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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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魏征何以不视《七德舞》

《七德舞》本名《秦王破阵乐》。《旧唐书·音乐志二》说:“《破阵乐》,太宗所造也。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及即位,使吕才协音律,李百药、虞世南、褚亮、魏征等制歌辞。百二十人披甲持戟,甲以银饰之。发扬蹈厉,声韵慷慨,享宴奏之,天子避位,坐宴者皆兴。”这就是说,《秦王破阵乐》的主要内容,是歌颂唐太宗为秦王时平定刘武周、薛举、王世充等割据势力的功绩。唐太宗即位后,每逢宴会,必然演奏。演奏此乐,实际上就是侍臣们借此机会为唐太宗歌功颂德。不过,也有例外,魏征就与众不同,他“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见《七德舞》辄首不视,见《九功舞》则谛观之”(《通鉴》卷一九四,贞观七年正月)。魏征为什么要想太宗“偃武修文”就不愿看《七德舞》而对《九功舞》却仔细观看呢?

最重要的是要认清当时的时代特点。隋末唐初,是由战乱而分裂割据到统一而稳定的转变时代。时代的要求,唐太宗必须由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成为治国有成的政治家。唐太宗认清了这个时代特点,千方百计地寻求治国之道,力图使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来,他就必须抛开非常熟悉的战争经验,认真学习怎样从政治上治理国家。这就是魏征所谓的“偃武修文”。事实上,“偃武修文”的政策效果非常显著。唐太宗曾对长孙无忌说:“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惟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此皆魏征之力也。”(《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既然“偃武修文”可使国家走向国泰民安无疑,唐太宗、魏征重视“偃武修文”是顺乎时代的潮流的。

《七德舞》是歌颂唐太宗战功的。随着历史的前进“在需要转变观念,抛开过去的经验,认真学习新的治国之道的时候,有些人一如既往,只是满足于过去的功劳,显然是不求进取的表现。魏征不愿看《七德舞》,实际上是反对居功自傲满足现状”。由此可见,这不是个人欣赏乐舞的观点问题,而是有无远大政治眼光的问题。

反之,魏征为什么喜爱《九功舞》呢?《九功舞》本名《功成庆善乐》。《旧唐书·音乐志二》载:“《庆善乐》,太宗所造也。太宗生于武功之庆善宫,既贵,宴宫中,赋诗,被以管弦。舞者六十四人,衣紫大袖裙襦,漆髻皮履。舞蹈安徐,以象文德洽而天下安乐也。”贞观六年(632),唐太宗幸武功庆善宫,触景生情,遂赏赐闾里,创造了《功成庆善乐》。从此以后,“以《破阵》为武舞,谓之《七德》;《庆善》为文舞,谓之《九功》”。这就是说,《破阵乐》象征着唐太宗创建国家的武功,《庆善乐》象征着唐太宗使天下安乐的文治。魏征喜爱《庆善乐》,实际上是向君臣们表示,大家都应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为建成太平盛世贡献力量。事实证明,这决非纯逻辑的推理,唐太宗与魏征希望建成太平盛世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就“问公卿以享国久长之策”(《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七月)。在他走过了一段艰难的治国之道以后,他深深感到治理国家比创建国家更为困难。贞观十年(636),他征求侍臣们的意见道:“帝王之世,草创与守成孰难?”房玄龄回答说:“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征则持相反意见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面对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唐太宗胸有成竹地说:“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最后他肯定说:“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贞观政要》卷一《君道》)所谓“守成”,就是治理国家。既然创建国家已成为过去,治理国家是当务之急,太宗又明确表示“当思与公等慎之”,可见,他要与臣僚们共同努力,治理国家。这与魏征的“偃武修文”思想完全一致。唐太宗非常重视魏征的意见,又把魏征当做一面镜子,关键就在于他们二人对国家大计有共同的认识。

显而易见,魏征不愿看《七德舞》而赞扬《九功舞》,并不是他个人兴趣的好恶,而是他反对满足过去,安于现状;同时提倡要积极进取,创建太平盛世。正因为在这方面魏征与唐太宗志同道合,所以说,魏征对“贞观之治”的形成是有重要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