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佛教的传入与传播
2448500000010

第10章 清朝佛

1644年,清军攻占北京,清朝贵族入主中原,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大清帝国。直至1911年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前后延续了267年。

满族原来信仰萨满教,崇拜天神地祇,与汉民族对天帝和土地的传统信仰极其相似。金代佛教相当盛行,后金受金代的影响,对佛教也不陌生,早在入关以前即与西藏喇嘛教发生联系。

清廷统一全国后,对内地佛教采取利用但从严控制的政策;而对喇嘛教则主要将其作为羁縻蒙藏上层人物、巩固中央统治的手段。

清代沿用明代旧制,设置了僧官。朝廷僧录司有“正、副掌印”各1人,下设左右善世2人,阐教2人,讲经2人,觉义2人;各府、州、县设僧纲、僧正、僧会各1人。全国佛教严密地控制在僧官手中,而僧官也没有什么权力,只是朝廷的工具。《大清律例》规定,不许私建或增置寺院,不许私度僧尼,严格执行出家条件,严厉制裁为非作歹的僧尼等。

清朝也有对佛教偏爱的君主,如顺治皇帝曾召著名禅师入内廷说法,并分别赐号。在宠妃董氏死后,顺治皇帝曾想弃位出家,因皇太后极力阻挠而作罢。康熙皇帝六下江南,凡至名山大寺,往往向僧寺书赐匾额。他还将明末隐遁山林的高僧引入京师,以便控制和吸引士人。雍正皇帝对禅颇有研究,曾辑《御选语录》19卷,并撰写序文20余篇,提倡用“周孔”思想指导禅学。

乾隆年间,完成了由雍正开始的汉文大藏经的雕刻,称为“龙藏”。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皇帝组织人力将汉文大藏经译成满文,经18年完成,与由藏文译成的蒙文大藏经同时雕版印刷。乾隆皇帝说翻译满文藏经的目的不在于要人们懂得佛理,而是要人们“皆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这是清代诸帝的共同想法。

据《大清会典》统计,清初各省官建大寺6073处,小寺6409处;私建大寺8458处,小寺58682处。有僧11万,尼8615人。总计寺院79622处,僧尼118907人。据近人太虚估算,清末各省约有80万僧人。随着国力衰弱,寺院荒废,加上战火破坏,佛教在晚清已经面临全面的危机。

清代内地佛教主要是禅宗和净土宗。清初禅宗有临济宗和曹洞宗的对峙。

清初以后,禅宗的地位渐为净土宗取代。净土宗主张只要虔心念佛,即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即指净土。

雍正帝以禅门宗匠自居,对当时禅宗的败落进行严厉抨击,并以云栖袾宏为范例,鼓吹三教合一和禅净合一,即禅宗和净土宗合一,提倡念佛而归净土。

乾隆大力扶植士大夫学佛运动,使念佛以归净土的说教在社会深入推广,成为世俗学佛的基本内容。

在家信徒中,周梦颜、彭绍升、张师诚、杨文会等都以净土为学佛的最终归宿。周梦颜著有《西归直指》《欲海回狂》等,提倡只要诚心念佛,便能荣登净土,求得人生解脱。杨文会是清末最重要的佛教在家信徒,精通各宗,也以净土为学佛的归宿。

晚清佛教日趋式微,但在读书人中,研究佛学反而蔚成风气。

明末政治腐败,士人纷纷背离道学,研究佛教。明朝灭亡后,抗清复明的士人有相当一批人皈依了佛教,如戒显、澹归、药地、担当、大错、明宗室八大山人、石涛等均出家为僧,而未出家者也借佛教教义阐述自己的理论,如方以智、黄宗羲等。

从道光皇帝开始,国势日见衰颓。列强入侵唤起了民族的觉醒。一批先进的文人把佛教教义作为挽救民族的精神武器,如龚自珍从佛教因果报应学说引申说人心者,世俗之本,心力所至,足以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据此而言,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他主张不依靠“圣人”,而要“众人”起来创造天地,这显然潜藏着革命因素。

魏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继续宣传佛教悲天悯人的忧国忧民思想,发挥佛教的主观战斗精神,鼓动不怕牺牲,团结奋进,救国救民。这样,居士佛教成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居士在佛典的搜集整理和义理的探究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类居士在清初有宋文森、毕奇、周梦颜、彭绍升等。彭绍升大量阅读大小乘经论,信仰净土学说,撰有《屠士传》《二林居集》《行居集》等。晚清刻印佛经成风,郑学川在苏州、常熟、杭州、如皋、扬州等地设置刻经处,刻了好多佛经;杨文会创办了金陵刻经处,影响更大,硕果累累。

杨文会于1910年开办佛学研究会,每周讲经一次,听者人山人海;章太炎等创办“觉社”,成为中国“佛教复兴运动”和推动佛教西渐的主力。这些文人对中国佛学的贡献功不可没。

17世纪初,喇嘛教即藏传佛教传到了山海关外女真族生活的地区。

清太宗皇太极认为喇嘛教有利于他的统治,遂开始与西藏达赖喇嘛五世罗桑嘉措建立联系,互致问候。

清朝入主中原不久,顺治皇帝遣使到西藏问候达赖、班禅,达赖和班禅也派人到北京朝贺。

顺治九年(1652年),达赖五世率班禅代表应请入京,清廷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但喇达赖喇嘛”,让他做藏蒙喇嘛教的领袖。达赖五世回藏后,用从内地带回去的金银在前后藏新建黄教寺庙十三所。

康熙皇帝不信佛教,常说和尚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是寄生虫。但他继位后,为了用佛教维护统治,继续遣使进藏看望达赖、班禅,并带去贵重礼品。

1682年,五世达赖死后,西藏上层为争夺六世达赖职位而争斗不已。为此,康熙皇帝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遣使封五世班禅罗桑耶歇为“班禅额尔德尼”,为黄教树立另一领袖,以便分权治藏。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康熙派兵两路进藏,册封格桑嘉措为达赖六世。从此,清廷在西藏驻军不走,将西藏牢牢地掌握在清廷手中。

雍正皇帝重视喇嘛教,自号圆明居士,表示虽不出家,却在家修行。

在雍正、乾隆年间,喇嘛教在内地相当流行,佛教经典的翻译也开始了。

为了巩固统治,清帝根据满、蒙、藏各民族相似的文化、宗教、历史背景,力图用喇嘛教联络他们的感情,并通过喇嘛上层控制边疆地区。

在清室扶植下,喇嘛教在全国有相当大的发展。仅据藏地统计,乾隆二年(1737年)达赖有寺庙3150多所,喇嘛302560人,农奴12143户;班禅有寺庙327所,喇嘛3670人,农奴6752户。总计黄教寺庙3477所,喇嘛316230人,所属农奴128190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