人！
年轻时就给周恩来总理当过翻译的吴建民，深得周总理的言传身教。过去周总理常说“外交无小事”，每每在大节和细节上都做得尽善尽美，以君子之风、大国之风、大政治家之风卓然立世，在国际上享有极为崇高的声望。吴建民以周总理为楷模，几十年如一地锻造着自己，如今钢铁早已炼成，他早已跻身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家行列，并被“好钢用在了刀刃上”。通过儒雅的个人魅力，他在各国政要间交了许多朋友，利用这些优势为国家和人民造福。1998年～2003年担任驻法国大使时期，吴建民在法国上层、中下层和华侨界均建立起了极好的“人气”，促成了三件大事：
1）推动当时中法两国领导人江泽民主席和希拉克总统互访各自的故乡，这带有人情味的一幕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心，使中法两国关系进入到历史上最好的时期；2）开展“中法文化年”活动，现在这一创举已经形成中国对外交往的一种模式，推广到许多国家去运作；3）中法互设文化中心，长期通过文化的交流来进行思想的、感情的、心灵的交流。
而在此前，中法关系并不是特别好的，1992年法国还卖给台湾“幻影”2000-5型战斗机和空空导弹，成为卖给台湾武器最多的国家，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1996年在联合国，法国又再次参加了美国针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反华提案。说来也是老天爷的精致安排，当时领导挫败这个提案的，正是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特命全权大使吴建民，他用足浑身解数，展开了魅力外交，在反对霸权主义、清算当年贩运黑奴罪行、揭露美国国内也存在严重人权问题等美国的软肋上，慷慨陈词，以攻为守；并团结广大亚、非、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共同声讨美国为首的强国霸权，终于以绝对优势大获全胜。今天依然沉浸在胜利喜悦里的吴建民回忆说，当我们拿下那场战役时，法国大使也对我表示祝贺，说你们干得太漂亮了！从第二年开始，法国就不再充当这个反华提案的提案国了。
真的，好的国家关系与人际关系同理。想想我们人与人之间，有时即使已是多年的朋友，也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和心灵的沟通，互相对不上“茬儿”，更何况文化和文明背景完全不同的国家关系呢？所以，多接触，多交流，多了解，尽量创造机会坐下来“把酒话桑麻”，肯定是会架起沟通桥梁的。而有一位久居巴黎的华侨也曾对我说，吴建民大使在任时，也是华侨们和大使馆关系最密切的时候，吴大使亲善、真诚、平和的作风，和他谦谦君子的个人魅力，像朋友和亲人一样赢得了华侨们的心，使大家愿意和他交往，并心甘情愿地为大使馆、为中国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