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宦官是皇帝身边的奴才。但这些奴才，却可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成为皇帝的耳目亲信，成为朝臣巴结皇帝的中介，甚至勾结奸佞，把持朝政，酿成阉党之祸，汉代、明代、清代均有此事，唐代也不例外。
唐至玄宗，自从得到杨贵妃后，耽于淫乐：“从此君王不早朝”。皇帝老子一不上班，逐渐大权旁落，大宦官高力士等插手政事，进退朝臣，气势显赫。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权之事愈演愈烈，他们权在人主之上，以至弑君、废君有如儿戏，气焰甚嚣尘上。
韩愈向以儒者自居，熟知君臣大义，根本不把这些阉奴放在眼里。但事情也就那么凑巧：韩愈必须和宦官们打交道。这事还得从韩愈在东都洛阳做官说起。
韩愈为避免卷入是非，主动要求分司东都，做了洛阳国子监的权知（试用）博士，三年后转为真博士，至宪宗元和四年（809）六月，改官为都官员外郎。当时东都留守郑余庆是最高行政长官，韩愈与郑余庆有旧，他由教授改任都员外郎自然和郑余庆的赏识有关。都员外郎虽属尚书省的刑部，但在东都并无多少具体工作，韩愈实际上是以都官员外郎的官衔，供职于东都留守机关，具体职责是管理祠部事务。而祠部的主要工作是“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道佛之事。”具体到东都的都官员外郎，则主要是负责佛寺道观之事。这就有意思了：韩愈向来是既反佛，又反道，现在分配的工作，则是既管和尚，又管道士。这事本身已使韩愈不快，但更让他挠头的是，宦官们也要插手佛寺道观之事。
唐朝的皇帝，不是信佛，就是信道，甚至兼而信之。于是在德宗、宪宗朝，就专门设立了功德使，负责佛寺道观的建筑以及佛道徒的入籍事务，而这一职务由宦官充任。唐宪宗元和年间的功德使便是大宦官吐突承璀。东都洛阳的宦官仗着后台强硬，肆无忌惮地插手寺、观之事。韩愈虽不满意自己的工作，但仍严格恪守自己的职责，行使自己的权力。这就难免和官宦发生激烈的斗争。据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云：“中官号‘功德使’，司京城观、寺，尚书（郑余庆）敛手失职。先生按《六典》尽索之以归，诛其无良，时其出入，禁哗众以正浮屠。”就是说对宦官在佛寺、道观问题上的插手干预，郑余庆怕得罪宦官而撒手不管，而韩愈则毫不含糊，他依据《六典》有关祠部职权范围的规定，大胆履行自己的职责。他置宪宗所设功德使于不顾，把宦官们批准剃度入籍的僧尼，“尽索之以归”，强行让他们还俗；并“诛其无良”，即诛杀那些借佛事胡作非为的不良之徒，并限定僧尼出入佛寺的时间，使他们不得随意招摇过市。韩愈这些强硬措施，大大激怒了跋扈成性的宦官，他们不但到郑余庆那里去控告韩愈，而且“恶语詈辞，狼藉公牒”，恶言相加，扰乱办公，十分猖狂，而韩愈也态度强硬，决不向宦官妥协，并写信给郑余庆：既然让我管祠部，我就必须过问僧尼之事；如果不让我履行职责，那就请另行安排我的工作。
宦官气焰嚣张，后台强硬，韩愈“日与宦官为敌”，能有他的好果吃吗？郑余庆又不敢得罪宦官，当然不可能公开表态支持韩愈。为了息事宁人，郑余庆只好将韩愈调任河南县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