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番话故意动用了“忏悔”一词，表明他已经占领了作家协会，用词不同于一般造反派了。但是一开始我们谁也没有听懂，因为他念的是“千悔”，而且是上海口音。
“千悔，懂不懂？江俊峰，你说！”
江俊峰老师是山东人，摇头表示听不懂。
“魏照风，你是反动学术权威，难道也不懂千悔？”
魏照风老师是福建人，也听不懂。
“陈耘，你呢？”
陈耘老师在上海住的时间长，想了想，反问：“你说的是忏悔吧？竖心边的那个字？”
姓袁的造反派恼羞成怒，又举起皮带在课桌上抽了一下，大声地对陈耘老师说：“你还装腔？你还嚣张？这个字本来就有多种读音，作家协会的作家都说千悔，偏偏你读得不一样！你比作家还高明？”
“读千悔的作家，一定是工人作家。”我说。
“这我管不了那么多。”姓袁的造反派说，“我只问一句，你们要不要也天天千悔？”他依然读“千悔”。
“这很难做到。”魏照风先生说，“我们不是基督徒，不作千悔。”魏先生不小心也顺着他读成了千悔，笑出了声，我们也都笑了起来。
“严肃一点！”姓袁的造反派呵斥了一声，又恶狠狠地说，“我现在就去报告头头，定个规矩，非叫你们天天千悔不可！”
说完，他真的走了。
造反派头头似乎并没有采纳那个人的提议，“千悔”的事就没有下文了。
只是，我们给姓袁的造反派起了一个绰号，叫袁千悔，听起来很像日本女人。
7
“狂妄派”想借工总司之势，夺作家协会之权，没想到，工总司是何等气吞山河，只轻轻回手，便把自己追随者的命根子也夺了：“工人宣传队”进驻了上海戏剧学院。
工宣队进驻各大学，倒是中央的整体决策，这意味着，学生造反派已正式从“文革”的主流地位中退出。不仅是高校，当时所有的研究所、编辑部、剧团、博物馆、图书馆等一切文化机构都由工宣队领导。
与红卫兵造反队相比，工宣队结构庞大、系统严密、上下贯通，更接近于一种有效的政治形态。各个高校和文化单位逐一重建领导机构时，“红卫兵”造反队早就被排除在外，甚至早已成为被审查者，领导机构的操纵者必是工宣队。因此，这是一个亟待研究的“文革”权力系统，只不过在“四人帮”倒台后谁也没有研究，连描写“文革”的文学作品也很少提到。
无论如何，这是不公平的。例如上海文化系统十年间血泪斑斑，十有八九应由当时掌握实权的工宣队负责，但据我所知，“文革”结束之后，全上海几乎没有一个文化单位为难过哪一个工宣队员。文化人的善良和懦弱，竟至于此。那些工人卸下了一个个诸如“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对敌斗争总指挥”的头衔，交出了掌控多年的大印，搓一搓不知写过多少决定、通告、批示的手，又回工厂去了。
造成这种情况，与多年的“阶级观念”有关。大家总觉得一个产业工人，大老粗，能在上海这么一座大城市的文化单位做什么呢？这种过于荒唐的宽容，必然导致另一方面的代人受罚。
不错，当初红卫兵造反派那种大喊大叫、打打砸砸的劲头实在让人讨厌，但那段时间确实太短了。要算，也只能算作十年浩劫的一个小小引子，引子中的那些角色很快就失踪了，失踪于高山荒地，失踪于牢狱铁窗。十年之所以是十年，必须还有八九年的恶性磨难，那怎么能假装看不到那一把把安稳地搁置了那么长时间的权力之椅，椅子上坐着的那些看起来憨厚朴实的劳动者身躯？
8
工宣队一进上海戏剧学院，声势夺人。
“第一把手”是上海纺织工业局的一个造反派首领，然后逐级递降，到最后与我们这些学生直接接触的，倒是一些普通工人，看来是在造反派掌权之后才随大流加入造反派的。
这些工人识字不多，年纪较大，为人朴素，言谈琐碎，很难相信能处理大学里的各项事务，只不过与刚刚失势的红卫兵造反派相比，倒能给人一种安全感。
然而事实证明，当一种荒唐从激噪走向滞缓，当一种暴虐从无序走向有序，当一种破坏从偶发走向日常，反而更坏。
对于红卫兵造反派，你可以辩论，但与工宣队却辩不起来，他们不善言词却一意孤行；
对于红卫兵造反派，你可以冷然傲然，表示不合作，但对工宣队，这样的表情毫无用处，他们不敏感，也不在乎。
打人的事情确实不再发生，但是，当初红卫兵造反派对所谓“历史问题”的胡乱揭发，到了工宣队这里变成了一个个专案组；当初红卫兵造反派在各种批判会上的大声吆喝，到了工宣队这里变成了无休无止的低声盘问……
那个“第一把手”，纺织工业局的造反派首领，我一见便十分吃惊，他实在太像爸爸单位造反派个与我们谈话的瘦个子青年了。貌不惊人，又十分自我，好像单位里的局面、每个人的前途，都蕴藏在他的脸部肌肉中。但是，等到这个“第一把手”一作报告，就发现了重大差异：他显然要比我爸爸单位的那个瘦个子活跃得多。
看着他，再看看现在转悠在校园每个角落的工人，我突然产生一种根本性的疑惑：这些工人造反派是造谁的反呢？车间主任？厂长？但是，想推倒那么小的一些干部需要几十万人的声势吗？如果说他们也曾想造市政府的反，那么抱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说不出市政府主要官员的名字，读不懂市政府稍稍复杂一点的文件。如果说这些工人造反派是要来打倒知识分子，那他们又说不出半句要打倒的理由。
当代某些“文革”研究者和缅怀者认为，这些工人造反，是想与知识分子拉平物质生活的差距，追求社会公平。这完全是假想，因为当时工厂的福利补贴之优厚，是任何一所高校所无法想象的。因此那些工宣队来了以后不久就连连抱怨学校生活的艰苦：食堂伙食太差、没有衣服发放、没有热水浴池……他们即使在物质生活上，也早已享受到“领导阶级”的安逸，怎么会反过来向清贫枯窘的知识分子讨回社会公平呢？
9
我自己对工宣队的进一步认识，产生在我家所在的弄堂里。
我家所在的弄堂不大，家家都会打个招呼。一九四九年之后这条原来很上等级的弄堂挤进来大量工人家庭，十分热闹。工人家庭的孩子读书马虎，读了点书以后也都一一做了工人，文化大革命以后很多工厂停业，他们便在家里养金鱼、压煤饼，在路边修自行车，等到复工，又都提起饭盒去上班了。我们家要修理点什么，就去找他们，他们家要写点什么，就来找我们，彼此亲亲热热。
有趣的是几个资本家的家庭。他们的子女与我们家的几个兄弟年龄相仿，几乎天天一起上学，只是学习成绩有很大差异，他们家的大人总是把我们几个当作训斥他们孩子的坐标。但读书的事情训斥不出来，几年以后他们的孩子都无法顺利升学，也先后当了工人。
“文革”一来，他们几家与我们家一起受到冲击。但是，等到冲击过去后，这几家的孩子都在工厂里参加了工人造反队。虽然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但他们自己是工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谁只要当上了工人就刀枪不入，参加了造反队更是顶天立地。
从小被“剥削阶级家庭”的帽子压了那么久，现在造反了，他们也就深深地吐了一口怨气。我相信弄堂里几个工人家庭的子女也参加了工人造反队，但只有这几个资本家家庭的子女，最摆造反队的派头。
一天，妈妈轻轻扯了扯我的袖子要我看窗外，原来两个资本家儿子戴着造反队的袖章回家了。
妈妈说：“在单位戴戴罢了，戴到邻居们眼前，让人寒嗖嗖的。”
我说：“难怪他们。他们是想用这种方式来重振家声。”
再过一阵，他们的妈妈兴奋地告诉我妈妈，他们都参加了工宣队，进驻文化单位，一个进驻大学，一个进驻出版社，其中大儿子还是首领。
我妈妈问我：“他们如果进驻了你们学校，成了你的领导，会客气一点吗？”
我说：“大概会打个招呼，却不会亲热。他们更想让我看到他们的领导状态。”
结果，我们余家的子女不久全部下乡劳动去了，而他们家的两兄弟分别领导大学和出版社整整九年。我们偶尔从乡下回上海看望父母，在弄堂里见到他们兄弟俩，一方是浑身土俗、衣衫破旧，一方是满口文化，器宇轩昂。
10
有时我会想，在这漫长的灾难岁月中，不同的命运是怎么划定的？也许最初只有一条界限，那就是中学里某几次考试的成绩好坏。与古代科举制度不同的是，那几次考试，成绩好的倒霉，成绩不好的发达。
这么一想我就惊悚了：如果我家的子女也成绩不好，不能升学，早早地成了工人，“文革”一来又参加了造反队，戴着袖章去找爸爸、叔叔单位的造反派，我们家的灾难也许大半能够免除？
这是一个真实性很高的判断。
那么，一切竟然在于学习成绩。真是要命的成绩，爸爸以前天天叮嘱我们的成绩！
由此联想，学院里最早造反的同学，有一大半也与学习成绩有关。学习成绩不好，经常受到老师批评，又预感到专业前途黯淡，于是乘机造反，借以发泄。但他们毕竟还是考上了大学的，后来工宣队来了，压在他们头上，因为那些工人连大学也没有考上。
这又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王的年代总有很多虚假的坐标，当虚假一一滤去，没想到控制社会的真实因素竟然那么偶然，又那么世俗。
因此，连内心的愤怒，也无从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