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是一位出色的封建教育家，这已是历代的共识。但他有两首教育自己儿子韩昶的诗，却引起一些人的非议。
元和十年冬（815），韩愈以考功郎中知制诰。为朝廷起草诏诰，一般由中书舍人担任，韩愈以考功郎中兼任此职，即可列席宰相会议，在国家政务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由于官职连续升迁，家庭物质生活也较前改善。韩愈遂在长安靖安里置办了一套房子。此时儿子韩昶已经十六七岁，对他的教育已很迫切，故韩愈写下《示儿》一诗。诗中有云：“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此屋岂为华？于我自有余。”接着详写房子的质朴无华，环境的清新幽雅；所交游之人，“无非卿大夫”。“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枢（掌权之高官）。又问谁与频？莫与张樊如（张籍、樊宗师）。”最后写道：“诗以示儿曹，其无迷厥初（即不要忘记安身立命之本）。”韩愈出身孤寒，十九岁即来长安，经过三十年的奋斗，四十八岁才有了自己的房子。韩愈给儿子讲这些，不是夸耀自己多有能耐，房子如何阔气，而是让儿子知道自己创业的艰辛，房子来之不易，虽有裴度、崔群、王涯等高官往来，但来的最多的还是张籍、樊宗师这些穷朋友和学子们，大家在这里评论诗文，解难答疑。最后是劝儿子要像自己一样直身行道，读书做人，不要忘记安身立命之根本。对这首诗，后人议论纷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苏轼语曰：“退之《示儿》云云，所示皆利禄事也。”如说韩愈写此诗有志得意满之感，写及夫荣妻贵，交游多阔人，也不无庸俗之处，但此诗的基本用意还是在教育儿子，不离旧时代读书人的情趣，绝非“利禄”二字所能涵盖。瞿佑说：韩愈此诗“为使子弟者读此，亦能感发志意，知所羡慕趋向，而有以成立，不陷于卑污苟贱，而玷污其门户矣。韩公之子昶，登长庆四年第，昶生绾、袞，绾咸通四年、袞咸通八年进士。其所成立如是，亦可谓有成效矣。”此说较为中肯。
元和十一年（816），韩愈时任中书舍人，又写下《符读书城南》一诗，其中有云：“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闾。两家各生子，孩提巧相如。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宫室深邃的样子）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诗的核心是告诉儿子学习的重要。两家的孩子小时没有任何差别，但一个读书，一个不读书，由于所走道路不同，结局则完全不同：到了“而立”之年，读书的成龙，成为公相；不读书的就蠢笨如猪，只能作仆役供人驱使，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学与不学”。韩愈还特意指出：“君子与小人，不系父母且（语助词）”，就是说，一个人将来是成为“君子”还是“小人”，并不决定于父母，而在于自己，特别强调了后天学习的重要。对此诗，后人议论不一，如陆唐老就认为韩愈此诗是“切切然饵其幼子以富贵利达之美”，即说韩愈以富贵利达为诱饵劝儿子读书，俗不可耐。而黄震则认为，韩愈此诗“亦人情诱小儿读书之常，愈（超过）于后世之伪饰者。”即认为这样劝小儿读书，乃人之常情，远胜过后世用冠冕堂皇之语伪饰自己的人。蒋之翘更认为：“此诗实可作村塾训言。”就是说，这首诗可以作为乡村学校的校训。
对于这两首诗，今人持批评态度者尤多，焦点仍在诟病韩愈徒以利禄诱子，即有以功名利禄毒害青少年之嫌。有人甚至说，一读到韩愈这两首诗就感到“恶心”。诚然，韩愈这两首诗确有格调不高之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韩愈是位一千多年前的古人。他虽然有卓越的教育思想，哪有我们今天的教育思想先进！但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思想和标准去要求韩愈。清人赵翼在其《瓯（ōu）北诗话》中曾评此二诗说：“《示儿》诗自言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屋，而备述屋宇之垲爽，妻受诰封，所往还无非公卿大夫，以诱其勤学。此已属小见。《符读书城南》一首，亦以两家生子，孩提时朝夕相同，无甚差等；及长而一龙一猪，或为公相，势位赫奕，或为马卒，日受鞭笞，皆由学与不学之故。此亦徒以利禄诱子，宜宋人之讥其后也。不知舍利禄而专言品行，此宋以后道学诸儒之论，宋以前固无此说也。观《颜氏家训》《柳氏家训》，亦何尝不以荣辱为劝诫耶？”赵翼看得透彻，二诗固然以利禄劝儿子读书，宋人讥笑他，不能说无道理，但所缺者，即是脱离了时代。宋以前人们多直率，实话实说，不会唱高调伪饰自己；宋以后理学家虚伪，口头上大讲修养、品行，实际上念念不忘的，仍是功名利禄。这话真是说到了点子上。试想，即使在今天，为人父母者教子，是让他好好念书成才，上好学校，找好工作，过好生活呢？还是整天给他说：读书不读书没关系，干什么都一样呢？以今拟古，我们就会心平气和多了。今人尚且如此，何必厚责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