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我国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的回目，有一个完全相同的表现形式。《三国演义》从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到一百二十回“荐杜预老将献新谋 降孙皓三分归一统”；《水浒传》从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到一百二十回“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西游记》从第一回“灵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到九十九回“九九数完魔灭尽 三三行满道归根”；《红楼梦》从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到“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它们相同的地方，就在于通篇回目，无不是由字数相等、断句一致、平仄相合、音调相应的上下两句成双组成，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楹联。
《辞海》中对“楹联”一词的解释是：“也叫‘楹帖’、‘对联’、‘对子’。悬挂或粘贴在壁间、柱上的联语。”对“对联”一词的定义：“即楹联”——楹联与对联，实际上是一回事，楹联就是对联的雅称，只不过更加强调其文学性质上的意味。对联是楹联的泛称和俗称。此外，楹联还有许多五花八门的别称如对子、门对、春联、春帖等，达数十种之多。我们顾名思义来看一下，楹，也就是房柱或者门柱；过去对联经常刻写在楹柱上，楹联名称由此得来。而要谈起它的历史，就要追溯到几千年前的上古时代了。
（一）楹联与桃符（上古先秦）
关于楹联始于桃符这一说法，可以参照清代学者、楹联大师梁章钜先生的《楹联丛话》：“尝闻纪文达师言：楹联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但宋以来，春帖子多用绝句，其必以对语、朱笺书之者，则不知始于何时也。按《蜀梼杌》云：蜀未归宋（965年）之前，一年岁除夕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此在当时为语谶，实后来楹帖之权舆。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
相传上古时候，东海度朔山上有一棵大桃树，树干虬曲蜿蜒三千里，这棵桃树东北端有一条拱形的枝干，树梢一直弯下来直抵地面，形成一扇天然的大门。朔山住着各种妖魔鬼怪，要出门就得经过这扇桃枝门。清晨金鸡报晓之时，前一天夜晚出去游荡的鬼魂就必须赶回鬼域。这扇通往鬼域的桃枝门两边有一对神将把守，名叫神荼、郁垒。这两位神将只要发现害人的恶鬼，就用芒苇编成的网子去捆住他们，并丢去喂一只老虎，因而所有的鬼魂都畏惧神荼、郁垒。从周朝起，每逢年节，百姓就在大门两旁悬挂长方形桃木板，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桃符长六寸，宽三寸，刻制两位神将的图像，悬挂在大门或卧房门的两侧，以镇邪驱鬼、祈福纳祥，这就是桃符的由来。后来人们嫌年年在桃木板上绘制神像过于麻烦，改为直接在桃木板上题字。在桃符上画门神的习俗，发展到后来，便成了门神年画，而在桃符上题字这一形式，则与文学结合起来，成了春联的前身。
先秦以前，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发端萌芽时期，早在这一时期的中华文化，就潜在着偏爱对称的传统。具体到文学中，体现为口头上的对对子，诗文中的对偶句法，可谓源远流长。如《尚书》中有“满招损，谦受益”；《诗经》有《小雅·采薇》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大雅·早麓》之“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易经》有“乾以易知，坤以简能”；《论语》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乱世之音怨以怒，治世之音安以乐”；《道德经》中“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等，都是工整的对偶句。此外，在建筑和日常用具中，人们也注重这种对称性和平衡性，秦汉瓦当上镌刻的“千秋万岁，长乐未央”字样，对工精巧，令人叹为观止。当然这时候的对仗还只是一种无意识的朴素修辞观，并非出于强制性的格律和严格的要求。
（二）楹联与骈文（两汉魏晋）
到了两汉魏晋，人们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将这种具有整齐美、对比美、音乐美的修辞手法应用于创作作品中。整个汉代文坛，恢弘大气繁复华丽的赋占据了大半壁江山，这是一种半文半诗的文体，讲究文采和韵律，尤其是骈偶对仗。以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为例，文中堆砌罗列了大量如“登兰台而遥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云郁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昼阴”一类的句子；再者如淮南小山《招隐士》：“山气 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曾波。”班固《两都赋》：“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饰珰。”张衡《归田赋》：“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这些对仗较工整的句子，较之单行散句有着独特的美感形态。
魏晋以来，由于对语言工整华丽的进一步追求，一种更为新颖的文体开始流行——骈文，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字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因为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被称为骈体，又称“骈体文”、“骈俪文”或“骈偶文”；又因常用四字、六字句，所以也称“四六文”或“骈四俪六”。全篇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如庾信的《哀江南赋》：“既倾蠡而酌海，遂测管而窥天。方塘水白，钓渚池圆。侍戎韬于武帐，听雅曲于文弦。乃解悬而通籍，遂崇文而会武。居笠毂而掌兵，出兰池而典午。论兵于江汉之君，拭玉于西河之主。”曹植《与杨德祖书》：“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陆机《吊魏武帝文》：“资高明之资，而不免卑浊之累；居常安之势，而终婴倾离之患。”我们管窥蠡测，可以由此得知当时文坛注重对仗到了怎样的地步。这种习气甚至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口头交际中，《晋书》中记载：陆云与荀隐鹤第一次见面时，互报姓名也要字数相当、一一对应：“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隐鹤。”
到了南朝，诗人以做诗工稳为胜。齐、梁时期，著名诗人沈约创造了“永明体”。“永明体”严格要求对仗和声律，并有了“四声八病”之说（“四声”即平、上、去、入四声；“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曾说道：“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这些都为以后楹联走向成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但是，这种文学上的传统还只能说明对偶是我国诗文的特色，尚不能说楹联起源于那个时代。
（三）楹联与律诗（唐宋五代）
隋唐时期，格律诗日渐兴盛。律诗又称近体诗，正式形成于唐代，但其溯源则始于魏晋。曹魏时，李登作《声类》十卷，吕静作《韵集》五卷，评定出清、浊音和宫、商、角、徵、羽诸声。此外，孙炎作《尔雅音义》，用反切注音，奠定了音韵学中的反切法。一般的五、七言律诗，都是八句成章，中间二联，习称颔联和颈联，句读、平仄、意思都要求一一相对，平行对仗，这就是标准的律偶。文人墨客们热衷将点睛之笔凝注于律偶的对句中，一时形成“摘句评品”的时风。如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杜甫的“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崔颢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白居易的“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也难”；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等等，上下句之间，无不一词一对应。因而有人说楹联最直接的渊源是律诗。
晚唐五代，桃符上开始出现联语，人们一般在上面写上一些吉利的词句，代替了神荼和郁垒的名字。关于“楹联始祖”最为通行的版本，是五代时后蜀君主孟昶的桃符题词。关于孟昶桃符题版一事，《宋史·西蜀孟氏世家》、张唐英的《蜀梼杌》、黄修复的《茅亭客话》、梁章钜的《楹联丛话》以及谭嗣同的《石菊影庐笔识》等都有所载。《蜀梼杌》一书记载：“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夕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个中玄妙，恐非天意。又据《宋代楹联辑要》所载，孟昶花园中有百花潭，兵部尚书王瑶题句曰：“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台。”可说是我国史册见诸最早的园林楹联。
不过，在追求严谨的历史研究者眼中，关于“最早的楹联”又有了更多不同的看法。1991年第4期《文史知识》上《我国最早的楹联》中认为，根据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谭婵雪在敦煌遗书《斯坦因劫经》0610卷背面的文字记录：“岁曰：三阳始布，四序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三阳□始，四序来祥/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曰：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 五福除三祸，万古□百殃/ 立春□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三阳始布，四猛初开/ □□故往，逐吉新来/ 年年多庆，月月无灾/ 鸡□辟恶，燕复宜财/ 门神护卫，厉鬼藏埋/ 书门左右，吾傥康哉。”从“三阳始布”“书门左右”等字可以推断出，这是当时春联所用的吉语，由此可见楹联至少产生于晚唐以前。
此外，还有学者推断，五代时期除夕题联业已成为习俗。事实上，早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间段，应该就产生了楹联男欢。”至今民间流传的苏轼巧对的故事相当多。《朱子全集》所载朱熹题写的对联也不少，如“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很能反映朱熹的哲学见解。元代楹联已悬于殿堂酒楼。据载，元世祖忽必烈召北宋王室后裔，大画家赵孟頫北上京师，过扬州明月楼的时候，主人请赵孟頫题联，他挥笔而就：“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
究竟谁才是天下之先已经不重要了，可以确定的是，楹联最晚诞生于隋唐，发展成熟时期在北宋至五代，这是毋庸置疑的。
（四）楹联与春联（明代以降）
楹联家族中最为庞大的一个世系，莫过于春联了。春联之设自明太祖朱元璋始。根据梁章钜《楹联丛话》对《簪云楼杂说》中民间故事的引用：朱元璋初登这一文化形式，并有南朝梁代文学家刘孝绰和其妹刘令娴所作楹联为证。谭嗣同的《石菊影庐笔记》记述，刘孝绰罢官不出，自题一联于门上：“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妹也作一联：“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虽然联句欠工，但语句皆为骈俪，又题于门上，比起后蜀孟昶的桃符题词要早四五百年，因此有人说它们才是我国最早的楹联。
到了宋代，联语不限于题写在桃符上，开始推广张贴于楹柱上，“楹联”之名由此流传，被作为点缀园林景观或人文建筑的艺术作品，被文人学士们广泛接受和喜爱，并形成了题联的风气。文人们纷纷题联以显示自己的情趣和风范，有的题书于自家厅堂宅院，有的则题写在书院、寺庙、园林。北宋大文人苏轼和南宋理学家朱熹都很喜欢题联。相传当年苏轼被贬黄州，除夕访友时，曾在友人门上题联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大宝，定都金陵（南京），除夕之夜命令公卿士庶在宅府门口贴春联一副。朱元璋自己则微行出游，寻访乐趣。突然见到有一家门上没有春联，朱元璋就亲自书写了一副“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令这家人贴在门上。据说朱元璋还数次题联赐给大将徐达，其中有一联云：“始余起兵于濠上，先崇捧日之心；逮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这个故事说明，明朝时，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除夕贴春联已经成为举国风俗。
清朝康熙帝六十寿辰和乾隆八十寿辰时，两次祝寿盛宴成为宫廷楹联创作的高潮。虽然多数是“润色洪业，鼓吹承平”之作，但由于“皆出当时名公硕彦之手”，而且要求严格，因此必然有利于楹联结构的规范化。有清一代是楹联文学的全盛时期。南怀瑾先生早已将“清对联”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从事清代文学史研究的赵雨先生也认为，“清代的主流文体是楹联”。孙髯的昆明大观楼长联和梁章钜的《楹联丛话》（1840年）是楹联发展史上的转折性里程碑，标志着楹联已经成为可以与诗词曲赋骈文分庭抗礼、媲美争妍的独立文体。从此，文人学士以楹联赠答，用对联作文字游戏，成为一时风尚。此时楹联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形式上看，出现了许多长联，一联多达数百字，有的甚至达千余字；从内容上看，它可以表示志趣，表示喜庆，也可以表示哀悼，表示讽刺，以春联、寿联、挽联、门联、厅联、庙联、名胜联、商业联、游戏联等各种形式百花齐放，楹联已成为中华民族社会生活的重要文化形式，经历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直至今日，流风之盛丝毫未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