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端午节时，人们都纪念一位伟大的人物——古代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近些年来，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弘扬，这些活动又渐渐地成了一种时尚。这的确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它除了作为一种体育和民俗的活动之外，还不断地提醒着我们后人，有一种伟大的品格应当永远地继承和发扬，那就是爱国的屈原精神。
屈原确切的生卒年份，已不可考了，因为历史没有留下准确的记载。按照《离骚》的说法是“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是关于屈原出生时间的唯一记载。对于这句话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些解词的工作。
“摄提”，是“摄提格”一词的简称。摄提格是古代一个星座的名称。在战国秦汉时代，运用的是一种星岁纪年法。这种纪年法是假想有一个和木星速度相同、运动方向相反的星体存在，这颗假想出来的星宿就被称做太岁星。因为它和木星方向相反，所以当木星在丑位的时候，它的位置就在寅位，这一年就叫做“摄提格”。后来，星岁纪年法进化成干支纪年法，“摄提格”就称为寅年。所以有人就说屈原是寅年出生的。“陬”，是古代对“正月”的一种称谓。“贞于孟陬”，就是“正在孟春正月”。哪一年的正月呢？摄提格的正月，也就是寅年的正月。是哪个日子出生的呢？“惟庚寅吾以降”，是庚寅日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这就是说，屈原生于“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也就是说，屈原出生在寅年正月寅日。这是研究屈原的大家王逸说的。
对于这个问题，朱熹早就持不同的说法，他认为，“摄提”是天上的星座名称，并不说明什么年份。这两句话只是说明屈原生于寅月寅日，但年份并不明确。关于屈原的出生年份，后人做过一些研究。确认那个“摄提格”是公元前339年。所以《中国大百科全书》上说屈原约生于公元前339年，约卒于公元前278年。
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楚国的诗人、政治家。屈原的家世相当显赫，他是“帝高阳之苗裔”。高阳是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颛顼在位时的称号。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屈原是颛顼的苗裔，也就是黄帝的后代。据《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是“黄帝之孙”，他是楚之先祖，高阳的第六代孙季连，“芈姓，楚其后也。”他是楚国的创业始祖。季连的五代孙熊绎，在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祠”被封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湖北秭归）。”熊绎的十二世孙熊通弑侄代立，为楚武王。武王子瑕封采邑（古时封贵族或有功之臣收取食禄的地方）于屈，子孙就以屈为姓氏。
屈原的故里，学术界多认为是湖北秭归。秭归在长江巫峡北岸。关于“秭归”，郦道元《水经注》中引袁松山言说，“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秭归。”《水经注》中对于屈原的田宅也有所记载，它说：“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糜败，犹保屈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屋基，名起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相传，屈原姊为女媭）。捣衣石犹存。故《宜都记》曰：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又有“归乡”一条说“原既流放，忽然暂归，乡人喜悦，因名曰归乡。”不过，郦道元后来说，这可能是因事而立言，恐怕不是县名的本义。不管是欤非欤，屈原故里在湖北秭归或其附近，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屈原一生下来就受到父母的珍爱。“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父亲根据屈原出生时的气度，赐给他一个美好的名字，给他命名为正则，取字为灵均。“正”是公正，“则”是法则，“公正”、“法则”包含着屈原名中“平”的意思；“灵”表美善，“均”形容地势均衡平坦，包含着屈原字中“原”的意思。这一表述把屈原名字的意义展示得更加深刻了。
屈原不仅有高贵的出身，还有内在的优秀品质。他忧国忧民，一方面“恐皇舆之败绩”，一方面“哀民生之多艰”。他对国君的忠诚是一种不可抑制的内心要求，是化为血液的一种深层动力，一种挥之不去的人格力量。他明明知道，“荃不察”（荃，一种香草的名字，这里指代楚王）他的一片“中情”，但仍然是“忽奔走以先后”，还是要在他的前后左右奔走效力。他明知道“蹇蹇之为患”——尽忠是会招来祸患的，但还是“忍而不能舍”，以自己一颗忠诚的心去尽心竭力。他身上集中了中国古代忠臣良相的一切美德，终生效忠于他所热爱的君主。
他不仅竭力修养自己的内美，而且时时注意修饰自己的风仪。他喜爱香草，常用它们装饰自己的衣裳，希冀自己有如香草般馥郁。他曾杖剑执书札，阔步扬首，两次行使在访齐的路途。他曾峨（高）冠博（宽）带，翘首迎风行吟在南楚的泽畔。
内美和外仪的修习，使他具有了“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能力。22岁时，他就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先是担任楚怀王的低级文官，给怀王起草文件，由于工作出色，深得怀王的喜爱和信任。三年后，他被擢升为左徒。左徒之职，现已难考，可能相当于楚旧制中的“莫敖”。在楚国，只有战国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担任过这种职务。春申君后来由左徒提升为令尹（相当于后世的宰相），与莫敖升令尹相同，因此，左徒大概就相当于古代的莫敖，是仅次于令尹的一种官职，职责是参与议论国事、发布号令、接待宾客等。屈原自此辅助怀王，参与这些重大的国事活动。
除了担任楚国的左徒外，屈原还担任过三闾大夫。当时，楚国宗室有三大姓氏，一是昭姓，一是屈姓，一是景姓。这三大姓氏集居在一起，这个地方被称为“三闾”。三闾大夫即负责管理他们的宗族事务，教育贵族子弟等。《离骚》中说，“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以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俊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就是说，他利用这个职务，培养了很多人才，以便到需要时能够帮助他为国效力。可是，他没有等到收获蕙兰与芳芷的时候，这些宗室贵族子弟，就成为了反对他的一种力量。
屈原所生活的时代，可以说是楚国风雨飘摇的时期。楚国从公元前740年到公元前328年，经历了21个君王，四百多个春秋。它虽然是战国七雄中能够与秦国并立的大国，但此时的楚国，国势已经不如从前了。怀王已是末世之君，他昏聩不明，听谗信妒，对内重用嫉才妒能的小人如大夫靳尚、公子子兰之流，听信他们的谗言和谬计，远离了香草，误用了毒刺，对外受骗于张仪和秦国，错定了外交政策，以致内政外交一错再错，导致战争的一败再败。他最大的错举是疏离了屈原，杜绝了忠臣，闭塞了言路，犯了一个君王的致命之误。
在屈原受任左徒之后，“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这样的地位，招致了上官大夫靳尚的嫉妒。一次，楚怀王叫屈原起草宪令，在尚未完稿的时候，靳尚为了争宠，就不顾体面地从屈原手中夺取草稿，到怀王面前邀功。这种卑劣行径，当然遭到了屈原强烈地反对，没能得逞。于是，靳尚恼羞成怒，怀恨在心。他处心积虑策划了一个阴谋，也就是他的惯用手段——进谗，“国君叫屈原起草宪令，大家没有不知道的。可是，屈原却把它当成自己的功劳。每道法令一出来，就说是自己的功劳，并且说：‘这个事情没有我就做不成！’”楚王听到后拍案大怒，不能容忍这种僭越之举。于是就降罪于屈原，虢去职务，把他东迁到陵阳。
由于屈原地位的重要，他的被疏离，受损害的就不仅是屈原自己，还影响到整个楚国。从他被东迁之后起，楚国就招来了一连串的灾难。
首先，是给秦国制造了一个并吞楚国的机会。当时的形势是，周室衰亡，群雄并起。多年征伐的结果剩下了齐、楚、燕、赵、韩、魏、秦七国。这七国中，秦最强大，对六国，它有一颗吞并之心，包括楚国在内。
为了扩大或保守自己的势力，七国间就产生了“合纵”和“连横”两种外交路线。其中弱小的国家互相联合以攻秦国的主张叫做合纵，跟随秦国去攻打其他弱国的做法叫做连横。屈原向来主张连齐抗秦，这是合纵的路线。怀王曾采纳过他的意见，并曾派他出使过齐国，产生过很好的外交效果。
但这时，屈原遭到了疏远，秦国就乘机实行它的连横主张攻打齐国。可是齐国与楚国有从亲（堂亲）关系，秦国怕一旦战争爆发，楚国会帮助齐国，于是，就派了张仪带着丰厚的财物去游说楚王，说：“秦国特别恨齐国，想攻打它。但是，齐国与楚国是从亲。如果楚国能够与齐国绝交，秦国愿意以商、於之地六百里献给楚国。”楚王一听，大喜，不管从亲不从亲，断绝了与齐国的关系。事后，楚国派使者到秦国去讨要秦王许诺的土地，张仪却说：“我对楚王说的是六里，没有听说过六百里呀。”楚怀王听了大怒，一怒之下又不加思考地去攻打秦国。谁知这一仗楚国大败，丢失了汉中之地，楚人被屠杀了七八万。
当时楚怀王派发国中的兵力深入秦国，由于没有齐国的支持，楚国节节败退。而此时，魏国又乘机攻打楚国，楚国腹背受击，而曾经的盟友齐国又拒绝相帮，于是，楚国大困。
第二年，秦国又提出割让汉中地方向楚国讲和，楚怀王说，“不愿意要地方，而愿意要张仪我才心甘。”这时，楚怀王是一门心思要抗击秦国了，于是，召回了屈原，派他出使齐国，企图联齐抗秦。而在危难之中，屈原再次使齐，以修两国之好。谁知还没等到屈原从齐国回来复命，楚王就改变了主张。
原来当楚王不要汉中之地而要张仪，因而使秦王有些为难的时候，张仪却向秦王主动请缨。他说：“用我一个张仪换取汉中千里的土地，我愿意前往。”张仪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他对楚国君臣的毛病心中有数，果然，到了楚国，一切如他所愿。他重金贿赂靳尚，而在郑袖（楚王夫人）面前说些诡辩的话。郑袖又把这些话说给怀王，怀王听了郑袖的话，把张仪放走了。
等屈原从齐国回来复命，问怀王说：“为什么不杀掉张仪？”怀王才幡然悔悟。再派人追赶，已经来不及了。在对待秦国的态度上，楚国失信于其他诸侯国，因此，这些国家便联合攻楚，楚国被打得大败。
这时，历史的浪涛又把楚国推向了秦国：秦昭王又想用联姻的方式诱骗楚怀王入秦为质。受过骗上过当的楚怀王，居然还准备成行。屈原说：“秦国，是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不去。”可是，这时楚怀王的幼子公子子兰说：“干嘛要得罪秦国？”楚王就到秦国去了。就在他进入武关时，秦国派兵断绝了楚王的后路，楚王被扣留了，作为秦国要求割楚地的条件。怀王只好出逃赵国，赵国不予接纳，他只得又回到秦国，后来客死在秦国。
怀王死后，长子顷襄王即位，任命子兰为令尹。子兰是秦楚矛盾中的投降派，是屈原的死对头，当然不会乐意见到屈原被起用。子兰加害屈原之心不死，他上台后，立即指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诬揭屈原，致使顷襄王大怒，于是屈原又被流放到楚国南部（今湖南的沅江一带）。
屈原满怀忧愤来到南楚，披衣散发，形容枯槁，面色憔悴，行吟泽畔，不复昔日的风采。但他忧国之心不改，美政之求未变。他心系楚王，企盼君王心回意转，召他回宫。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召的希望渐成泡影，一个爱国大臣竟被昏君佞臣放逐于山野泽畔，而一个泱泱大国，也即将被这些昏君贼臣断送殆尽。
在这种情况下，屈原从郢都（今湖北江陵）出发，渡长江，越洞庭，经沅水，到了今日的湘西。他行程千里，一路上撷英食蕊，沐风宿露，悲苦之心无以言表。他行行复行行，怀着一颗与君王的生死离别之心，行吟在南楚的山泽和水莽之间。一天，他来到一条江边，一位钓鱼的老人看见了，问他：“您不是三闾大夫吗？因为什么到了这里？”屈原说：“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因为这个我遭到了流放。”渔人说：“圣人啊，是不凝滞于物而能够与时并进的。举世浑浊，您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您为什么不也喝上几杯薄酒？何必怀瑾握瑜（比喻洁身自好）而被人家流放呢？”屈原说：“我听说，刚刚洗完头的人必定要弹弹他的帽子，刚刚洗完澡的人必定要抖抖他的衣服，以去掉上面的灰尘。人又谁能以自身的洁净去接受物件的垢蔽呢！我宁愿将身体投入到浩浩的江水，葬身鱼腹之中，也不愿以自身的洁白而蒙受世俗的尘埃。”于是作《怀沙》赋，而后怀沙自沉湖南汨罗江。一代忠良就这样葬身江底。屈原死后几十年，楚国就被秦国灭掉了。
相传，屈原怀沙自沉之后，湘人感念他的忠诚，纷纷划船到江上寻找，并纷纷投以食物恳求江中鱼虾不要损坏屈原的遗体。因怕散食被水冲走，就用一种箬叶将食物裹起来投入江中，这就是国人划龙船、吃粽子的来历。
相传，屈原是五月初五这一天怀沙自沉的，这一天又是中国农历五月的开头，这叫做“端”，“五”又与“午”同音，所以就叫“端午节”。
屈原以他的人格精神昭示着国人，不仅为中华民族留下了高洁的人文品格，而且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种由他创建的诗文样式，那就是历千年而不衰的楚辞。屈原自己为这种新兴的文学体裁创立了不可逾越的高峰。据史家言，楚辞中，出自屈原之手的是《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天问》一篇，还有《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各一篇。其中《离骚》、《天问》、《九歌》代表着屈原作品的三种类型。前者寄寓着作者的身世遭际、追求和痛苦，闪耀着作者人格个性的光辉，是屈原作品的代表，集中表现了屈原作品的全部特色。中者是作者根据神化传说创作的诗篇。后者根据楚地祭神乐曲改编而成，保留了很多南楚文化的痕迹。
在屈原以后，宋玉、唐勒、景差等，在“楚辞”的创作上接过了屈原的衣钵，继承了屈原的文学创作事业。鲁迅对屈原作品的评价颇高，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赞美屈原作品说：“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世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