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历史名人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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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范仲淹(1)

切言直谏关心民瘼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祖先是邠(bīn)州(今陕西彬县)人,以后迁到江苏吴县(今江苏吴县)定居。他生父范墉(yōnɡ),在宋太宗端拱初年作过武宁军(今徐州)节度掌书记,端拱二年(989年)范仲淹出生在徐州。他两岁时父亲去世,以后家境日益贫困,无法维持生活,母亲谢氏不得不带着范仲淹改嫁到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县)姓朱的家里。范仲淹从此改姓朱,起名说。

范仲淹在朱家逐渐长大成人,他从小就有志向操守,刻苦好学。二十一岁时就读于淄州长白山麓醴(lùlǐ)悄寺,寒寺孤独,环境特别艰苦,每天以粥和咸菜度日。范仲淹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用在读书上,学业进步很快。二十三岁时,范仲淹得知母亲改嫁朱家的身世,就感伤地挥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朱家,去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府书院求学。

应天府书院,是宋朝著名书院之一。原先是著名儒士戚同文讲学的地方,真宗大中祥符初年,应天府富户曹诚在其地修建学舍一百五十间,聚书一千五百余卷,朝廷赐额曰“应天府书院”。书院广招学生,延师讲授,学习气氛非常浓厚。范仲淹进入书院以后,不分昼夜地苦读,感觉疲倦了,就用冷水浇头,提起精神再读。有一次真宗朝拜毫州太清宫时路过,南京同窗都争着出去看皇帝,但范仲淹不为所动,依然全神贯注地读书。他在书院以粥度日,生活极为艰难,一位同学深感同情,给他带来一些好的饭菜,但范仲淹却婉言谢绝。说自己安于食粥已经很久了,若今天享受这样的丰盛饭菜,恐怕以后喝不下粥了。范仲淹忍受着别人不能忍受的穷苦生活,却以读书作为最高的乐趣。寒窗五载苦读,使自己成为精通《六经》、善诗文、有志于报国的人才。

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以其渊博的学识,一举及第,这年他正好二十七岁。中举后,朝廷授他广德军司理参军,不久改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范仲淹做官以后,便把老母接来赡养,同时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

真宗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又被调任泰州西溪镇盐仓作盐税官,两年后,晋升为大理寺丞。此时,他因母亲病逝而离职服丧。第二年,晏殊主管应天府时,听到范仲淹的名声,推荐他为秘阁校理。

乾兴元年(1022),真宗去世,年仅十三岁的仁宗即位,因不能亲政,便由刘太后垂帘决事,刘太后于是独揽大权。到了天圣七年(1029),仁宗本来可以亲政了,但刘太后仍然把皇帝当成傀儡,还准备在这一年的六十一岁寿辰接受朝拜大礼时,由仁宗亲率文武百官为刘太后上寿。范仲淹上疏着重论述了对这件事的看法,并且说:“在内宫侍奉亲人长辈,自当用家人的礼节,现在却让皇上与百官排在一起,向南朝拜太后,这种礼仪不能成为后世的礼法。”而且还上疏请刘太后把朝政大权交还仁宗,但没有得到答复。范仲淹出任官职是由于晏殊的举荐,晏殊被范仲淹的这种大胆举动吓坏了,怕他惹出是非牵连到自己,因而斥责范仲淹自大妄为。范仲淹很严肃地对晏殊说:“我担任这种职务,经常担心自己没有尽到职务,给知心朋友丢脸。不想今天反因忠直在此得罪您。”晏殊不作声。接着范仲淹又给晏殊写去一封信,申述了自己犯颜直谏的道理,晏殊感到羞愧,向范仲淹道歉。范仲淹也确实因此得罪了刘太后,任官职不到一年便被贬为河州府通判,同僚好友在都门为他饯(jiàn)行时赞扬道:“此行极为光荣。”

仁宗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死去,范仲淹被召回京担任了右司谏。但到了年底又因进谏阻仁宗废郭皇后而被贬知睦州。同僚朋友在长亭为他饯行时又赞扬道:“此行尤其光荣。”第二年范仲淹又迁至苏州。

最祐二年(公元1035年)范仲淹被召回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在这段时间里,他与权相吕夷简发生了一连串的冲突。

仁宗亲政后,吕夷简继续为相,时任右司谏的范仲淹对吕夷简擅权专事、玩弄权术、拉拢私人、排斥异己的作法极看不惯,在郭皇后的废立问题上就曾和吕夷简展开过斗争。吕夷简因与郭皇后有过私怨,他利用郭皇后失宠的机会,怂恿怂恿(sǒnɡyǒnɡ):鼓动别人去做(某事)。

仁宗废掉郭皇后。范仲淹上疏认为不能这样做,但废后一事已成定议。吕夷简便命令下属不得接受有关讨论废后之事的奏疏。范仲淹见状,便率领御史和谏官到垂拱门前,伏奏皇后不当废。然后他又面对面地和吕夷简展开了激烈辩论。第二天,范仲淹等人准备在殿廷上再与吕夷简展开论争,然而,就在范仲淹等人到待漏院时,皇帝就传下诏旨,贬范仲淹知睦州。范仲淹这次还朝,吕夷简暗中曾派人警告范仲淹,说他现在是待制侍臣,不是官了,不必对朝政妄加讨论。范仲淹表示议论朝政是侍臣份内的事,今后更要恪尽职守。吕夷简得知范仲淹不接受警告,便叫他去做权知开封府事。开封府是京城所在地,也是最难治理的地方。吕夷简的目的是这样可让范仲淹事务缠身,无暇议论朝政。如果一有失误,立即免职除官。然而范仲淹到开封府后,整治有方,兴革有序,只个把月时间就把京城治理得井井有条。

吕夷简当宰辅时,重用和提拔的官员多是他的亲信。因而吏治腐败透顶。范仲淹对此极不满意。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绘制了一幅《百官图》,进献给仁宗,指着图中升调次序说:“这样是按次序的升迁,那样是不合次序的提拔;这样进用是公道,那样升迁是私意。况且提拔和斥退皇帝身边的近臣,凡是超过制度规定的,不应当全部都委托给宰相处置。”范仲淹这些无情的揭露,使吕夷简大为恼恨,便向仁宗控告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对吕夷简加给他的罪名,据理力辩,一一驳回。但仁宗还是偏听了吕夷简的诬蔑(wūmiè),把范仲淹贬出知饶州。范仲淹的才干和胆识深得朝中一些大臣的赞赏,因此范仲淹这次被贬,在朝中引起强烈反响。密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诛、馆阁校勘欧阳修等都出来为范仲淹说话。亲朋好友这次为他在郊外饯行时赞扬道:“此行特别光荣。”范仲淹笑着回答说:“仲淹前后已经光荣三次了。”以后他又徙知润州、载州。

在这为官十多年间,范仲淹三上三下,相当部分时间是在地方官的任职上度过的。他关心民间疾苦,为民排水患、修水利、开仓赈灾,作了许多益于国计民生的事,政绩卓越。

范仲淹出任泰州西溪镇盐仓监官时,黄海海堤久废不治,不仅良田时被海涛冲毁,而且村舍也频遭破坏,人畜也有死伤。范仲淹毅然超越职权上书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请求修复海堤。张给对范仲淹建议极为赞同,便奏请以范仲淹知兴化县,主持修复海堤全部工程。有人对修复海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修复海堤只能防堤外海浪之灾,却不能排堤内积水之患,是得不偿失的举措,但张纶坚持认为修复海堤利大于弊。仁宗天圣元年(1023)由范仲淹主持,这项工程开始了。但动工不久,天降特大雨雪,海面上惊涛骇浪,很多民工散失,百余人死亡,工程遭到严重破坏。反对者趁此机会旧调重弹,继续反对修复海堤,朝廷也派人下来检查要停罢这项工程。修复海堤的工程面临流产。朝廷诏令淮南转运使胡令仪与范仲淹讨论这项工程能否继续进行,范仲淹力主继续动工,胡令仪也很支持范仲淹意见。最终这项工程没有停歇,在工程进行中,范仲淹虽因母丧而离去.但他歇工期间却时时刻刻关注着工程的进度,他曾给张纶写信。反复申述修复海堤的好处,坚定张纶的信心。张纶接替范仲淹主持全部工程,经过将近四年的努力,共修复海堤180里,防止了海潮的严重灾害,使流亡于外地的2600余户人家重返家园,当地百姓非常感念张纶、范仲淹的恩德,为二人建立祠堂,海堤名为“范公堤”。

明道二年(1033),江南路、淮南路和京东广大地区发生严重虫灾和旱灾,范仲淹奏请朝廷,派遣使臣前往灾区视察以便及时解救,但未有下令。范仲淹对朝廷这种漠视民间疾苦的行径极为气愤,他找了一个机会请问仁宗:“宫中如果有半天吃不上饭,陛下应当如何?如今几个州县没有饭吃,怎么可以置之不理?”这几句话触动了仁宗,使仁宗很难过,便派范仲淹到江淮灾区慰问。范仲淹所到之处,开仓赈(zhèn)济灾民,使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百姓得以活命。同时,禁止百姓搞荒唐的祭祀活动。他还奏请朝廷减免灾区丁口盐钱。他回到朝廷时,把饥民所食的乌味草进献给仁宗,使仁宗体察民间疾苦,力戒奢侈之心。

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知苏州,正赶上暴雨成灾,苏州靠近太湖,地势低洼,积水至秋不退,民田水淹无法耕种,范仲淹急百姓之所急,不顾各种阻力,招募大量民工疏通五条河,引导太湖水注入大海,从而使苏州地区,甚至太湖周围地区解除了水涝的威胁,保障了农业生产。

军中一范惊敌度胆

仁宗宝元元年(1038),宋与西夏之间出现紧张的局势。

这年的十月,西夏党项族首领赵元昊(hào)自立称帝,国号大夏。这表明赵元昊主动脱离了与宋朝的臣属关系,双方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宋朝群臣对赵元昊的突然称帝,非常愤慨。大多数朝臣主张出师征讨,认为小小赵元昊,只要宋军一到,顷刻就可消灭。但是谏官吴育对当时宋、夏军事力量的对比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不主张出师;著作廊通判睦州张方平也对出兵表示不乐观。然而宰相张士逊对吴育等人的意见不予理睬,他力主兴师问罪。仁宗也倾向张士逊的主张。宝元二年(103)六月,仁宗下诏剥夺了赵元昊的官爵,断绝双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并在边地张榜悬赏,允诺凡能擒斩赵元昊的人可授与定难军节度使的官职。宋夏双方箭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为适应打仗的需求,宋在西北边境调整了军事部署,任命夏竦(sǒnɡ)知泾州,并主管径原路军事;范雍知延州,并负责鄜(fū)延路军务。范雍是一个懦弱的人,康定元年(1040)正月,当赵元昊率军队进攻延州时,负责延州防务的范雍吓得不敢出战,紧闭城门祈求神佛保佑。他所调遣的援军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也遭到夏军伏兵阻击,伤亡惨重并遭大败。幸亏当时天降大雪,夏军撤离,延州才得以避免陷入夏军之击的厄运。仁宗为惩处三川口大败,贬了范雍的官,同年二月任命韩倚为陕西安抚使;在韩倚的推荐下,同年四月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都转运使,从南方的越州调往西北。

同年五月,仁宗又任命韩倚与范仲淹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管勾都部署司事,为夏竦作副手。夏、韩、范三人在对夏攻防方面所持的策略是不尽相同的。范仲淹战略思想是侧重于守,他认为当时边塞的战备状况比内地要强得多,如果赵元昊率军深入,乘关中的空虚,东阻潼关,再隔两州贡赋,这可就危险了。

基于以防守为主的战略思想,范仲淹反对五路进讨的方针,他认为,目前兵力薄弱,没有取胜的希望,大军一旦进入沙漠,运送给养的车辆行进必定困难,而敌人的骑兵轻捷,可以前后夹击;如果再加上一旦打败仗,前进不得,休息也不得,即便要喝水也要发生困难。

韩琦与范仲淹对防守的策略截然相反,他积极主张向西夏进攻,认为赵元昊虽占据了几个州的地方,但精兵也不过四五万,其他都是老弱妇女,宋军屯有二十万重兵,若一味坚守界壕(háo),不敢攻击敌人,这是自古没有的懦弱,如果长期守下去,第一可能丧失士气,第二会给国家财政增加更大困难。韩琦坚决主张应迅速进军,速战速决。

夏竦的意见是倾向以防为主,但他认为应该服从朝廷的命令。

这时朝廷上宰相是吕夷简。吕夷简主张向西夏进攻,多数朝臣也附和吕夷简的意见,仁宗也认为防守耗费时日太久,而屯兵运粮,费用太大,会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困难,因而决定采用韩琦进攻之策。他命令韩琦和范仲淹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出兵。但范仲淹坚持前议,反对出兵,他上疏仁宗,说正月起兵,正是塞外最寒冷的季节,大量军马粮草在这个时候进入山川险阻的地方,容易被夏军劫夺、击败,倘宋军的主要部队有失误,那就不仅仅是边患问题了,而是关系到朝廷的安危。主帅夏竦遵照皇帝的命令派尹诛到延州说:“范仲淹不如韩琦。韩琦曾经说‘用兵先要将胜负置之度外!’”范仲淹反驳说:“大军一动,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性命,怎么能置之度外呢?”

庆历元年(1041)二月,韩琦得知赵元昊将进攻渭州,便召开将领会议,决定全面出兵,同时又临时招募勇士18000人,全部交给环庆副部署任福指挥。韩琦还为任福制定了进攻路线,要他绕到夏军背后伏击其归路。但任福及其下属将领为夏军佯(yánɡ)败的假象所引诱,脱离了原来的行军路线,越追越远,当大军行至六盘山下好水川时,夏军突然伏兵四起,鼓声大作,宋军完全陷入包围之中,虽然奋力拼杀,但因寡不敌众,6000多名军士战死,任福等许多将领阵亡。这一惨败虽与任福的轻敌冒进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作为主帅的韩琦没有客观分析宋夏军事实力,冒然向夏进攻。宋军战败后,一路上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儿女,手捧死者的旧衣和纸钱,伏在韩琦马前嚎陶大哭,韩琦也泪流满面地勒住马,不能前进。范仲淹听到战败消息,连连叹息。

好水川战役的失败,证明进攻的策略是错误的,同时也证明范仲淹以防守为主的策略是正确的。韩琦从血的事实中吸取了教训,仁宗手下宰相吕夷简也开始认识到范仲淹的防守之策应该采纳,宋王朝上下统一了认识,这表明宋朝对夏战略的重要转变。

对夏战略统一后,韩琦因好水川之败,于庆历元年(1041)四月被贬知泰州,范仲淹也因擅自与赵元昊通信劝其罢兵,并焚毁了西夏复信,被贬知耀州。但边事统帅夏竦与新派来的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陈执中不和,夏、陈两人都上表请求解除兵权,十月同时被罢官去职。朝廷又重起用韩琦、范仲淹。庆历二年(1042)十月,仁宗任命范仲淹为环庆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付使,掌握该路军事,以韩倚、王沿、庞籍分掌秦风路、径原路、鄜延路军事,此次仁宗给予他们较大的军事权力,范仲淹从此更可以充分施展他的军事才能了。

范仲淹对夏战略也并不是一味的防守,他向朝廷提出在守策之外,也要积极进攻,但在进攻时,只能是攻其近地,不能冒然深入敌方。他的作战方针是取下一处城寨,再准备攻打另一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步步为营:军队前进一程就设置一道营垒。后形容防务严密,节节推进。也泛指行动谨慎而周密。

。他认为这种作战方针,比之朝取暮失,更为稳妥。

基于这样的战略思想,范仲淹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