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华盛顿的演讲是安排在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之前还是之后，我已经记不清了，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当时贝尔博士和我们在一起度过了那段最愉快的时光。
其实，那次在华盛顿并不是我第一次与贝尔博士同时站在讲台上。早在我10岁时，就曾与贝尔博士一起出席聋哑教育促进大会。
对其他人而言，一提到贝尔博士，大家就联想到电话的发明者，或者致力于聋哑教育的大慈善家。可对我个人来说，他却是一位至亲至爱的好朋友。真的，贝尔博士与我交往的历史最为长久，感情也最好。
我之所以如此喜欢贝尔博士，可能是因为他在我的生命中比莎莉文老师出现得还早的缘故。当时的我仍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是他第一个对我伸出了温暖的友谊之手。也是在贝尔博士的帮助下，安那诺斯先生才会把莎莉文老师介绍给我。贝尔博士一开始就非常赞赏老师的教育方式，他曾经钦佩地对老师表示：“你对海伦的教育方式，我认为可以作为教育家最宝贵的参考资料。”
贝尔博士对聋哑教育的热心可以说是众所皆知，而这种热心却来自家传！原来，贝尔博士的祖父就是口吃矫正法的创始者，而他的父亲梅尔·贝尔先生则发明了聋哑教育上的唇读法。梅尔·贝尔先生相当幽默，而且为人也非常谦虚，他从不因为自己对聋哑人的贡献而沾沾自喜，反而轻描淡写地对儿子说：“这种发明一点都不赚钱。”
贝尔博士则一本正经地答道：“可是这种发明却比电话的发明重要得多。”
贝尔博士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他与父亲的感情很深。博士只要有一两天没见到父亲，就会说：“我得去看看我父亲了，因为每次跟他聊天都会有所收获。”
博士那幢典雅美观的住宅就位于波多马克河入海口的河畔，风景十分优美。我曾见到他们父子二人并肩坐在河边，边抽烟边望着过往的船只闲谈，十分悠闲。偶尔有鸟声传来时，贝尔博士就说：“爸，这种鸟声应该用什么记号来代表比较好呢？”于是父子二人便展开发声学研究。每次，他们分析完一种声音后，就将之转换成手语表达出来。或许由于他们是专门研究声音的学者吧，他们的发音都非常清晰，也极为动人，倾听他们的谈话可以说是一大享受。
不仅对父亲，贝尔博士对母亲也非常孝顺。在我认识他时，他的母亲患有严重的听力障碍，都快要聋了。
有一天，贝尔博士驾车带我和莎莉文老师到郊外去玩，采了许多漂亮的野花。回来时，贝尔博士忽然心血来潮想要把野花送给母亲，他俏皮地对我们说：“我们就从大门直冲进去，让我爸妈大吃一惊。”
话是这么说，可是当我们下了车，将要登上大门的台阶时，博士却忽然抓住我的手，告诉我：“我的父母好像都在睡觉，请大家安静点，轻轻地走进去。”
我们3人都踮着脚悄悄地向前走，把花插在花瓶里又返回来。当时，他的父母安详沉睡的神态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两张并排的安乐椅上，博士的母亲伏在椅子的扶手上，因此看不到脸，只见到一头银白色的头发，而他的父亲则仰头靠在椅子背上，神态庄严，有如一位君王。
我很庆幸自己能结识这样一家人，因此我常常去拜访他们。老太太喜欢编织，尤其擅长花草的图案，她抓着我的手，亲切而耐心地教我。贝尔博士有两个女儿，年纪与我相近，我每次去的时候，她们都把我当成自家人一样看待。
贝尔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有不少知名的科学家常到他家去做客，如果我正好也在场，贝尔博士就会把他们的对话一一写在我的手上。贝尔博士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无所谓难易，只要你用心去学，就一定能弄明白。”
贝尔博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雄辩家，只要他进入房间，在短短的两分钟之内，就能吸引所有人的注意。每个人都乐于听他讲话，这是他异于常人的魅力所在。虽然如此，贝尔博士并不会因此就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他人，相反，他非常虚心，对于不同的意见，往往会很客气地说：“是吗？也许你的想法是对的，我要再好好想一想。”
惟有一项他十分坚持，就是在聋哑人教育上，他坚持口述法比手语更好，理由是：“当一个聋哑人以手语来表达时，必然会引来别人异样的眼光而产生隔阂，也因此使他们很难达到普通人的知识水准。”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贝尔博士的尊敬，因为他在聋哑教育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没有任何野心，更不企望任何回报，而只想本着科学的态度，大力推广聋哑教育事业。他曾自费从事各种研究，还创办过学校，英国聋哑教育促进会就是他创立的。他因发明电话而得到一笔钱后，立即把这些钱用来作为聋哑者的奖学金。为了使聋哑的孩子们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贝尔博士尽了最大的努力。
贝尔博士原是苏格兰某一偏远地区的人，但移居美国已经很多年了，所以也算是真正的美国人了。他热诚开朗、秉性善良、待人亲切，因此深得朋友们的敬爱。
在日常的闲谈中，他常把话题转到与科学有关的方面去。有一次，贝尔博士告诉我们，他从小就有铺设海底电缆的梦想。当时，我年仅12岁，觉得他的这些话像神话故事一样神奇，尤其听到他说人们将可经由深海里的电缆与遥远的东方通话时，我的印象极为深刻。令人欣慰的是，他的这一梦想现在终于成为了现实。
贝尔博士曾经带我到首次把电话应用在日常用途上的那栋建筑物里，他告诉我说：“如果没有助手汤姆斯·华生的帮忙，也许电话的发明不会像目前这么完备。”
在1876年3月10日，贝尔博士对在另一个房间工作的华生先生说道：“华生，我有事，请你过来一下。”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启用电话时所说的就是这句话。突然听到这句话的华生当时吓了一大跳。
“第一次通话应该说些更有意义的话才对呀！”我听完贝尔博士的描述后，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贝尔博士马上回答：“你错了！海伦，这个世界必将越来越繁忙，利用电话来传送的应该是像‘我有事，请你来一下’这类有实际需要的话。”
除了电话之外，贝尔博士还发明了对讲机、感应天平等许多有用的东西。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如果不是由于贝尔博士所发明的电话探针，恐怕还无法找到谋杀加富尔总统的凶手呢！
在我的记忆里，有关贝尔博士的事情太多太多，很难说得完，他所留给我的都是最美好的回忆。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到匹兹堡去看烟火，当烟火冲上天空的那一瞬间，我们竟高兴得又笑又叫：“哇！看哪！河水着火了！”
现在，我仍然可以很清楚地记得，贝尔博士与他的女儿们一起坐在游艇的甲板上赏月的情景。
那天晚上，与我们一起在船上的还有一位博士，他兴致勃勃地对我们大谈月食、流星及彗星的种种情况。
贝尔博士对我的关心不亚于我的父母，他时常对我说：“海伦，你还年轻，来日方长，所以应该考虑一下婚姻问题。莎莉文老师总有一天会结婚的。那时候，又有谁来陪伴你呢？”
我总是回答：“我觉得自己目前很幸福，何况有谁愿意和我这样的人结婚呢？”
话虽然这么说，但我可以感觉出贝尔博士是真心地在为我的未来担心。当莎莉文老师与梅西先生结婚时，贝尔博士再次提到这件事：“你看，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吗？不过现在还不算迟，你应该听我的话，赶快建立一个家庭。”
“您的好意我完全了解，可是一个男人若娶了我这样的妻子，岂不是太可怜了吗？要知道，我根本不能做任何事，只会徒然增加丈夫的负担。”
“也许你不能做很多家事，但我相信会有善良的男孩子喜欢你，如果他不计较这些而同你结婚的话，你可能改变主意吗？”
正如贝尔博士所说，我后来确实曾经动过心，这些暂且不谈。
我最后一次见到贝尔博士是在1920年，当时他刚从苏格兰回来。他对我说：“那里虽然是我的故乡，可在那里的时候，心里却有一种身处异国的落寞感。”
然后他又谈到飞机，一副非常感兴趣的样子，而且表示要研究飞机的制作。他预测，不出10年，纽约与伦敦之间就会开辟航线，而且在大建筑的顶上会有小型飞机场，就像现在家家有车库一样。他告诉我，用飞机当交通工具的时代即将来临。博士还说，下一次世界大战将会以空中为主要战场，而潜水艇在海上的地位将比巡洋舰更重要。
他的另一项预言是：“学者们将来会发明出冷却热带空气的方法，或者把热气流引到寒冷地带去，然后让南、北极的冷空气流到热带来调节冷暖，使地球上的每个地方都适合人类居住。”
我每次听到这类乐观的科学预言，总是备感兴奋，不过我没想到预言会那么快应验。因此，在6年后，当我听说法国的学者们真的利用海洋来调节气候时，还着实吃了一惊呢！
那次会面后，当我与他挥别时会感到格外的依依不舍，似乎我已预感到这将是我与他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了。不幸的是，我的预感竟成为事实！
1922年8月3日，贝尔博士去世了，他的遗体就葬在本市雷山顶上。细说起来，这个地方还是他自己选的，记得有一次他指着山顶说：“海伦，那就是我长眠的地方。”
当时他很坦然地说了这句话，还随口朗诵了一段布朗宁的诗句：
流星飞，在云际雷电闪，星云交会处。
当我从报纸上读到贝尔博士去世的消息时，我忽然痛苦地意识到，我已经失去了一生中最珍贵的朋友。
当我们结束长长的演讲旅行，疲惫地回到连杉后，我和莎莉文老师都不禁对未来感到茫然。我们的经济越来越拮据了，过去，洛奇先生定期支付我们的生活费，但在老师结婚之后，这笔生活费便减少了一半。我们本希望靠稿费来弥补，可是那点微薄的收入并不能改变这种困境。
我们的贫困并不是秘密，因此总有人主动表示要帮助我们，钢铁大王卡内基先生就是其中之一。1911年，在他获悉我们在经济上有困难时，曾对我的朋友法拉表示愿意赠给我们一笔款项。
法拉把这件事转告了我，我请他在不失礼的情形下予以拒绝。当时的我年轻气盛，心想：不必倚仗他人，照样可以活得下去。
虽然我拒绝了卡内基先生的好意，但他仍然非常客气地请我好好考虑一下，只要我认为需要，他随时愿意提供一笔款项给我。
又过了两年。一次，我与老师前往纽约，卡内基夫妇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做客。卡内基夫妇都是和蔼可亲的人，他们的掌上明珠玛格丽特小姐当时年仅16岁，是一个人见人爱的美丽少女。我们谈话时，这位小姐跑进房中，卡内基先生又爱又怜地望着爱女，笑着说：“这就是我们的小慈善家，一天到晚地在我们耳边嘀咕，告诉我们要如何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一面喝红茶，一面很轻松地聊天，卡内基先生忽然又想起那件事：“你现在还是不想接受我过去对你的提议吗？”
我笑着回答：“是的，我还不肯认输。”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你有没有站在别人的立场想一想呢？如果你能体会到对方被拒后的感受，你还会坚持己见吗？”
他的这番话使我大感意外，因为我从来没想到，大富翁也有他的义务。
随后，卡内基先生再次强调，只要我有需要，请不要客气，随时可以向他开口。
他又谈到我与老师的演讲，问我们要说些什么，入场券一张多少钱等等。
“我打算以‘幸福’为题发表演讲，入场券大概在1至1.5美元左右。”当他听到我如此回答时，竟说：“啊！这种票价太贵了，我想如果一张0.5美元的话，就可以有更多收入。对了！就是这样，票价一定不能高过0.75美元。”
那年，我与老师仍然继续着我们的演讲生涯。到了秋天，老师因患病而接受了一次大手术，由于身体太虚弱，我们无法再继续旅行演讲了。幸好我在夏天写了五六篇文章，因此短期内不必求助于人。我苦撑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立场，需要向朋友们求助了。
那是隔年的4月，我们前往缅因州演讲。我们自己开车进城，天气忽然间变得很冷。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发觉老师生病了，而且相当严重。这个地方我们第一次来，人生地不熟，附近又没有朋友，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好不容易才想到请旅馆的人派车送我们回家。一星期之后，我就写信向卡内基先生求援了。
他很快就寄来了一封回信，并附了一张支票。他在信上说：“老实说，我觉得命运对我太优厚了。你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如此崇高，能为你尽一点微薄之力我觉得非常幸福。要知道，给予比得到更幸福，因此，应该说感谢的是我而不是你呀！”就这样，我与老师暂时可以不必为金钱伤脑筋了。可就在此时，却发生了一件令我伤心的事——梅西先生和老师分居了。
梅西先生确实很辛苦，不过导致这种结果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原因，对于这些，我是不便发表任何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