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来的工宣队员由于住不惯我们自己盖的草棚，一般都住在吴江县城，早晨像上班一样赶到农场的各个连队，但连队的宿舍里根本没人，大家都在田头劳动。赶到田头，要找某连、某排、某班已经十分困难，等找到某人，一般已是中午时分，大家都在田头开饭了。饭菜挑到田头很不容易，严格按人头准备，根本不可能匀出来给外来人吃，勉强匀出来了，也没有碗筷。几个工宣队员饿着肚子等大家吃完，便请出他们寻找的那位学生在田头问话，才问几句，班长哨声已响，劳动又要开始，那个被问话的学生也就迅速归队。田垄边只留下几个无所事事的工宣队员，在小心寻找回县城的路。
有一些工宣队员终于硬着头皮住到草棚里来了，以便在放工时间找人谈话。他们不知道，每天傍晚浑身疲惫地回来的劳动者们，对于这些衣冠楚楚地躲在宿舍里准备整人的人是多么厌恶，更何况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农场领导的态度。于是，见了工宣队员也不打招呼，脏衣服从他们的鼻尖、头顶扔来扔去，他们让到一边，脚下又有一双泥鞋横摔过来。
他们只能盯住一个问话对象，但那人要到河边洗澡，然后洗衣服，他们都跟着，咸一句，淡一句地找话聊。
直到一切停当，可以坐在那个人的床边谈话了，但草棚里的谈话人人都听得见，完全失去了平常“清队”运动的那种诡异和隐晦。有时问题问得蠢了，或回答者回答得巧了，会骤然引发全宿舍的笑声。
几所高校的工宣队员一商量，便郑重地与各连连长商量，要求在每天劳动前训话时加入“清队”运动的内容，号召大家互相检举揭发。
连长们的回答大同小异：“我们说不好，你们自己说吧。”
于是，每天连长训话后，会插进来一段上海口音。但是，动员了好些天，似乎没有什么效果。
18
没想到，还是出事了。
在三连，上海财经学院来的两个工宣队员勒令一名女学生停工交代问题，说是掌握了她参加一个图谋夺取政权的反革命集团，有同伙的揭发材料。
后来才知道，这个女同学参加过一个造反派组织，在下乡前的一次同学聚会中，几个男同学由于她漂亮热情、善于交际，戏称她为“外交部长”。这就成了证据，证明那个造反派组织图谋夺取政权。
我们不知道那两个工宣队员在几天时间里是如何对她进行威胁、恐吓的，只知那天他们从皮包中取出两份所谓“同伙揭发”，揭发中还有无限上纲的自我检讨，她看后便沉默不语，当天晚上就投水自杀了。
我一直怀疑，她自杀的真正原因，是“揭发”的两个“同伙”中，有一个是她的恋爱对象。她是死给他看的。
我赶去看时，三连宿舍的河边已聚集了很多人。魏主任、王股长正带着一名胖胖的军医和几个战士跑步赶来。军医进了一个用草帘隔开的角落，魏主任走到挤在人群中的那两个工宣队员面前，压低了声音说一句：“你们这是犯罪！”
他用山东口音说出来的这个“罪”字，有咬牙切齿的力度。
王股长干脆用手指直点着那两人的鼻子厉声问：“你们说，你们审查出了她的什么问题？”
那两个工宣队员面对自杀事件显然也慌了，支支吾吾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只说她的组织中有人叫她外交部长……”
没等他说完，立即有学生大喊“王股长，那只是同学间开玩笑乱叫叫，他们就上纲上线……”
王股长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铁青着脸上前一步，说：“我还被老战友叫过总统呢，你来抓吧！”
过了一会儿，王股长接着说：“你不抓，我可要抓了。对不起，你们两人必须到场部交代这两天对她进行逼问的详细过程，并签名对她的死亡担负责任！”
说着他向几个带来的战士挥了一下手，下令：“把他们两个押到场部！”
魏主任补充道：“她是我们农场的人，我们要把她的死因向她的家人和公安机关报告，因此你们不仅要交代全部过程，还要找出证人。”
这两个工宣队员由两名战士押着，去了场部。
19
胖军医从草帘里出来了，说：“所有的男性都走开十米，转过身去，留下四个女同学帮助换衣服！”
我们立即转过身去，走开几步，站住。女同学并不是留下四个，而是一个也没有走。
她们自动地围成了一个圈，组成了一堵人墙，护卫着自己的伙伴在岸草间、月光下，最后一次更衣。
更衣的过程很长，我们屏息静候。
终于，胖军医的声音从脑后传来：“大家可以转过身来了。现在要有四名男生与我一起，摇船把她送到县城。”
几乎所有的男同学都拥到了河边，听候军医挑选。河边不远处，正停泊着一条船。
那位女同学已经躺在一副担架上，头面干净，衣着体面。她确实非常漂亮，直到此刻，表情也没有任何让人感到不适的异样。
女同学们显然是从她的行李中找出了一套最合身、也最有点上海派头的衣服，衬托出了青年女性的自然身材，把周围所有的女同学们都比得暗淡无光。
并不是周围的女同学们长得不好，而是她们全都穿着宽大而又破旧的劳动装，已经穿得太久太久，把正常的服装和身材忘记了。
我想，刚才女同学们把这套衣服给她穿上的时候一定惊诧莫名，惊诧这套普通的衣着为什么在这里突然变成了稀世盛装。
如此一想，我又觉得，她们惊诧的时间还应提前，提前到这位投水女同学的衣服刚被剥除的那一刻。
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显不出性别特征和年龄特征，人的身份在这里全然变成了“劳动力”。整个农场那么多人没有一个澡堂，劳动回来蹲在水边擦擦身，谁也没有机会端详过自己。
直到今天，这位被彻底剥除了衣服的女同学，因生命的捐弃，成了大家的镜子。
她仿佛已经到家，因此可以有这番更衣。
担架上了船，抬担架的两个男生没有下来。再加上刚才把船撑来的两个男生，已够四名。胖军医上去后，便解缆启橹。
岸上的男女同学都挤在河边跟着船跑。
整个过程，没有半点杂音。
我不认识这位女同学。但很多年后，却一直记得女同学们围成人墙在月光下替她更衣的自发仪式。
为此，我在写《文化苦旅》时也忘不了这个场景，设想着当年围成人墙的女同学的眼睛，是怎样地送别伙伴美丽的生命“她的衣衫被撕开了，赤裸裸地仰卧在岸草之间。月光把她照得浑身银白，她真正成了太湖的女儿。”（《吴江船》）
这件事情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两个工宣队员在交代清楚了事件过程并签字画押后，农场名正言顺地驱逐了他们。其他工宣队员也诚惶诚恐，很快都撤离了。
20
我们应该预计到而没有预计到的是，所有回上海的工宣队员分别通过各种途径向上级汇报：上海到外地军垦农场劳动的学生中，隐蔽着大量的反革命小集团却被军队保护住了，成了政治运动的一大死角，后果堪忧。
当时，上海各高校工宣队的背景，已经越来越硬。
更重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打击反革命”的形势日趋严峻，根本不是一个农场所能抵制的了。
于是，在全国“对敌斗争”的高潮中，农场突然接到通知，全体大学生立即返回上海，参加运动。
什么准备也没有，那已被我们种熟了的几千亩良田，那洒满我们血汗的堤坝，包括那一个个已经脱离政治斗争多时而在体力劳动中结下了深厚友情的集体，都将霎时遗落。
只有工宣队在等着我们。
魏主任以农场最高领导的身份把我们送到上海。但是，上海方面没有一个人接待他。按照他的级别，只能住在军方所属上海延安饭店主楼外一个比较简单的旅舍里，拥挤的床上挂着一顶灰色的蚊帐。他还带着一个小女儿，想看看上海。我去与他吿别，他送我到饭店门口，最后托我一件事，他在图书馆见到过文化大革命前编的《辞海》（未定稿），如果上海的旧书店里能碰到，一定代他买一套。
离别他之后我一路在想，在这怪异的年代，我们曾以骇人听闻的艰苦劳动，换得过一些善良的下级军官的保护，但这样的保护是那样的脆弱。
惟一可以安慰的是，我们至少已向自己证明，有足够的体力和意志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但在当时，我们连自食其力的权利也很难获得。
21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农场的这段岁月是值得肯定的，直到前几年环保意识觉醒，才明白在美丽的太湖中开辟一个农场是何等的荒唐。
我们不是决策者，却在无意之中参与了这一荒唐的行为。那年太湖的滚滚浪涛要冲决农场的围堰，原来是自然之神发出的愤怒警告，但我们哪里听得懂？居然还冒着生命危险用身体去填堵。
当我们终于听懂的时候，两鬓已经斑白。
现在，正有一批和我们当年几乎同龄的年轻人，准备“退耕还湖”，拆毁我们一铲铲、一锹锹建起来的农场，恢复太湖的万顷碧波。
他们在欢快的劳动歌声中一定想不到，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片水域，曾经播下过多少青春的汗水和泪水，沉埋过多少再也无法向后辈说清楚的生命故事？
三年前我曾和妻子一起回去过一次。我眯着眼睛寻找着三十多年前的旧物，已经很难，找到一点便兴奋地指给妻子看。
两位年轻的负责人跑过来盘问我们来自何方，我说：“我为建造这个农场，铲下过第一铲土。那是一个冬天，双脚一下水就被芦苇根扎破，泛上来的是泥水，又是血水。”
是的，是泥水，又是血水。浑浊的，又是绛红的。
22
那年月除了缓慢的书信之外没有别的通讯手段，我们从接到撤离农场的通知到出现在上海的自家门口，比一封信的邮寄时间还快。
妈妈不知道我会突然回来。那天我傍晚回家，也不知道她在不在。摸出钥匙打开门锁，轻步踩踏着一级级楼梯。
我是那么想见到妈妈，又怕在她的眼里读出新的悲哀。楼梯走了一大半，我鼓起勇气抬头，却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一张八仙桌四周无人，竟然在自己移动！
我停住脚步，定睛再看，桌子还在自己移动。连忙跨上两步，终于看清，却又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原来妈妈钻在桌子底下，用肩膀驮着桌子在挪步。桌子上搁了好几碟蔬菜。她是在独个儿祭拜余家祖宗，她想把桌子移到阳台门前，没有人帮她，只能采取这个办法。
这个景象，比什么都更清楚地表明了妈妈祭祖的理由。我相信余家祖宗一定会感动，为一个并不姓余的女子，用自己的肩背，扛起了修补余家的香烛祈愿。
我怕吓着妈妈，没有立即上前帮忙。妈妈把桌子放稳了，低头钻出来，却看到了我的脚。
她惊叫一声，抬起头来。
我伸出双手弯下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