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13年秋，我们又开始忙碌于访问和演讲了。在华盛顿，我们乘过摇摇晃晃的乡下电车；在纽约州，我们搭过第一班早车，这班车每经过一处农舍都停下来收牛奶，一路上不知停了多少次。
我们到得克萨斯与路易斯安那时，洪峰刚过不久，路面上仍有不少积水。我们虽然坐在车内，仍然可以感受到汹涌的洪水在不停地冲击着车厢。忽然间，传来“砰”的一声巨响，乘客们纷纷探头向外望，原来是一截粗大的浮木撞在了车厢上。水面上漂着许多牛马的尸体，令人触目惊心。
邀请我们去演讲的有城市里的学校、妇女团体，也有乡村和矿区，有时也到工业城市去对劳工团体演讲。在深入到各阶层之后，我对人生又有了一番新的认识，而且感悟到自己过去的想法过于天真了。以前我常想，虽然我又盲又聋，可是仍然可以获得相当幸福的生活，可见只要肯认真去做，天下并没什么难事，所谓的命运是奈何不了我的。可是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之所以能克服许多困难，全都得力于别人的帮助。我是如此幸运，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有疼爱我的父母亲，然后又得到莎莉文老师及许多好友的帮助，并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可是一开始时，我并没有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现在，我深深懂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地达成自己的愿望，环境的影响仍然很大。在看过工业区和矿区中的那些贫苦的劳工后，我深刻地体会到，环境对一个人所造成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想法逐渐变成了一种信仰，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悲观，反而更坚定了我要为社会做点贡献的想法。现实环境固然可怕，但人类应该心存希望，不断奋斗，至于那些处于顺境的人，更有义务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1914年1月，我有机会首次横跨美国大陆。尤其令我高兴的是，母亲能够与我同行，给我带来不少方便。母亲非常喜欢旅行，作为女儿，我终于有机会让她一览东起大西洋滨、西迄太平洋岸的美国大陆风光了。
演讲旅行的第一站是加拿大的渥太华，然后是俄亥俄州。途中曾一度转往伦敦，再回到密西根州，随后是明尼苏达、爱荷华，如此一路向中西部行进。
在旅行中，母亲的兴致一直都很高，只是担心我会太劳累了。我们能到加州也令母亲欣喜异常，因为她特别喜欢加州，尤其喜欢旧金山的海滨，因此她经常在黄昏时徜徉于沙滩上。她一再对我称赞加州的气候，说这里是如此迷人，海边风光也是如此令人流连忘返。
我和母亲曾搭汽船出海，母亲因此又爱上了尾随在船后的海鸥。她拿出食物来喂它们，引诱它们停下来。母亲还是个天生的诗人，她以吟诗般的口吻向我描述落日余晖下的金门桥，还以崇敬的语气告诉我，美国杉是“自然界的王者”，因为美国杉的庄严肃穆令人折服，尤甚于那些山川大泽。
现在，我一面写作，一面重温当时的美好时光，那一点一滴的快乐又浮现在眼前。我仿佛又看到了在“崖之家”时的情景，因为我与母亲每次用过早餐后，都走出“崖之家”。来到奇岩林立的海边嬉戏，足迹踏遍了那些长满蓝色、黄色小花的可爱沙丘。
当我站在双子海角享受大自然的清爽空气时，母亲曾把我拉到她的身边，无限感慨地对我说：“看了如此宜人的景色，我过去的悲伤和不快都被一扫而光了。”
站在这个海岬，可以看到远处的城市，以及沿着海岸延展着的繁华街道以及街市上的钟楼。我们还可以从海岬上望见从海港中鸣着汽笛缓缓驶出的渡轮。
我第二次横越大陆的演讲旅行是从1914年10月开始的，这一次，秘书汤姆斯小姐陪着我。
秘书的工作实在不轻松，从演讲的接洽、订约，乃至修改日程，收拾善后等等各类事情，皆由秘书一手包办。这些事情有时相当繁琐，幸好汤姆斯小姐非常能干，处理问题井井有条，如果有时间，还能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整理内务。我真不敢想像，如果没有汤姆斯小姐的帮忙，我将面临什么样的境况。那段时间，我的工作特别繁忙，虽然我们从卡内基先生那儿得到一笔款项，但我仍不敢放弃自己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开销相当大，而我也不想总向卡内基先生求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们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到各处去演讲了。我只要一想到正在进行的战争，就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轻松地说那些慈善的话了。这段时间，我常常在梦里看到流血、杀戮，并因此而惊醒。与此同时，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也纷纷向我索稿，希望我写一些比较新潮有趣的文章，可是脑子充满机枪声与军民惨状的我，哪里有心情写这些文章呢？
当时，我觉得最遗憾的是，我收到数千封来自欧洲的求援信件，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说得难听点，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因为当时我也只能靠四处旅行演讲来糊口。我们所属的团体在这段时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战运动，希望能阻止美国加入这场世界大战。可是也有与我们持相反立场的团体，他们为了促使美国参战不遗余力，为首的就是过去的老罗斯福总统。
莎莉文老师和我都是坚决的反战者，认为美国应该极力避免卷入战争的漩涡中。因此，从1916年开始，我们就到堪萨斯州、密西根州、内布拉斯加州等地做反战演讲，可惜的是，我们的努力并没有起到多大成效。
我们不遗余力地到各个地方去宣传我们的想法，有时在最豪华的大礼堂，有时在临时搭设的帐篷里。当然，有不少听众与我们的想法一致，但遗憾的是，当时的报纸却多半不支持我们的立场，其中某些报刊态度的转变真是令人感慨万千。过去他们总极力夸大其辞，称赞我是“时代的奇迹”，或称我为“盲人的救世主”，可在这个时候，只要我演讲的内容稍有涉及社会或政治，他们就视我为左翼走狗而大肆抨击。
在那段时间里，许多报纸都大肆宣传战争思想，因此，全美各地都弥漫着参战热潮。
当时我的失望真是无法形容！1916年秋，我终于沮丧地回到连杉的家中，想抚慰一下疲惫的身心。可是连杉也无法令人愉快，因为汤姆斯小姐请假回苏格兰去了，梅西先生也已离开，只有女仆易安一个人迎接我的归来。她把房子重新整理、装饰了一下，要我静待满园花开。可她哪里知道，我连一点赏花的兴致也没有。最后，我打电话把母亲请来，才多少排遣了些寂寞的心绪。
过了不久，莎莉文老师由于长期的疲劳与烦忧，再度病倒。她总是咳个不停，医生劝她在冬天时搬到布拉夕度湖畔去住。如果老师再离开的话，这个家将天各一方。
我一直为了这件事而感到烦恼，以至无心工作，甚至不能静下来好好地思考。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人生很无奈，很乏味。
我常常恐惧地自问：“如果老师也像我一样有这种悲观的想法，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莎莉文老师，将会是多么寂寞呀！她不在我身边的话，我一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每思及此，我就感到生活一片茫然。
我之所以会对一位青年产生了感情，就是在这种极端无助的心情下发生的。
有一天晚上，我独自在书房里沉思，那位暂代汤姆斯小姐的年轻秘书忽然走了进来。他以平静温柔的语调倾吐了对我的爱，我当然深感意外，但随即我为他的真诚打动了。他表示：如果我们结了婚，他将永远陪伴我，为我阅读，为我搜集写作资料。总之，原先莎莉文老师为我做的一切他都可以做到。
我默默地领会了对方这一份爱意后，心中不禁升起一股莫名的喜悦，我几乎无法自持地发抖。我打算把这件事对老师和母亲公开，可是他却阻止我说：“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
停顿了一下，他又说道：“你知道，莎莉文老师目前正在生病，而你的母亲又不喜欢我，如果这样贸然地去告诉她们，可以想像得到，一定会遭到她们反对。我看我们还是慢慢来，以后再找机会对她们说吧。”
此后，我俩共同度过了一段相当美好的时光，有时并肩在森林里散步，有时则静坐书房，由他念书给我听。
直到一天早晨，我醒来后换衣服，母亲忽然急匆匆地跑进房来问我：“今天的报纸上有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海伦，你已经答应要和人订婚了？”
母亲说话时双手微微地发抖。这时，我由于没有心理准备，同时也想替对方掩饰，就随口撒了谎：“根本是胡说八道，报纸上每次都登载一些荒唐的消息，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情。”
之后，我不仅对母亲这么说，对莎莉文老师我也不敢承认。不久后，母亲就辞退了他。我现在想起仍觉得很纳闷，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何要撒谎，致使母亲、老师和那位年轻人都感到痛苦。我的恋爱便如此终结了。
这一年虽然充满了烦恼，但终于也过去了。
布拉夕度湖的气候相当寒冷，老师的病也并没有因住在这里而有多大起色。因此，到了12月底，老师就和汤姆斯小姐一起前往暖和的波多黎各去了。
她们在波多黎各期间，每个星期都写信给我。信上常常提到波多黎各的美丽风光、宜人气候，还兴奋地描述她们从未见过的各类花卉。就在这时，美国参战了！老师担心这会影响我的心情，就提前回到了连杉。不过，老师的健康却一直到次年的秋天才真正完全恢复。因此，人虽然回到连杉，但仍有一年多的时间无法四处演讲。
没有工作，开支又入不敷出，我们只得把连杉的房子卖掉，另外找一幢较小的房子。
要离开这个居住多年的老屋，当时那份依依不舍之情真是令人心酸！我觉得，室内的一桌一椅忽然间都变得分外可爱起来，因为我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感情。尤其是那张我常常在上面写作的书桌，还有我经常伫立的面对庭园的大落地窗、樱花树下的安乐椅都让我难以割舍。然而，离别的时刻一旦来临，也就只能洒泪挥别，把它们装在我的记忆中了。
我们带着感伤与无奈离开这幢住了13年之久的屋子，心中惟一感到安慰的是，虽然我们不住在此地，但这幢可爱的屋子仍将对另一家人发挥它的作用。
目前，这房子已成为波士顿的约丹·马许百货公司的女职员宿舍。虽然房子已经易主，但对于它，我仍然怀有一份主人的关爱。因为，那儿有我太多值得回味的往事，它代表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10年，有笑也有泪，更重要的是，这里曾充满了生命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