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历史名人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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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寇准(1)

宋太宗之魏征

寇准(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guī)(今陕西渭南东北)人。先世曾居太原太谷(今山西太谷)昌平乡,后移住冯翊(yì),(今陕西大荔),最后迁至下邽。父亲寇湘于后晋开运年间(944—946)考中进士甲科,因屡建功勋,被封为三国公,追赠官职至大师尚书今。

寇准少时英俊豪迈,又兼勤苦功读,十四岁时,已经写出不少优秀诗篇;十五岁时就能精习《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太平兴国五年(981),年仅十九岁的寇准来到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应试考中进土甲科并取得参加宋太宗殿试的资格。当时因宋太宗喜欢录用中年人,有人教寇准虚报年龄,寇准回答说:“我刚开始求进取,怎么可欺君瞒上呢?”如实申报,结果一试得中,受任为大理寺评事,实任大名府成安县(今河北成安)知县。

寇准在知成安期间,政绩卓著。他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征收赋税和徭役,禁止巧立名目摊派,每次遇到赋役,从不出拘捕文书,只要将乡里的百姓姓名在县衙门前公布,百姓没有敢延期的。

由于他任职努力,数年间屡屡升迁,作到判吏部东铨。宋太宗在位之际,时常诏命群臣直言极谏。一次,寇准上朝时正逢众官商议与契丹议和的事情。他听了之后,当即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契丹屡屡侵扰,只应加派精兵驻守,不可与之讲和,并将战和的利弊一一列出,受到太宗的重视,被提升为枢密院直学士。

宋太宗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常常征询寇准的意见,寇准也直言相告,挽衣留谏的佳话就是在这一阶段发生的。一次,寇准奏事,说话不称太宗的意,太宗发怒而起,寇准拉住太宗的衣服,叫太宗仍旧坐下来,事情决定后才走。太宗息怒以后细思寇准忠直言行,十分赞赏地说:“朕得到寇准,犹如唐太宗得到魏征。”

淳化二年(991)春,天大旱,又闹蝗灾。宋太宗邀请近臣问时政得失,许多大臣都推说是“天意”,虚词搪塞。寇准说:“《尚书·洪范》篇讲天人之间影响,大旱可以证明刑罚有所不平。”这实际上是借题发挥,指责朝政。宋太宗怒容满面,站起身来进入后宫。过了一会儿,宋太宗稍稍心平气和,又传命召见寇准,问他刑罚不平的情况,寇准要求把中书省、枢密院二府长官召来由他当面评议得失。宋太宗立即宣唤二府长官王沔(miǎn)等人前来。寇准面对这些权要大臣,严辞指出:前不久祖吉、王淮枉法受贿的事发,祖吉得赃不多被判处死刑,而王淮监守自盗,侵吞国家资财多至4万,却因是参知政事(副宰相)王沔的弟弟,只受到杖刑,事后照样为官,这是明显的执法不平。太宗当即质问王沔有无其事,王沔连连叩头谢罪,于是太宗对王沔痛加斥责。

从此,宋太宗更觉得寇准忠直正廉,可委以大任,先后授任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等职。不久,又把用通天犀(xī)制做的两条珍贵玉带赐给寇准一条。

淳化二年(991)九月,寇准任同知枢密院事。在任期间他与知枢密院事张逊不合,张逊也一直想找机会整寇准。淳化三年(992)夏末,寇准与另一位大臣温仲舒出郊而行,途中遇一疯人拜在他们马前呼“万岁”。当时他们并未在意。但此事却被张逊乘机抓住,唆使其心腹王宾向宋太宗告发,肆意指责寇准存有非分之想。宋太宗一看奏章,勃然大怒,立即传讯寇准,斥责他居心叵测居心叵(pǒ)测:存心险恶,不可揣度。

。寇准请温仲舒作证,张逊命王宾单独上奏。在朝廷上张逊和寇准激烈争执,唇枪舌剑,互相揭发对方的隐私,相持不下。太宗恼怒双方有失大臣体面,一怒之下,把张逊贬为右领军卫将军,而贬寇准为青州(今山东益州)知州。

拥立太子是寇准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宋太宗进入暮年之时,身患脚疮很严重,十分痛苦,同时他也为立太子的事未能谋划决定而烦燥不安。原先曾有个叫冯拯的与别人一起上疏,表示请皇帝尽早立太子,不仅遭到了太宗的反对,而且还把他们这几个大臣贬到了岭南。从此后大家吸取教训,再没有人敢提立太子一事了。

寇准虽然被贬,但没有失去太宗的信任。后来寇准奉皇帝之诏回到京城朝见太宗。等寇准行过参拜之礼后,太宗掀衣解袜给寇准看,并说:“卿怎么来得太迟?”然后就继承王位一事征求寇准的意见。寇准不便直接回答大宗的问题,就说:“陛下为天下选择君主,不能与妇人、宦官去商量;不能与近臣去商量;只愿陛下选择能符合天下所仰望的人。”太宗听罢,低头想了很久,然后屏退左右,对寇准说提出襄王元侃这一人选,寇准以“知子莫如父”的说法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督促太宗早下决心。立太子一事就在君臣二人的这次商谈中决定了。

因协助太宗确立了太子的人选,使太宗了却了一桩心事,淳化五年(995)九月寇准拜为参知政事。

至道元年(995)八月,宋太宗任襄王元侃为开封府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此后寇准还机敏地避免了一场骨肉相恶。太子到太庙祭告行礼回来,京城人民都聚集在道路上观看,十分高兴雀跃,说:“真是个少年天子!”太宗得知后心中不高兴,说道:“人心一下子都归化了太子,那将把我摆在什么地位呢?”寇准立刻再拜并祝贺说:“太子众望所归,是陛下的决策英明,是国家百姓的洪福。”太宗入宫后说与妃等知道,宫中的人也都前来道贺。太宗再从后宫出来,邀寇准饮酒,醉得很厉害才罢。

不久,寇准又加官给事中。

至道年间(995—997),寇准还曾安抚秦州(今甘肃天水一带)的蕃民骚乱。

自唐代末年以来,渭水南边住着一批少数民族,古称“番民”。宋太宗晚年时,番民经常骚乱。太宗委派大臣温仲舒作秦州知府,温仲舒把番民集中到渭北,建栅栏、堡垒限制他们自由进出。番民对此十分不满,酝酿寻隙滋事。温仲舒自以为事情办得漂亮,撰写奏章向朝廷报功。

宋太宗读完温仲舒的奏章后不高兴,说:“古时羌戎在甲、洛一带和中原百姓杂处,蕃夷不大安分,一旦有事,将会重新困我关中。”他令寇准来询问。寇准回答说:“唐朝的帝王注重汉、番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大臣们也主张不赏边功,终于形成边疆的安定局面,也出现了开元年间的太平盛世。而今封疆大吏贪赏过功,轻易地制造事端矛盾,怎能不招致祸乱呢?此事不可不防!”太宗听取了他的意见,把温仲舒调往凤翔府(今陕西宝鸡中部),改派寇准前往渭北安抚。寇准到了秦州,把当地番民首领招集在一起,经过多次协商,决定迅速拆除渭水北岸的栅栏、堡垒,恢复了番良的帐篷、庐舍,调解了当地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此秦州境内出现安定、和平的局面,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相安无事。

至道二年(996),宋太宗在京师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大礼,朝中和地方的官员都得到加官进秩。寇准身为副宰相,所引荐的官员多得到地位高而职司重的台省要职,所不喜欢的或者还不了解他的才能的人,也抑低序列而升官。比如彭惟节的位次一向在冯拯之上,冯拯不服,列衔在彭惟节之上。寇准很是气愤,指斥冯拯扰乱朝廷制度,冯拯也怒不可遏地弹劾寇准擅权,并且列举出岭南任官不公平的几件事例,宋太宗对此大为不满。参知政事张洎(jì)原来与寇准的关系不错,因害怕受他的牵连,也落井下石地检举寇准诽谤朝政。就在这时,广东转运使康戬(jiǎn)又上告说宰相吕端、参知政事张洎、李昌令都是由寇准引荐升官,吕端与寇准结为至交,张洎一向曲意奉迎寇准,李昌令软弱不堪,因此寇准得以随凭个人意图扰乱法度。

宋太宗很是忿怒,责备宰相吕端,吕端也不争辩。寇准上朝时,太宗问他冯拯所讲的问题。寇准毫不相让,在朝廷上仍力争不已,还拿出中书省文书为凭,争论是非曲直。太宗斥责他在朝廷上强辩有失执政体面,但寇准仍然喋喋不休,在太宗面前大论是非曲直。太宗颇觉无可忍耐,叹息说:“鼠雀还知道人意,何况是人啊!”

当年七月,宋太宗贬寇准为邓州知州;次年迁任工部侍郎;后又历任河阳、同州、凤翔、开封等知州、知府。

促使真宗亲征

至道三年(997),宋太宗病逝,太子赵恒即位,即宋真宗。

景德元年(1004)七月宰相李沆去世,宋真宗任命毕士安为参知政事,并准备进一步拜他为宰相。在毕士安进殿谢恩时,真宗还就另一个宰相人选征求他的意见。毕士安推荐寇准,说寇准忠诚可嘉,资历深厚,善断大事。

真宗说:“朕听说他刚愎自用刚愎(bì)自用:固执任性,自以为是,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毕士安说:“寇准忘身为国,坚持正道,打击邪恶,因此受到小人的诽谤与排挤,是不奇怪的。现今天下百姓虽然安居乐业,但北部边境有院兵骚扰,危害深重,现在正是起用寇准的时候。”

真宗点头称是,于是在当年八月同时任命寇准、毕士安为宰相。

寇准与毕士安同居相位,二人志同道合,合作得很好。寇准忠直不阿、嫉恶如仇,屡受奸邪小人的弹劾诬陷,多亏毕士安一一为他辩解,才得以免受真宗的怀疑。

景德元年九月,辽兵入侵宋朝北部边境,派小股骑兵在深县(今河北深县)、祁(qí)县(今河北安国)一带掠夺,作战稍有不利,便引兵逃走,还来来回回似没有发动进攻的意向。寇准得知这一军情后,认为这是敌兵大举入侵前的惯用伎俩伎俩:不正当的手段。

。当即上奏说:“这是敌兵要麻痹我们,使我们不再重视,请练兵命将,选择骁锐,占据要害之地,以为防备。”宋真宗采纳了寇准的建议,派遣杨延昭(zhāo)、杨嗣(sì)等将。分别把守边关要塞,严密监视敌人。

同年十一月,辽兵果然大举南侵。辽国萧太后、辽圣宗亲统大将萧达揽,领兵20万,进犯贝(今河北清河)、魏(今河北大名)诸地,包围了瀛(yínɡ)州(今河北河间),兵锋直指黄河北岸的澶(chán)州(今河北濮[pú]阳)。敌兵步步深入,朝野十分震惊。边关的告急文书有时一天要送到五封。在群臣惶恐之时,寇准却十分镇定,他有意将告急文书扣留不发,饮酒谈笑自若。但有一小部分臣僚惊惶失措,忙把告急文书转奏给宋真宗,真宗大为惊骇,召问寇准,寇准认为皇帝御驾亲赴澶州就可以很快取胜。毕士安也从旁附议,力劝真宗身赴前敌。真宗召集群臣商讨进兵方略时,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皇帝南避金陵;大臣陈尧(yáo)叟(sǒu)是四川人,请求真宗躲往成都。真宗本来就顾虑重重,再听到这两种意见,不免动摇起来。寇准知道是二人的计谋,佯作不知道,说:“谁为陛下谋划这一计策的,其罪可诛。今陛下神武、文臣武将协力同心,若御驾亲征,贼寇自然逃遁。不然,出奇兵以破坏他们进攻的计划,以挫伤他们的锐气,一劳一逸之势已成,我当稳操胜券。怎么能丢弃宗庙社稷于不顾而幸楚、蜀边远之地?如果人心离散,贼寇乘机深入,天下还能保得住么?”宋真宗认为寇准的话有道理,便决心御驾亲征。

景德元年十二月,宋真宗率军北上。行至半路,又有人议论起南幸金陵之事,真宗又犹疑了,召来寇准商议。寇准说:“目前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军民日夜盼望圣驾到来,士气倍增;如果退回去,万众士气瓦解,敌人乘虚而入,恐怕连金陵都要守不住了。”为消除宋真宗的顾虑,寇准还动员将领前来表态,终于使真宗坚定了决心,来到黄河南岸的澶州南城。这时辽兵的声势很大。请真宗驻跸驻跸(bì):帝王出行时沿途停留暂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