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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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唐太宗心目中的王羲之

东晋王羲之(321—379,一作303—361)的书法,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有唐一代,特别是唐初,人们对王羲之书法的崇拜更是无以复加。许多大书法家,都是从学习王羲之书法开始起步的。欧阳询“初学王羲之书,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模焉”。(《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欧阳询传》)虞世南因为学习王羲之书法,“妙得其体,由是声名籍甚”。(《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魏征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王羲之字逸少)体”。(《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由于褚遂良熟悉王羲之书法,所以,能准确地辨别混入王羲之遗作中的伪品。后来,文宗时的柳公权,也是“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唐会要》卷三十五《书法》)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唐太宗。唐太宗在做皇帝以前,主要是戎马生涯;做了皇帝后,他深感治国之道的重要,所以,命魏征等人编撰《群书治要》,以便他通过读书从历史上寻找治理国家的借鉴。他读了《群书治要》以后说:“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大唐新语》卷九《著述》)可见他在戎马生涯后是迫切需要学习文化的。

唐太宗在热心读书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学习书法。贞观十四年(640),他曾对朝臣说:“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异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惰,不能专精耳。”这就是说,正当他大力为创建唐朝而努力奋斗的时候,书法只是“小道”,也非“急务”,故而他仅是“时或留心”。他认为,不管什么业务,没有学而不成的。只要专心致之,必然有所收获。学习书法,也是如此。他说:“我今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唐会要》卷三十五《书法》)既然他认为学习书法主要是学习书法家的功力所在,而不是仅学习其外形,可见他已经掌握了学习书法的要领。正因为他掌握了学习书法的要领,所以,唐太宗也成了唐初的书法家。

唐太宗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也和唐初其他书法家一样,非常重视王羲之的书法。

购求王羲之书迹

唐太宗下令搜集散失在民间的王羲之书迹,许多人抱着各种目的,竞相把自己所藏古书迹进献朝廷。其中有真有假,难以识别。幸好被太宗命为侍书的褚遂良在这方面造诣颇深,“备论所出,一无舛误”。(《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

太宗大力购求王羲之书迹的结果,共得“人间真行凡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十纸,装为八十卷,每听政之暇,时阅之”。(《太平广记》卷二九《褚遂良》)在这次购求中,还有王羲之的后代进献了不少王羲之的真迹。武则天执政时,曾向王羲之的后代、凤阁侍郎王方庆索要王羲之的遗作,王方庆奏曰:“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进之。”看来,唐太宗购王羲之的遗作是很多的。由于王羲之的大量遗作被太宗购求,所以,到武则天向王方庆索取时,王方庆说:“惟有一卷见今在”。除此而外,“又进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实、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旧唐书》卷八十九《王方庆传》)这就是说,到武则天时,再搜集王羲之的遗作已经非常困难了。也可以说,王羲之的遗作在唐太宗时都集中在皇室了。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初,贞观中,搜访王羲之等真迹。人间古本毕集。”(《唐会要》卷三十五《书法》)到开元年间,王羲之真迹还有130卷。由此可见,唐太宗是酷爱王羲之书法的。

唐太宗对《兰亭序》的追求,更是非同一般。所谓《兰亭序》,是指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王羲之与友人谢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志同道合者,宴集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山阴之兰亭,王羲之作序,以表示其共同心情。王羲之作该序,用的是蚕茧纸、鼠须笔,在全文324字中有重文者,字体不同,后世又称《兰亭帖》。在隋以前,《兰亭序》还没有被人视为稀世珍宝,到了唐初,由于唐太宗的特别重视,大加推崇,更有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的备加赞颂,《兰亭序》就身价百倍,成为名副其实的绝无仅有之物了。

唐太宗是怎样追求《兰亭序》的呢?

东晋以后,《兰亭序》为王羲之七世孙僧智永所存,智永临终前又交付其弟子辩才收藏。唐太宗在购求王羲之遗作时,知道了《兰亭序》的下落,但辩才矢口否认《兰亭序》在他手中,他只是说其师在世时他见过此物,其师去世后不知失落何处。为此,唐太宗征求左仆射房玄龄的意见,房玄龄建议道:监察御史萧翼,是梁元帝之曾孙,他智慧超人,可遣他出使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智取《兰亭序》。唐太宗召见萧翼,面授其使命。萧翼领受任务,脱去官服,带了几件王羲之的真迹,以书生身份前往越州。

萧翼于一天傍晚到了辩才所在寺院,见了辩才,自称是北方人,来此是为了销售蚕种。二人首先共谈文史,甚为投机。接着,萧翼常来寺内与辩才共同下棋、赋诗、弹琴,友谊日益深厚。后来,他们又谈到书法,萧翼说,他保存有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楷书。第二天,辩才见到了萧翼带来的二王遗作,才说王羲之的佳作《兰亭序》在他手中。萧翼笑道:“数经乱离,真的《兰亭序》早不知去向了,你手中的必是仿制的伪品。”辩才自认为他可使萧翼大吃一惊,遂从屋梁上取出珍藏的《兰亭序》,要萧翼观看。萧翼故意吹毛求疵地说是仿制品,二人各持己见,当然不能达成共识。

自此以后,辩才不再把《兰亭序》藏于梁上,而是把它和萧翼带来的二王真迹都放在几案上。80多岁的辩才,每天都要临学数遍。

由于萧翼常常出入该寺,寺中的其他僧人也都不把萧翼视为外人,不加任何猜疑。有一天,辩才外出,萧翼单独前往辩才住处,对一个小和尚说,他是来取回遗在这里的物件。小和尚遂为其开门,萧翼顺手拿起几案上的《兰亭序》和自己从长安带来的二王真迹,扬长而去。萧翼到永安驿,说明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当地都督齐善行派人找来辩才。萧翼向辩才表示,自己是监察御史,奉皇帝之命来取《兰亭序》,现已完成任务,特以当面告别,回京复命。辩才如雷击顶,昏倒在地,久而复苏,但也无可奈何。太宗得了《兰亭序》,喜悦异常,对萧翼加官晋级,奖励丰厚。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是隋末《兰亭序》流失在广州(今广东广州)一僧人手中。该僧自称有三宝,《兰亭序》是其中之一。太宗闻知后,派人以欺骗的手段而得。

不管哪一种说法确切,都说明唐太宗对《兰亭序》的追求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对王羲之的崇拜也堪称无与伦比了。

唐太宗得到《兰亭序》后,将其置于座侧,朝夕观览。在他临终时,又要求其子李治(高宗)允许《兰亭序》随他而去,李治当然遵命照办,把《兰亭序》当做殉葬品藏于昭陵。由此可见,唐太宗心目中的王羲之是无可比拟的书法家。

为《王羲之传》写《论》

贞观年间修撰的《晋书》,成书于房玄龄、褚遂良、令狐德等众人之手。唐太宗虽未参加修撰,但由于他为其中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各写了一篇《论》,故而《晋书》又题“御撰”。《晋书》130卷,纪、传很多,唐太宗仅为其中四篇纪、传写《论》,决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有其用意的。

为《宣帝纪》、《武帝纪》写《论》,是因为西晋统一了三国的分裂局面,但西晋又是短命的王朝,仅仅30多年就又出现了战乱,继而形成南北对立的局面。唐太宗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他非常重视从历史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所以,他为宣帝、武帝两《纪》写《论》,实际上是从司马懿、司马炎建立晋朝,统一全国,西晋又很快灭亡的经验教训中寻找治理国家的借鉴。为《陆机传》写《论》,是因为陆机的文学成就卓著。为《王羲之传》写《论》,是因为唐太宗崇拜王羲之的书法。

在《王羲之传》的《论》中,唐太宗对以前的著名书法家都有评论。在他看来,“逮乎钟王(指钟繇,王献之)以降,略可言焉。”可见他认为三国以前是无书法家可言的。他说:三国时的钟繇,“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因为“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瑕”。至于王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欤!”梁朝的萧子云,虽然“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还有东晋的王等人,“皆誉过其实”。也就是说,以上诸位书法家都是名实不符的。

唐太宗认为,最值得推崇的是王羲之的书法。他说:“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其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乎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论》)这就是说,王羲之是前所未有的大书法家,他的书法达到了“尽善尽美”的高度,不管怎样欣赏都不会厌倦,不管怎样看也难认清其妙处,值得羡慕学习的仅此一人,其他都是不入流者,何必谈起呢!不难看出,在唐太宗的心目中,王羲之是一个十全十美、不可逾越的书法家。

以王羲之女字为临川郡公主字

唐太宗对王羲之的无限崇敬表现在各个方面。王羲之的女儿字孟姜,他就以孟姜为自己第十二女的字。这又是崇敬王羲之的一个方面。

1972年春,在陕西礼泉出土的《大唐故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并序》中,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情:“公主讳,字孟姜,高祖神尧皇帝之孙,太宗文武圣皇帝之女,今上(高宗)第十一姊,母曰韦贵妃……贞观初,圣皇避暑甘泉,公主随傅京邑,载怀温情,有切晨昏,乃自 表起居,兼手缮写。”太宗看了,欣喜万分,遂对长孙无忌道:“朕女年少,未多习学,词迹如此,足以 人。朕闻王羲之女字孟姜,颇工书艺,慕之为字,庶可齐。因字曰孟姜,大加恩赏。仍令宫官善书者侍书,兼遣女师侍读。”

王羲之的女儿字孟姜,“颇工书艺”,唐太宗也很想使自己的女儿在书法方面有所成就,故而就使自己的第十二女也以孟姜为字。太宗这样做,并非主观的梦想,而是有一定的根据。《新唐书》卷八十三《临川公主传》说:“主工籀隶,能属文。”这和其《墓志铭》中所载,她可“自 表起居,兼手缮写”,而且受到太宗与长孙无忌的重视,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说,唐太宗认为其第十二女在书法上有发展前途,才使她以孟姜为字的。这件事情说明,在唐太宗看来,王羲之书法不仅是他学习的楷模,而且也是下一代继续学习的典范。

重视整理王羲之遗作

唐太宗对王羲之的崇敬,是在他学习王羲之书法的过程中日益加深的。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日益提高了他对王羲之书法价值的认识,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书法水平,从而使他也成为著称于时的书法家。

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写草书于屏风,由于“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太平广记》卷二八《唐太宗》)当然受到群臣的称道。后来,由于“太宗工王羲之书,尤善飞白,尝宴三品已上于玄武门”,他“操笔作飞白字赐群臣”,群臣都想争取到手,散骑常侍刘洎登御座抢到手中。未取得飞白字的众臣当然不满,遂向太宗奏曰:“洎登御床,罪当死,请付法。”太宗笑道:“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旧唐书》卷七十四《刘洎传》)不了了之。

贞观十八年(644)五月,“太宗为飞白书,作鸾凤蟠龙等字,笔势惊绝,谓司徒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杨师道曰:‘五日旧俗,必用服玩相贺,朕今各赐君飞白扇二枚,庶动清风,以增美德’”(《唐会要》卷三十五《书法》)。

既然唐太宗的草书“为一时之绝”,他的飞白字“笔势惊绝”,又被众臣视为难以到手的珍品,当然可以说,唐太宗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成绩卓著,而且在书法方面的成就也是引人注目的。

因为唐太宗酷爱书法,特别是对王羲之的书法,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他不仅千方百计地购求王羲之的遗作,同时,还提倡学习书法,形成风气。例如,他“初置弘文馆,选贵臣子弟有性识者为学生,内出书,命之令学。又人间有善书,追徵入官,十数年间,海内从风”。为了促使学习书法的风气盛行,他还对搜集到的王羲之等人遗作进行了整理。

开元十六年(728)五月,“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张旭等古迹,总一百六十卷,付集贤院依文榻四本进内,分赐诸王”。这些古籍,都是贞观年间太宗“令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真迹,及小王、张芝等,亦各随多少,勒为卷帙,以‘贞观’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其章迹,又令遂良真书小字贴纸,影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则满骞、徐增、朱异等,隋则江总、姚察等署记。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书名记”。(《唐会要》卷三十五《书法》)非常明显,开元年间保存的二王真迹等书法珍品,都是在贞观年间经过鉴别、编排,整理过的。由此可见,王羲之的书法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唐太宗对其遗作的整理、保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这些情况,说明在唐太宗的心目中,王羲之不仅是前所未有的书法家,也是应该名垂青史的文化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