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书本旨专论句读。而句读，集字所成者也。惟字之在句读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夫字类与句读，古书无论及者。故字类与字在句读所居先后之处，古亦未有其名。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语曰“必也正名乎！”是书所论者三：首正名。次字类。次句读。
古经籍历数千年传诵至今，其字句浑然，初无成法之可指。乃同一字也，同一句也，有一书迭见者，有他书互见者。是宜博引旁证，互相比儗，因其当然以进求其所同所异之所以然；而后著为典则，义类昭然；但其间不无得失，所望后之同志，匡其不逮，俾臻美备。
此书在泰西名为“葛郎玛”。“葛郎玛”者，音原希腊，训曰字式；犹云学文之程式也。各国皆有本国之葛郎玛，大旨相似。所异者音韵与字形耳。童蒙入塾，先学切音，而后授以葛郎玛。凡字之分类，与所以配用成句之式具在。明于此，无不文从字顺，而后进学格致数度，旁及舆图史乘，绰有余力；未及弱冠，已斐然有成矣！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后先次序，皆有定程。观是书者稍一凌躐，必至无从领悟。如能自始至终，循序渐进，将逐条详加体味；不惟执笔学中国古文词，即有左宜右宜之妙；其于泰西古今之一切文字，以视自来学西文者，盖事半功倍矣！
构文之道，不外虚实两字。实字，体骨，虚字，神情也。而经传中实字易训；虚字难释。《颜氏家训》有《音辞篇》，于古训罕有发明。独赖《尔雅》《说文》二书解释经传之词气，最为近似。然亦时有结为病者。至以虚实之字，措诸句读间；凡操笔为文者，皆知当然；而其当然之所以然，虽经师通儒，亦有所不知。间尝为《孟子》“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两句中之两其字，皆指象言，何以不能相易？《论语》“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两句之法相似。何为之焉二字，变用而不得相通？“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两句之法亦同。矣也二字，何亦不能互变？凡此之类，曾以叩攻小学者；则皆知其如是，而卒不知其所以如是。是书为之曲证分解，辨析毫厘，务令学者知所区别，而后施之于文，各得其当。若未得其真解，必将穷年累月，伊吾不辍。执笔之下，犹且与耳谋，与口谋，方能审其取舍。劳逸难易，迥殊霄壤！
此书为古今来特创之书。凡事属创见者，未可徒托空言；必确有凭证而后能见信于人。为文之道，古人远胜今人；则时运升降为之也。古文之运，有三变焉。春秋之世文运以神。《论语》之神淡。《系辞》之神化。《左传》之神隽。《檀弓》之神疏。庄周之神逸。周秦以后文运以气。《国语》之气朴。《国策》之气劲。史记之气郁。《汉书》之气凝。而《孟子》则独得浩然之气。下此则韩愈氏之文，较诸以上运神运气者，愈为仅知文理而已！今所取为凭证者，至韩愈氏而止。先乎韩文而非以上所数者，如《公羊》《穀梁》《荀子》《管子》亦间取焉。维排偶声律者，等之自郐以下耳！凡所取书，皆取善本以是正焉。
书中正文，只叙义例，不参引书句，则大旨易明。正文内各句，有须引书为证者，则从《十三经注疏》体，皆低一格写。示与正文有别。引《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与《公羊》《穀梁》，只举《论》《孟》《学》《公》《穀》一字以冠引书之首。《国语》《国策》，只举《语》《策》，而以所引《语》《策》之国名冠之。《公》《穀》之后，缀以某公某年，引《左氏》则不称《左》，单标公名，与其年，《庄子》只称篇名。《史记》只称某某本纪，某某世家；列传八书亦如之。《前汉》只称某帝，某传，某志。若引他史，必称史名。如《后汉》《三国》《晋书》之类。《韩文》单举篇名，且删其可省者。
诸所引书，实文章不祧之祖，故可取证为法。其不如法者，则非其祖之所出，非文也，古今文词经史百家，姚姫传氏之所类纂，曾文正之杂钞，旁如诗赋词曲，下至八股时文，盖无有能外其法者。
凡引书句，易与上下文牵合误读。今于所引书句，倶用小字居中，印于所引书名篇名之旁，以线志之，以示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