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一日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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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蓝(1)

火与剑,还是康乃馨?

1.山河是不能虚构的,历史则躲不过这种可能性。然而,无论进行怎样手段的结构,无论我们怎样迷惑于一时,历史,归根结底是不能被改写的。

以上感慨,是我从抚顺返京的路途上,不停地在脑海中翻江倒海的一段话。而这江海的源头,则是着名的抚顺战犯管理所。

2.时在2010年盛夏,我们一行30多位作家的大型采风团,应抚顺市人民政府之邀,到该市参观访问。

这是我第一次亲近抚顺的黑山白水。我们参观了雷锋纪念馆,谁都知道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在抚顺工作了两年并最后牺牲在这里;我们去视察了后金国的龙庭、皇宫,大家也都知道努尔哈赤家族就是在抚顺建立后金国、又从这里出发南进并最终建立清王朝一统天下的;我们还参观了抚西露天煤矿,天啊,那个大煤矿已经挖掘了一百年,在地面上形成了一个6.6×2.2公里、总面积近15平方公里的大天坑(据说可以土葬几座大山),可是它今天依然在出煤,在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GDP顽韧地做着无怨无悔的奉献……

然而,最让我刻骨铭心的,还是抚顺战犯管理所。

3.我觉得,50后、60后乃至70后的读书人,没有人不知道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一是封建末代皇帝溥仪就是在那里结束了旧人的羁旅,被改造成新中国的自食其力的公民;二是为数不少的一批日本战犯,也是在那里脱胎换骨地改了造,从而放弃了军国主义的侵略立场,转而成为中日友好的骨干人物。

可惜的是,后一种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史实,在当今我们灯红酒绿的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少被提及,乃至于无声无息地湮没于国人的记忆簿,渐行渐远,庶几成为忘忧谷中的野草和沙粒了……

所以,我们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尤其要到这座昔日的日本监狱去看看,受受教育,抚今追昔——“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4.谁承想,这座赫赫有名的管理所,今天竟然已站立在一片居民楼之中。这多少减轻了它的神秘感,还有严重程度。

而且,现在叫它“抚顺战犯管理所”,不如说是“抚顺战犯博物馆”更准确。上世纪70年代,当最后一批中、日战犯被释放出狱后,整个管理所空置下来。其后,没有再关押犯人,也没有挪做商场、歌舞厅、洗浴中心等等他用。再后来,它就被改建成为今天的这个博物馆样子,对外开放,接受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外友人参观,成为国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走进简单得犹如人民公社大食堂的白色大门之后,我完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突然眼前,就呈现出一个豁然开朗的大展厅。

展板、图片、文字、声、光、电、大屏幕……现代博物馆的种种展览元素,全部具备了。展厅的内容非常丰富,特别绵密,史料翔实、坚硬,有许多活生生的第一手资料,闻所未闻,因而具有猛击心灵的冲击力。

我觉出自己的肩膀上,渐渐生长着越来越沉重的压迫感,径直地把我往一个巨大的、黑色的深渊里推去……

可是,多年来已习惯于生活在餐必食肉、出门有车、GDP高涨、时尚追不停的物质主义氛围中,国人同胞啊,对过去并不遥远的苦难和罪恶,已经忘记或者不愿提及了!

即使是来到了这里,他们也都蜂拥着去看溥仪和李玉茹住过的房间,在末代皇帝学补袜子的蜡像前嘻嘻哈哈地拍照,而不愿认真地看一看日本战犯的罪行!

5.可是,我分明看到了赵一曼烈士的照片。虽然照片是黑白的,因年代不同而显得生疏,可还是映照出了她的端庄、美丽、知性和大气。而就是这样一位明星般风姿绰约的美女,却被禽兽不如的日本鬼子用尽非人手段加以折磨,最后被摧残死去。

展板上的说明文字是“动用了极刑”,旁边还有一个对她用刑的鬼子照片,我没记住他的名字,只留下一匹狼的凶狠相印象。此时,身边走来了哈尔滨着名女诗人李琦,她低声告诉了“极刑”的真相:那鬼子在赵一曼烈士身上用完了所有的刑具,最后,用电刑将烈士的双乳、内脏、腹部,全都烤成了焦炭!而即使如此,也没能使这位如鲜花般柔弱、又如钢铁般坚强的中国女战士屈服!

我们几个女作家一片惊叫——想想都心惊肉跳,浑身战栗!将心比心,将肉身比肉身,诚实自问:无论我们哪个,也绝对做不到啊!

赵一曼烈士,崇伟!

李琦严肃地说:“我们作协去年搞的纪念抗战全省征文,有一篇写得特好,让我眼泪汹涌,投了一等奖……”

我有点惊讶地问:“今年才是抗战胜利65周年呀,去年非5非10,你们也搞征文?”

李琦决绝答:“我们年年都搞,别忘了我们是东北人,东北人是忘不了抗日战争的!”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6.李琦的话犹如一颗火星跳到我心上,立时熊熊燃烧起来。

她的胸脯一起一伏,激昂地说起那篇文章:那是哈尔滨一位作者写的,写他的朋友,一位研究东北沦陷14年历史的女专家所亲历。那年,女专家被一个日本老兵临终求乞,要求在他死后,陪同他的遗孀去到中国山西安邑县(今已更名为夏县),即当年那日本老兵驻扎并烧杀奸淫的地方。老兵一再恳请,把他的骨灰厝撒在牲口交易市场的泥地上,让“不是人的东西经常踩踏,以此方式向中国人民谢罪……”

国恨家仇啊!我想起了母亲常跟我说起的家事:妈妈出生在铁岭的一个读书官吏家族,幸福生长到5岁时,爆发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举家逃难到沈阳,复又逃到北京,便由一个富足的士大夫家庭沦落为吃不饱、穿不暖的城市贫民,过去家里那些富丽堂皇的红木大柜、成套的细瓷碗、徐悲鸿的《奔马图》和各种名人字画、古旧典籍,等等,都四散遗失了……

万恶不赦的日本侵略者,毁了我中华家园,毁了我中国千千万万个幸福家庭,毁了我中国多少珍奇宝物啊!

我们捶胸顿足,咬牙切齿!

7.我和李琦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黑河之旅,那时她是《黑龙江文学》的诗歌编辑,清秀如李清照,楚楚如柳如是。现在的她已是哈尔滨文学院院长,岁月在她那张美丽的脸上又添上了大气和从容,而且还慷慨地赠予她一个更显赫的新身份——着名80后小美女作家马小淘的妈。若是别的女人,有了这么多幸福生活元素,可能就专心致志于小家碧玉的粉色生活了,可是李琦却不介,她曾在舟曲地震全国哀悼日翌日,发短信来说:

“这几天舟曲的事让心里难过:人活着多不易,当文人真得有良心,写轻飘飘的东西,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短短几句话中,你就可以看清李琦的精神层次。而当时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中,一起盯着中方对日本战犯改造的展板,心中百味交锋,思虑联翩。我说起网上传来的《一个日本留学生写给中国领导人的信》,这个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学的日本留学生说的一段段话,像尖利的玻璃“哧——啦——哧——啦”地划在我的胸膛上,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还有,我同样不理解你们对日本战后赔款的放弃。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再像中华民族这么对外隐忍,对内残酷的了。这让我想起了以色列和德国的关系,说实话我很佩服以色列人,他们对德国人不依不饶的态度,表明了他们重视自己的价值和权利,他们没有原谅德国人,但德国人却很敬重他们。相反,在东方,现实是日本人很瞧不起中国人,你们放弃赔款,你们原谅我们,我们却依然恨你们!瞧不起你们!鄙视你们!原因不在我们,而在你们自身:你们自轻自贱,别人也没办法。中国人没有血性,意气都被磨光了,剩下的是暮气、自卑,以及你们所说的崇洋媚外。”

李琦马上附声说:“是呀,对战犯、杀人犯,就是得追杀到天涯,绝不放过。我也听说过,犹太民族对德国纳粹分子的追捕永远都不放弃:有一个当年杀了很多人的纳粹分子,后来已经活到80多岁,放弃了身份、隐姓埋名、整了容、无数次搬家,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过以色列人的追捕,受到应得的惩罚。”

她瞪着好看的柳叶眼,愤愤地说:“这是对的,这叫正义对不义的惩罚。这是底线,代表了人类的公正精神!”

大连女作家素素等几位也纷纷加入进来,你一言,我一语,义正辞严。我们讨论起中国对日本战犯的改造,以及恩与怨,是与非。

8.展板上,有着××××、××××日本战犯被成功改造的事例;有着当年中方管教人员对他们“不准歧视,不准打骂”等等纪律条律;有着被改造、释放的日本战犯回国后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的照片……

多少年来,接受正统教育的我,一直把这一切,理所当然地当作“成绩”而欣然接受,心安理得,却从未以另外一些思维角度想过问题。而现在,面对着摧残赵一曼烈士的禽兽,面对着那位写信直言的日本留学生,面对着死不认错的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面对着年年不绝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面对着多元世界、多头政治、多极思维、多种人性,我觉得自己过去那坚定不移的信心,就像被席卷而来的泥石流吞噬着!

惊涛骇浪中,我的眼前出现了德国施密特总理的身影,谁也没想到,他会突然在波兰无名死难者墓前庄严一跪。我绝望地对天发问:如果我们也张扬起敢恨敢爱的民族性格,如果我们也决绝地惩恶扬善,如果我们也阳刚硬汉地不放弃赔款,后果会是什么样呢?

我们就真的不能实现中日之间世世代代的友好了吗?

我们就真的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吗?

我们就真的不能快速增长GDP了吗?

我们就真的不能和平发展起来了吗?

我们就真的不被世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尊敬了吗?

……

时代不同了,多极世界应该允许多种思维的存在。何况,鲁迅先生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发表了“忠厚是无用的别名”等振聋发聩的声音;当代的不少学者、作家、国际问题专家等有识之士,也纷纷发表了有别于大一统的、迥异于传统识见的新思想;中国,包括日本民间,也出现了许多从各种角度讨论问题的各种观点……我不怕被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中国人啊,对一些根本性问题,还是应该彻心彻肺地进行反思啊!

有人老说“中国人是健忘的民族”,在赵一曼烈士像前,我真想呐喊……

9.从长长的“回”字形战犯管理所走出来,我长长地呼出一口胸中的闷气。抬望眼,青天在头顶高悬,朗朗乾坤,天高地阔,厚德载物!

转视线,周围三面,大墙之外,倏然体现出一片浓情蜜意的人间烟火。一幢幢六层砖楼整齐排列,家家户户阳台上召开着万国博览会:有一盆盆花草绿叶葳蕤,有晾晒的衣服赤橙蓝紫,有喂养的鸟儿叽叽喳喳,还有木头杆啊、扫帚把啊、湿漉漉的墩布啊,等等,一派炫目。最民生的物件使最普通的日子也过成了诗——这是比邻战犯管理所的一首诗。这是一首和平与幸福的诗。这是在我们中国土地上的一首动人的诗。

院子里,一座碑型纪念塔将我们吸引了去。塔身不算高,白色塔身,非常素朴。上书“中日世世代代友好”,旁边有一说明牌:这是当年被改造释放的日本战犯,回国之前,感念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宽恕和改造之情,自发集资修建的。

有确切信息说,他们回到日本后,日子过得都不太好,工作难找,经济状况不如人,精神上更不愉快。一些有忏悔之心和从事中日友好工作的人士,始终是日本右翼怀恨的目标——我苦笑了:想不到在这一点上,东方文化传统的中国和日本,倒都一致地对“归来者”摆出了它不宽容的姿态,实在令人心绪难平!

10.人们啊,当每个人呱呱来到这个世界上时,都希望此生幸福,能够吃饱,穿暖,住宽敞房子,获得高等教育,做适合自己才能和兴趣的工作,建立美满家庭,培养优秀儿女,拥有健康体魄,以及具备善良、诚实、乐观、助人的高尚人格,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和爱戴,直到无怨无悔地告别人间,驾鹤西去……而要获得这“百分百”的大前提,首先,得具有社会大环境的平安、祥和、公正、稳定、有恒;得要没有战争的血与火,没有灾难的惩与罚,没有人心的贪与婪,没有法制的腐与败,没有天地间的罪与恶!

我从小到大,甚至直到现在已经年过半百,曾无数次、无数次、无数次地想不明白:这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自私、懒惰、傲慢、嫉妒、陷害、谎言、虚伪、欺骗……

我曾一次、又一次、再一次地恸问苍天:艳阳白云之下,怎么还会有豺狼一样的恶棍?还会有禽兽不如的刽子手?还会有人神共怒的人渣?

谁能彻底铲除滋生这些黑色垃圾的腐土,从此杜绝所有这些负性植物再生长出来?

是该用火与剑,还是用康乃馨?

2010年8月29日初稿于北京-南昌万米高空中

2010年12朋13日定稿于北京协和大院葳蕤斋

天街生死界

题记:

山在虚无缥缈间,

人亦在虚无缥缈间。

站在天街上,踟蹰生死界。

天街我谓之,在高高唐古拉山上。这是世界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5321米,再雄健的鹰隼也绝难飞上来。我认定,这里一定有一道天门,不是什么境界低下者,都可以随便进出天国的。

左右两望,大雪山在两肋腾舞,朵朵晶莹的雪花怒放,构成一幅夏日狂雪奇景。空气稀薄得好似蝉翼,人在云中,如梦如幻,似痴似颠。

抬头望,高天似伸手可触。而一旦真的扬起手臂,方知苍穹有无限深度。太阳依然挂在头顶上,像一面生命的图腾,如火烈烈,高高飘扬。滔滔白云硬是回天无术了,恁凭全力抖擞起“连日做大浪”的勇猛,也只能在膝盖下面拥风堆雪,飘飘摇荡。透过云隙俯瞰,但见凡尘里那些奇绝雄健的群山,全缩着身子,不再有《江山万里图》的些微气魄,倏然只变成一只只眯眼打盹的巨兽,懒洋洋的,毫无意义,毫无作为。

突然就明白了天有九重,地有十八层,人有三百六十万种的含义。

天上人间,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一副眼光,可能看得更明白?

谁能想象,我们却在这天街之上,碰到了千年不遇的堵车!

作为现代人,生活在现代化的都市里,谁没有遭遇过堵车的烦恼?有时堵个一两小时,急得你七窍生烟,最后索性弃车而走。可是这一切比起在天街的困境,不啻小石子之于大泰山。一生之中能够领略一次,也就叹为观止。

因为,随时冒着生命危险。

往前眺望,一辆辆堆栈得不能再高、几乎要把车厢胀破的运输大卡车,摇摇晃晃地陷在泥泞里,把本来就细得像铅笔道似的青藏线,扭曲得七拐八歪,重压得气喘吁吁。往后回首,同样黑压压的一大串,也已蝗虫似的逼上来,满面苍黑的司机们狂按着喇叭,表达着耽误了赚钱时间的躁恶之气。尽管我们的开道车“呜呜哇哇”“滴答滴答”,十多位肩扛少校中校上校肩章的军官们前后跑动,大声吆喝,却是一点儿用也没有,这8辆雪铁龙高级越野车组成的军车队,还是被冲得稀里哗啦,瘫痪着寸步难行。天街上,仙国里,一切人世凡间的规矩、纪律、限制,统统被打翻了,权威不见了。

坐在前面车里的首长庄重地下了车,照样没办法,只能等待。我们已经滞住一个半小时,用天界的算法,“上天才一刻,世上已千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