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纷纷站了起来,大家都跳起了传统祖鲁战舞,热情而投入。忽然就没有了科萨人和祖鲁人之分,没有了非洲人和印度人之分,没有了右派和左派之分。我们是一家人,此时此刻,我们感觉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们和伟大的解放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曼德拉自传《漫漫自由路》
1954年,年近80的马兰卸任,取而代之的是汉斯·斯齐顿。斯齐顿比马兰更加崇尚“白人至上”,与此同时,一种名为“大种族隔离”的恐怖理论被当时的内务部长,后来的总理维沃尔德提出。在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下,以曼德拉为代表的非国大等民主团体的反抗行为变得更加危险。
1956年12月5日清晨,天还没亮,在家中熟睡的曼德拉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曼德拉知道事情不妙,果然,门口站着3个警察。其中一个叫卢梭的队长向曼德拉出示了逮捕证,上面写的罪名居然是“高级叛国罪”。虽然曼德拉知道政府的打击报复迟早会来,却没料到会以这样一种形式降临。他本以为政府会先取缔非国大和其他民主团体,没想到他们竟然直接找上了自己。最让曼德拉愤怒的是,这一切都当着自己家人的面进行,他的孩子看到自己的父亲被白人警察就这么抓走了。
曼德拉被押送到了约翰内斯堡监狱,他发现,原来被捕的不只是自己,还有100多位各大民主团体的领袖,而且还有人陆续被抓进来。没过多久,这里就聚集了领导南非民主斗争的大部分党派领袖。显然,这是一次有预谋的突然袭击,政府希望将反抗势力一网打尽。一周后,他们被转移到了福特监狱。
他们在福特监狱第一次亲身体会到了这个政府的真实面目。被关进监狱后,他们被带到一个院子里,被要求脱光衣服面墙而立一个多小时。当时气温很低,他们都在风中瑟瑟发抖。虽然这些领导人的身份都是律师、医生、教授,甚至还有牧师,但狱方对待他们就像对待动物一样。有人感慨道,进了监狱,他们才真正了解南非。一个国家的优劣不应从它如何对待高级公民来判断,而应从它如何对待最底层阶级来判断。从这个角度说,当时的南非在全世界都算不上一个好的国家。
不过,这次集体逮捕在另一方面则促进了南非民主团体的进一步团结。因为这里会聚了诸多民主斗士,他们之前因为各自利益问题在交流上颇有阻滞,但此次政府的行为促使他们在福特监狱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其中还有些人原处在禁令期,无法和其他领袖交谈,在这里却可以恣意地和所有人讨论问题,这次抓捕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次“赦免”。他们除了参加体育锻炼和唱歌以保持高昂的斗志外,还安排了各种专题讲座。马修教授负责讲述非国大和美国黑人史,辛格负责介绍南非印度人大会历史,詹姆斯·卡莱塔则为他们介绍了非洲音乐……他们兴致昂扬,毫无畏惧,丝毫看不出是身陷囹圄之中。
当然,这次荒唐的抓捕也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走上街头,用此起彼伏的抗议来声援自己的领袖。南非政府的恶行还引来了全世界人民的关注。
两周后,曼德拉他们被全副武装的警察押解去参加审判。一路上,他们看到无数支持者的身影,支持者们一边高呼一边歌唱,甚至还一度阻断了交通。这种热烈的情景让曼德拉十分激动,他感到自己多年的坚持和付出没有白费,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
审判大厅里也聚集了很多支持者,这使得这场审判不像审判,反而像一次庆祝大会。曼德拉和其他领袖纷纷向支持者们点头致意。这次审判只是一次预审,预审确定他们有罪,便交由最高法院审理并判决,预审若是确定他们无罪,便予以释放。
由于支持者众多,庭审现场十分嘈杂,法官又没有找到扩音设备,所以光是宣读起诉书就进行了整整两天——在警察开枪打伤了抗议群众的前提下。起诉书指控曼德拉等人阴谋推翻合法政府,他们引用《自由宪章》里的文字论证曼德拉等人计划建立共产主义政府,因此犯有高级叛国罪。而根据南非当时的法律规定,高级叛国罪一旦确定,其量刑标准可以是死刑。
曼德拉等人的辩护律师团十分强大,他们受雇于那些支持者。律师上庭的第一件事就是抗议警察为曼德拉等人设置的牢笼,警察像对待动物一样把曼德拉等人关在木制笼子里,律师们威胁若是不拆除这具有严重歧视性的笼子,就集体退出法庭。最后法庭妥协了,牢笼被拆除。
经过几天的审判,曼德拉等人获得了保释的权利。这依然得益于南非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在无法证明一个人有罪,同时审判又将进行很长时间的前提下,对嫌疑人施行关押就是“提前审判”。不过,他们需要缴纳一笔不菲的保释金,这笔钱后来由全国的支持者们集资提供。但是,在获释回家后,等待曼德拉的却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家。这位勇敢的民主斗士没有被政府的威慑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