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其他人也有了同样的感受，因为那之后，大家都沉默了许多。首先是李冬梅，她似乎打定了主意，履行那副对联中的话：勤奋为怀。每个周末，她都在宿舍里看书。平时，空闲下来，她也闭门不出，手不释卷。说“闭门不出”，只是一句方便用语，她坐在屋子里看书，是从不闭门的。那时候，秋风劲吹，天已很见凉意，她大敞着门，坐在书桌前，任冷风吹打她的后背。她是学政治的，经常拿在手上的，却是许国璋编的英语教材。她还从学校借来一部闲置着的录音机，听英语磁带。这架势，明显是准备考研了。这无形中给了我们压力。有一回，杨贵华和刘畅来我屋里坐，话没说两句，李冬梅朗读英语的声音飘进来了，我指指隔壁说，你看看人家！刘畅说，向她学习，向她学习。明显有些不以为然。杨贵华更是，嗤了一声，不屑地说：你见过有这样读书的吗？当年毛主席去闹市读书，是为了锤炼意志，她敞着门读书，也是锤炼意志？又说，五天前，我去她宿舍，见她翻到第20页，昨天我去，还是第20页。最后，杨贵华归结为一个字：装！
很不幸的是，恰恰是杨贵华，喜欢上了李冬梅。这当然是后话。
李冬梅之外，其他人的变化看上去不明显，刘畅依然会提到他的“政治经验”说，他认为，别说在一家开采长达半个世纪的矿山有政治，就连客厅、卧室甚至卫生间里，都有政治。教英语的冉强照旧是乐呵呵的，不管跟他说什么事，他都是两个字：要得。盛东民呢，还是老样子，你不跟他说话，他就不理你，你跟他说话，他又显出过度的热情，像跟你是八辈子的兄弟姐妹，有多少知心话说不完似的，弄得人无所适从。洪金辉也没改严肃刻板的作风，问声好，也问得一本正经，哪怕吃饭时不小心把筷子掉到了地上，他也要前思后想地弄个明白，这筷子究竟是为什么掉下去的……这些，都说不上有什么变化。但毕竟，我们聚在一起闲聊、下棋和打扑克的时候少了，深更半夜去矿上喝酒的时候少了，见到平房西边的教师，点头问好时，也有了完全不同的心境。
张校长却没松手。没过多久，又举办全校教师板书大赛，接着是硬笔和软笔书法大赛。比赛之前，刘畅对我说，小虎，这回就看你的了！说得很悲壮，弄得我格外紧张。其实，板书和硬笔我不敢说，对毛笔字我还是有信心的。首先比的，就是毛笔字，场地设在会议室里，教工早就把桌椅拖至墙角，摞起来，正中只留一张长方桌，笔墨纸砚都摆在上面，参赛者按所拈号数，依次上阵。我拈的是三号，前两个人，都写得不好，我上去后，把墨填得非常饱满，写了三个大字：卧牛山。我住的那房间，打开窗子，就能望到卧牛山，写这三个字的时候，它的一日三景，还有鸟鸣声、牛车叽咕声，都汇聚到笔尖，与以往的字相比，不仅有字的结构，还有字的声音。写完后，我就出去了。我想在这山窝窝里，还有谁的毛笔字能胜过我呢？拔头筹是自然而然的事。
跟讲课比赛一样，结果令人失望。我拈了第三号，也只得了第三名。第一名被张校长拿了，第二名是个女教师，名叫李亚，四十多岁。张校长写了幅狂草，真个叫龙飞凤舞，学的是怀素；李亚写了幅汉隶，秀逸多姿又骨力峭拔，学的是《合阳令曹全碑》。他们都是认真临过帖的，不像我，从不临帖，提笔就乱画，所谓字好，不过因为爱写，经常摸在手上，熟悉毛笔的天性，也多少悟出了些道理，若要论到功力，是谈不上的。
堡坎之上的那排平房，自此终于彻底清静下来。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要在一个小地方站稳脚跟，也不那么容易。人家又不是不承认你是大学生，甚至比往常更加尊重你，可在我们自己，骄气已经泄掉，眼里的矿山，虽依然那么狭小，但它于我们，再不是毫不相干，而是有了想抹也抹不掉的血肉联系。
九个新来的教师，六男三女，除李冬梅，另外两个女子都是没心没肺的那种。刚来的那段时间，我们不仅去矿区和市里闲荡，还步行将近四个小时，去四川有名的佛教圣地，也是风景名胜地真佛山。从学校出发，翻过卧牛山，沿百节河一直向北走，河水清澈，卵石累累，洗衣的村姑，在浅滩处把水弄得琤琤淙淙，间或扭动腰肢，挥动捣衣棒，捣衣声却不来自姑娘的手底下，而是从河的对面回荡过来。李冬梅虚着眼睛，带几分怜悯地盯了村姑几眼，继续往前走，而那两个女子，谢明燕、付昕，却翕开嘴唇，站下来看，站下来听，一站老半天，喊都喊不走。真佛山有千余步排马石梯，走不了多久，李冬梅就揉肚子，甚至干脆坐下来，大家只好等她，可她不要我们等，说你们走吧，我不上去了。这时候，杨贵华一步跨到她面前，歪着嘴说，你又不是小姐，何必装小姐样呢！杨贵华身体壮实，不像学历史的，倒像学体育的，嘴角长着一颗疣子，疣子中心生出一撮黑毛，歪嘴说话的时候，那撮黑毛动来动去。听见这话，李冬梅越发不肯动身，眼里有浅浅的泪光。没办法，只有留下她，我们快去快回。杨贵华说，算了吧，我陪陪她，算我倒霉！我们走出老远，都听见杨贵华骂骂咧咧的。上到山顶，见石壁凹陷处供着一尊菩萨，谢明燕和付昕倒头便拜，旁边站着一个婆婆，很怜惜地望着她俩，待她俩起身，婆婆说，好好拜，灵呢。去年我媳妇来拜了，今年就生了个白胖娃娃。原来那是送子娘娘。要是李冬梅，不知道该羞成啥样，谢明燕和付昕却只是互相拍打，哈哈大笑。归途中，走得太累，就歇歇，谢、付二人找一块光滑的石板，躺下去睡，而且很快就睡着了。我们几个坐在一处，望着细长的河水、莽莽的群山和青绿的田畴，说些天高云淡的闲话。
杨贵和李冬梅则单独在一起，与我们相隔着十余米的距离。
很显然，他们恋爱上了。杨贵华之所以总是对李冬梅尖刻，是因为他拥有了对她尖刻的权利。
那时候，我们心里是有点儿酸的。尽管，李冬梅并不是我们欣赏的那类女子，但毕竟她漂亮，比谢明燕和付昕都漂亮。谢明燕比李冬梅还胖，确切地说，李冬梅是丰满，谢明燕才是真正的胖，胖得脖子都不大能看出来；仔细瞅她的五官，没一样不精致，就因为胖得过分，又加上没心没肺，脸上便失去了光彩。付昕却走向另一极端，瘦，瘦得出奇，都快二十二岁的人了，脸上还像孩子似的暴露出蓝色的筋脉，那双手，惨白惨白的，看上去连皮也没有，只有骨头。
但大体上，我们酸得并不过分。那时候还没从幻想中走出来，还以为脚下的土地跟自己没有关系，还把“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老话，挂在嘴上的。学校举行书法大赛后，情况起了变化。最大的变化，是我们感到了寂寞——这里是我们生活的地方，要安安稳稳地生活下去，得有一个家。
家里得既有男人，也有女人。
矿上有的是女人，而且不乏长得好看的女人。矿山女子大多漂亮，这说不出什么让人信服的道理，勉强说，也不过是山好、水好、空气好，这三样东西，都是养人的，尤其养女人。但老实说，以前我们并没怎么发现漂亮女子。唯一发现的那位，在食堂门口摆个推车卖烧腊。那女子姓戴，算起来，年龄应该比我们大，因为她儿子都已经五岁了，可我们都叫她戴妹儿，小身子，巴掌脸，眼睛又大又黑，皮肤给人一种晶亮感。去食堂买饭的时候，我们爱去她摊子上称二两烧腊，每次称了过来，都发现分量不足，摇摇头，自嘲几句，发誓再不去照顾她生意，但最多间隔三天，就又管不住自己的腿。除了戴妹儿，还真没看见有特别养眼的。
可不知怎么，那学期快结束，临近放寒假的时候，漂亮女子竟一堆一堆地涌现出来。
原来，我们这批大学生要分到百节煤矿去，消息早就传开。那年月，大学生是稀罕的，矿区尤其稀罕，全国上下兴起的文凭热，又正处于波峰浪尖，偏荒地界的女子，如果能嫁给一个大学毕业生，非常荣耀，这辈子的幸福，也仿佛事先预定下了。大学毕业生肯定不会长时间下井，在矿难中丧生的可能性很小，得矽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由此，女人当寡妇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如果混得好，有着高文凭的丈夫还可能在学校或矿上弄他个一官半职，甚至调进市里去——矿务局总部，就设在市里的。夫贵妻荣，这是多少年就传下来的生活常识。矿山女子，见惯了伤痛，见惯了生死，脑子里总绷着一根弦，有了嫁一个好丈夫并进而改变命运的机会，当然不愿错过。但她们并不莽撞行事，她们知道，一旦莽撞，被对方回绝，路就被堵死了。最好的办法是待机而动，从单位上回到家里，就躲在窗帘背后，掀开一只角，偷偷往街上瞧。我们不是天天去食堂买饭吗？不是常常结伴去灯光球场那边闲逛吗？她们就下细地盯住我们看，选定自己的如意郎君，时机成熟，再行收网。
这些话，是姚中庆说的。
姚中庆的话自然有搞笑的成分。以前看不到漂亮女子，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眼光。当心里活跃着天高地阔的梦想时，身边的人事自然就没有位置。
不管怎样吧，快放寒假的时候，那些女子都扑到眼前来了。
在矿山，因条件所限，自由恋爱的并不多，矿上倒是有一个舞厅，偏偏遇上我们几个都不爱跳舞，教师的身份，本身也是一种限制。这些扑到眼前的女子，当然不会自己上门求亲，而是按照乡下的规矩——矿区差不多也就是乡下——请了媒人，媒人一串跟一串的，成天来我们这排平房走动。
那些天，真是应接不暇。媒人进了谁家的屋，彼此都清楚，当媒人离去，几个男人会坐在一起，议一议。有一天，晚饭过后，媒人老半天也没从刘畅的屋子里出来，我们等不及，辅导晚自习课去了，下课之后，几人去找刘畅。刘畅喜形于色的，说给他介绍的那位，在机电厂上班，本姓欧阳，但简化了，只单姓一个阳字，技校毕业，刚过二十岁。我越听越不对劲，问他，你看过她照片没有？刘畅说看过了。我说那张照片上的阳妹子，是不是穿着白色线衣，袖子老长，把手全都笼起来的？这回轮到刘畅觉得不对劲了，你怎么知道？我笑岔了气。今天中午别人才给我介绍过她，且是同一个媒人。刘畅闻言，气恼得一张脸憋得血红。谁知，我的笑还没收住，洪金辉又说话了，洪金辉说，昨天傍晚就把她给我介绍过了，还说等两天就去看人的呢！严肃的洪金辉无法理解，怎么给他介绍了，还没看人，更没表态，就又介绍给了别人，而且介绍了两个？谁知，他话音刚落，冉强将手掌一抡：洪金辉你算啥？虽然我是今天早上才听媒婆介绍的，可媒婆说，她愿意在机电厂亲自给我焊接一副哑铃，让我锻炼身体！冉强把双臂举了几下。他个子瘦小，看上去跟付昕差不多瘦。刘畅盯我一眼，又盯了洪金辉和冉强一眼，再也撑不住，恼怒不起来了，拊掌大笑，把眼泪都笑出来了。他妈的，真好玩！他说。
矿上待嫁的女子那么多，这边的男子只有六个，而杨贵华已经跟李冬梅恋爱上——现在，两人再不跟我们一块儿坐在食堂的餐桌上吃饭，都是杨贵华把饭菜买回，送到李冬梅的房间里去，你一勺我一勺的——除掉杨贵华，只剩五个，媒人为做到万无一失，往往把同一个女子给五个人都介绍一遍，谁看上给谁，要是几个人都看上，就依先来后到的原则。
正因此，我们五个人，谁也没去跟任何一个女子见面。
媒人并不气馁，依然不辞辛劳，往平房里跑，我们也只好接待。这么说，好像我们不愿意接待似的，其实不是；五个人中，只有盛东民慢慢退出了，不再应承媒人，其余几个，都还兴致勃勃的。无论是技校生，还是初中也没读满，甚至只念过小学的，无论是机电厂的、服务公司的，还是洗衣坊的，都会让我们向往一阵。向往的倒不是女人本身，而是觉得，在未来的日子里，这其中的某一个人将跟我们共同度过，就免不了涌起一股麻酥麻酥的暖流。
这却把跟我们同来的女性冷落了。李冬梅自是名花有主，谢明燕和付昕呢？她们开放着，却没人看见。媒人也从不往她们的房间里去。主要的原因，是她们的大学生身份。这是有一种观念的，女人傍男人，天经地义，男人傍女人，就被人瞧不起了。似乎只有领导才配做谢明燕和付昕的丈夫，然而，凡当了领导的，都已结婚生子；矿里如此，学校也如此。
当然，除了领导，就是我们几个，但我们几个谁也没对她们产生兴趣。
继杨贵华和李冬梅不跟我们一块儿吃饭之后，谢明燕和付昕也不去食堂了。她们自己做饭，炊具放在谢明燕的屋子里，两人搭伙。烧电炉，又干净又方便，不一会儿工夫，饭菜就熟了。生在煤矿，电总是不缺的，虽然矿上为防火灾，明令禁止烧电炉，但对烧电炉的住户，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的。跟我们，她们也生分起来，甚至带着敌意。有天中午，谢明燕在洗衣槽洗鞋袜，我从走廊路过，跟她打招呼，她不理。那时候她正拧开水龙头，往水槽里放水，我以为是因为水响，她没听见，便站到她身后去，对着她胖嘟嘟的、白如嫩藕的脖子，大叫一声，她连头也没回，更没应声，像没有我这个人，弄得我一脸的尴尬，不知道在哪件事情上把她给得罪了。
我心里不能装事。当天晚上，我从教室出来，正碰上付昕也从隔壁教室出来，就拦住她，把那件事说了。付昕沉默了一下，说你放心，你没有得罪她。
又说，你们这些人，太没出息了。
付昕长着一颗虎牙，说完这句话，她把嘴合上，但那颗虎牙还留在外面，在灯影里闪闪发光。
我理解了她的意思，无言以对。
要是她们知道，我们五个谁也没去向她俩求爱，并非不敢，而是没兴趣，她们会受到多大的伤害。
生活变得有些混乱，有些朦胧，好在终于放寒假了。二十多天的假期，加上中间插着一个闹哄哄的春节，足以把许多事情忘掉。开学前两天，我回到了学校。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来了，个个脸上都有一股新鲜的气息，连谢明燕和付昕见到我们也笑，彼此问问春节过得如何，再问问家里的情况、父母的身体。那种类同于兄弟姐妹般的情谊和气氛，因为久违，所以珍贵。
我回校的当天晚上，几个人去菜市场买了许多东西，搬进谢明燕的屋子去烫火锅。大家动手，洗洗切切，没多久，菜准备好了，火锅底料也热腾腾地熬开。谢明燕说，没那么多碗筷，去把你们自己的拿来吧。碗筷拿来后，闻到满屋里飘着牛油香。付昕麻利而安详地把锅面上的黄色泡沫舀去，谢明燕则把葱花和蒜泥加进我们碗里。随后，付昕往每只碗里舀鲜汤，让我们大滚地喝下去，出出汗，去湿。百节这地方，被山围困，风吹不进来，雨却没少下，湿气是很重的。
李冬梅是不做事的，我们去走廊水槽边洗菜，她也只是站在一旁，怀里抱着个暖水袋，说这样菜可用刀切，那样菜却只能用手撕，因为一旦沾了铁器，味道就丢了。听上去很内行，其实没一样说到点子上。杨贵华倒是勤劳，菜洗得又快又干净，还要不停地附和李冬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杨贵华就不再对李冬梅刻薄了；非但不刻薄，还不放过任何机会，向别人标榜一下李冬梅的能干。本来应该用“表扬”而不该用“标榜”这个词的，但杨贵华表扬李冬梅的时候，明显带着崇拜，如果李冬梅在场，他说话就带着甘居下位的口气，因而说成标榜，似乎更确切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