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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担心被关押的爸爸会不会精神失常，但终于奇怪地发现，他在度过最初一年的惊慌和愤怒之后，倒是越来越镇定了。他以前在家里过于严肃，现在每次见到去探望他的家人，却满眼亲切。他渐渐已经不太在乎“阶级异己分子”这顶帽子，却在努力避免成为“家庭异己分子”。
相反，精神失常的是批判他的那些人，而且越来越严重。
我们学院也是同样，被打倒的老师痛苦过一阵也就认命了，而造反派学生却越来越举止混乱，后来全乱到了自己头上。
由此我明白，失去行为权利的人很难大幅度疯狂，真正疯狂的，只能是那些自认为拥有无限行为自由的人。
学院的造反派从一九六七年夏天开始全面发疯，竟然要把“造反派”改成“狂妄派”。
后来，又说“狂妄派”是造反派中的先锋队，并自命为全国狂妄派的创始者，在一张很大的中国地图上插上一面面小旗，挂在路口，展示全国“狂妄运动”的蔓延规模。
不久，高音喇叭在宣布，“全国狂代会”即将在我们学院召开。
校园里一下子挤满了操各地方言的人群。青年为主，也有不少中年，男女几乎各半，大多是身材瘦削、眼睛发亮、脚步匆忙。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神态却像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吕兆康同学碰了一下我的手，轻轻说：“原来看到那么多狂兄、狂嫂吓了一跳，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狂叔、狂婶。”
我说：“你看那儿，还有狂公、狂婆呢。这正叫，狂妄不分老少，发疯不分男女。”
正说着，高音喇叭突然震响，兴奋的声音劈头盖脑：“全国狂代会即将召开，革命人民欣喜若狂……”还没说完，嘭，高音喇叭被砸了。
广播室就在路口。这个广播员本来就够激进的，得知高音喇喇叭被砸便蓦然站起身来，准备去与阶级敌人搏斗，谁知说时迟那时快，一群北方口音的大汉冲了进来：“你们敢说欣喜若狂？”
“为什么不能说欣喜若狂？”广播员口气很硬。
“欣喜若狂的‘若’字是什么意思？”一个大汉问。
“‘若’是‘好像’的意思，怎么啦？”广播员反问。
“若狂，也就是好像狂，我们狂妄派是真狂，你们才是若狂！”大汉说。
几个人应和道：“若狂是假狂，假狂就是假革命，假革命就是反革命！”
很快响起了口号：“打倒欣喜若狂！我们都是真狂！”
到这时广播员才知道，自己的狂妄劲头，已经落后了。
这真是一物降一物。
大汉们呼啸着走了，广播员关掉机器，闭着眼睛想了一想。他一时还想不明白，疯狂是一场比赛，永远没有止境。昨天的疯狂拿到今天一比，变成了小疯假狂，那明天怎么办？难怪交通大学的造反派起了一个名字叫“反到底”。但这个“反”字现在又没有味道了，看来要改成“狂到底”、“疯到底”。
他睁开眼睛看到正在窗口伸头探脑的我和吕兆康。对我这么个人，他出于造反派的坚定立场还不想搭理，便对吕兆康说：“你们是戏剧文学系的，请问这欣喜若狂的成语……”
我们笑一笑就离开了。
2
“狂妄派”与一般的造反派区别在哪里？
对此，我冷眼旁观，作了一番比较。
“狂妄派”相当于造反派中的“原教旨主义者”。本来，造反派都是“奉命造反”，目标空洞，后来看到中央在号召夺权，也就轻而易举地夺了权，掌了权。掌了权做什么呢？他们就不知道了。
毕竟是学生，考虑到今后的前途，有的人开始了悄悄的专业自习，并与老师接近。另一些学生，则当起了“逍遥派”，甚至谈起了恋爱。这些现象引起了一些激进造反派的警觉，认为这是革命步伐的倒退、革命意志的衰败，因此要用极端主义的方式来重振雄风，这便是“狂妄派”的出现。
能打倒的都已打倒，那么如何来确定新的革命对象呢？“狂妄派”的目光，从政治领域转向专业领域，从头面人物转向中间人物。
在“狂妄派”看来，一切专业活动都必须否定，用极端主义的政治标准把它们一一批臭、碾碎；同时，一切中间人物都必须鞭笞，用极端主义的政治标准将他们一一侮辱、威胁。
用“狂妄派”的话来说，已经打倒的一切都是“死老虎”，而大量没有打倒的普通教师、一般职员，则是隐藏起来的“活老虎”。理由是：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没有去刺杀日本兵，竟然苟活了下来；他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奔赴延安，竟然留在了上海；他们在民不聊生的时代还在学校里领薪水，而没有把薪水捐献给贫苦大众；他们在解放之后分不清两条路线，没有与刘少奇、邓小平展开斗争……
“狂妄派”绝不认为除了政治斗争之外还有别的社会生活，除了政治身份还有别的个人身份。一个人如果不关心政治，一般的造反派会批判他麻木不仁，“狂妄派”则会断定他是伪装麻木，因此很可能是间谍。他们确信，很多教师的学术论文中埋藏着政治秘咒、起事信号他们肯定，各种朋友交往、文人聚会都是在进行阴谋联络、复辟谋划。
正好，那时中央宣布，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到一九六六年“文革”的十七年，文艺界和教育界都被实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专政。像上海戏剧学院这样的单位，既属文艺界又属教育界，是两大反动专政的叠加之处，因此黑上加黑，没有一线光明。按照这个逻辑，凡是十七年间在文化、教育界活下来的，都是有罪，都要天天请罪，如果上过讲台、写过文章、演过戏、唱过歌，更成了专政的施行者，称得上十恶不赦了。过不了多久，“狂妄派”发现，只要随便打一拳出去，怎么也不会打错了人。
“狂妄派”按照这个原则，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老朽滚蛋！”“老朽”的年龄标准，是四十岁。当然，这也包括他们的父母。因此，“狂妄派”大义灭亲，在思想上彻底驱逐父母。一个“狂妄派”成员为此还改写了一句老话，张贴在墙上：“我爱过父母，但更爱真理”。
这条思路被几十年后极端主义的大批判干将们继承了，他们无法接受一切经历过“文革”而身心尚健的人，常常使人们好奇他们不知如何处置自己的父母？
几年前我见到一个刚刚结婚的大批判干将，听他讲了一通对过往历史绝不能留情的昏话，就盯着他想，他的曾祖父，一定没有在北洋军阀时代搏斗而死，他的祖父，一定没有在国民党时代搏斗而死，他的父亲，也一定没有在“文革”中搏斗而死，否则哪有他的生命来源，有他的结婚之喜？
我几乎可以断定，他的父母亲在“文革”中多半是造反派，因为当时造反是中央号召，全国响应，不能造反的只有少数被打倒的对象和他们的家庭，而从他骄横得意的神情看，完全不像有一个蒙受过苦难的家庭背景。
当时的“狂妄派”和今天的大批判干将，就这样把自己的生命放置在一个斩断任何血脉联系的玻璃罩里，因虚无而虚假，因虚假而虚弱。
一般的造反派喜欢吵吵嚷嚷、冲冲杀杀；“狂妄派”喜欢上纲上线、诡辩滔滔。一般的造反派有简单的阵线，即批判者和被批判者；“狂妄派”没有阵线，身边的一切都能通过七拐八弯的大批判成为冲击对象，因此没有了前方、后方，没有了敌人、朋友，最后在纷乱的打斗中把自己困死、缠死。
当时不知是上海《文汇报》还是《解放日报》，对于“狂妄派”、“狂代会”之类的提法觉得有点不舒服，就在报纸一角发表了一篇小评论表示异议。当时报社也全由造反派掌权，因此这种异议也只是为了保护造反派的脸面，但立即把“狂妄派”激怒了。
本来，一般的造反派之间也会产生这类龃龉，互相对骂一阵也就过去了，但“狂妄派”的想法和做法就完全不同。他们说：“报社反对我们，可见已经成为牛鬼蛇神的传声筒，我们学院正有一大批牛鬼蛇神关押着没事干，何不让他们直接到报社去上班，省得报社为他们传声呢？”
说干就干，当夜，他们就把学院里的打倒对象押上几辆卡车去报社，责令他们到了报社必须飞速冲向各个编辑室，把正在工作的编辑人员从椅子上推开，自己坐上去，拿起纸笔立即“工作”。
可以想象，那天晚上报社的夜班编辑们看到一大群头发花白、衣衫破旧、脸无表情的人疯了般地冲进每个编辑室时的情景，会多么惊愕。他们一定觉得，反动派果然复辟了，只好乖乖举手投降。
这就是“狂妄派”的行为方式。他们似乎觉得世界已经是他们的了，但定睛一看又全然不是，连一般造反派也不支持他们。他们的喊声越来越尖，他们的天地越来越小。
因此，这注定是一个激愤、勇猛、促狭、邪恶、孤峭、短命的族群。他们的炯炯双目，不能不渐渐黯淡，却又时时期待着点燃。一天又一天，终于混迹于怀才不遇的酸文人中间，即将成为真正的“老朽”。所不同的是，酸文人没有驱逐过自己的父母尊长。
也许，这是所有极端主义分子的共同命运。我在这里多写几句，是想给今天浑身充满杀伐之气的大批判干将们作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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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传来消息，为了保障“狂代会”的安全，要突击清理校园的阶级队伍，临时驱逐每一个敌对分子和可疑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