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江陵府做了半年多的法曹参军，于元和九年（806）五月底，得到了朝廷“国子博士”的任命，返回长安。
这次韩愈到太学的职衔是“权知国子博士”。权知，暂时代理，国子博士和四门博士虽然都是大学教授，但国子博士的品级要高于四门博士。博士属于学官，是坐冷板凳的，远离朝廷权力中心，本不是韩愈乐意干的差事，但毕竟回了京城，结束了多年的贬斥流离生活，加上有孟郊、张籍、张彻等好友在京，所以仍颇感宽慰。
然而，回京不久，韩愈又被无端地卷入一场是非的漩涡。据李翱《韩吏部行状》云：“入为权知国子博士。宰相（郑絪）有爱公文者，将以文学职处公（给他安排以文词进身的荣耀职务），有争先者，构公语以诽之（编造韩愈说的话来诽谤他）。”此事大约发生在元和元年的秋天，系竞争者造谣生事。韩愈知道此事后，表面上似乎很坦然，而实际上是心怀恐惧的，因说宰相坏话不是一件小事。此后数月，又有人告诉韩愈说：“有谗于翰林舍人李公与裴公者。”李公即是李吉甫，是当时的翰林学士，裴公是裴泊，时任中书舍人。二人均为宪宗的亲信之臣，韩愈说他们的坏话，问题的严重性非同小可。由于谤言屡起，“嚣嚣之徒，相訾百倍”，造谣者气势汹汹，弄得韩愈十分被动，无奈之下，韩愈不得不自己出面辟谣止谤，写下了《释言》一文。
对于所谓诽谤宰相郑絪一事，韩愈详细讲述了事情的原委：“愈自江陵法曹诏国子博士，始进见今相国郑公。公赐之座，且曰：‘吾见子某诗，吾时在翰林，职亲而地禁，不敢相闻。今为我写子诗书为一通以来。’愈再拜谢，退录诗书若干篇，择时以献。于后之数月，有来谓愈者曰：有为谗于相国之座者曰：韩愈曰，相国征余文，余不敢匿（藏着）；相国岂知我哉！”事情是郑絪想任韩愈文学之职，让他呈上“诗书”，韩愈照办了，而和韩愈竞争的人却造谣说：韩愈说郑絪不了解自己，即傲视当朝宰相。对此韩愈解释说：“夫敖虽凶德（傲视不是善德），必有恃而敢行（有靠山才敢傲于人）。愈之族亲鲜少（无家族势力），无扳联之势于今（无可攀附之人），不善交人（不会拉关系），无相先相死之友于朝（朝廷中没有铁哥儿们），无宿资蓄货以钓声势（没有钱财为自己造势），弱于才而腐于力（既无才，又无力），不能奔走乘机抵峨以要权利（不会投机取巧获得权势），夫何恃而傲（我凭什么敢傲视宰相）？”
对于说韩愈诽谤李吉甫和裴泊一事，韩愈解释说，二公皆天子之股肱之臣，帮皇帝治理天下。“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风而妄骂，不当有如谗者之说也。虽有谗者百人，二公将不信之矣。”意思是说，我韩愈不疯不傻，不干傻事，不妄骂贤士。即使有百人进谗言，二公也不会相信，说明对此事，自己既不须惧（怕），也不必慎（说话谨慎）。
后来皇帝任命李吉甫为宰相，又有人给韩愈说，你以前被谤谗一个宰相，如今又被谤谗一个宰相，“子其危哉！”意思是说：你小子可危险了。对此，韩愈解释说：先前有人在郑絪面前诽谤我，李吉甫不知道；后来有人在李吉甫面前诽谤我，郑絪不知道。如今两个人往一起一碰，就会说，韩愈也是普通人，他既傲宰相，又傲翰林，他想干什么？一定不会是这样。如此看来，我是可以免罪了，我有什么危险！
韩愈为什么会屡屡遭谤？李翱讲到一点：竞争者为之。韩愈有才，执政者青睐，竞争者由嫉妒而生谤语，确为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韩愈自己的“直而不戒”，即依仗自己的耿直而对诽谤者不加防备。他在后来的《答冯宿书》中有详细说明：“仆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贵人之门，人之所趋，仆之所傲；与己合者则从之，不合者虽造吾庐未尝与之坐（到我家来我也不让坐）；此岂徒足致谤而已，不戮于人则幸也（不被人杀掉就算是幸运的了）！追思之可为战栗寒心。”一是有才遭人忌恨，二是耿直生怨谤，这就是他屡遭诽谤的原因所在。
对于诽谤，韩愈在此文中虽一一自辩，但实际上仍不能完全释然于怀。与其在长安让谣言制造者不断生出种种口实，还不如尽早离开这是非之地。权衡再三，最终他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他便向上司请求分司东都（到洛阳的太学去供职）。
韩愈离长安赴洛阳，确属无奈，但也是他当时所能作出的最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