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召开的。半年之后，庐山召开了一个衍生性的会议：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这个会，狠批极左思潮，声讨整人群丑，倡导思想解放，满山云蒸霞蔚。我是这个会议最年轻的代表，并在会上被选为全国艺术理论研究会秘书长。
但是，庐山会议也让我产生了深深的担忧。一是全国性的精神饥渴和理论欠缺已明显暴露，却又被一种浅薄的热闹所遮盖；二是为极左政治服务的文艺方针已经被唾弃，却又在蓬勃滋生各种各样新的“工具论”，使文化本位和艺术本位仍然无处可以落脚。
为此，我决定离开热闹，离开功利，离开一切泛政治化的慷慨激昂，走一条寂寞而深幽的学术道路，把上半辈子未曾学得的人类整体意义上的终极价值、人文取向、文明脉络、艺术哲学，比较完整地补回来。当然，这主要不是为我自己。
这个决定，是下庐山后在长江轮的甲板边作出的，经历了一番思想矛盾。这是因为，在这之前我匆匆忙忙在戏剧学、美学和现代文学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已经产生不小的影响，受到前辈学者的多方褒奖，而一个出国做访问学者的计划也眼看就要实现。但是，我如果不毅然斩断这一切，包括斩断诸如刚刚得到的全国艺术理论研究会秘书长这样那样的职位，就无法展开一场从零开始的自学大行动。
这个自学大行动是“文革”灾难时期在奉化半山的那次苦读的继续，只不过，当时重在中国古籍，这次重在欧洲经典，兼及其他古典文明，规模大，耗时久，而且没有外力逼迫，全靠内心把持。这番自我深造，选定的场所不在剑桥和哈佛，北郊一间斜顶朝北的十三平方米小屋，隔壁是两个人口众多的工人家庭。我相信，陋室才有大静。
做这个决定那天正好是我三十三岁的生日。我站在江轮上，把一切有可能导致精力分散的课题沉溺、群聚乐趣等等文化界的时尚，全部抛落在江水之中，以此作为自己庆祝生日的重大行为。新的一岁，海阔天空。
一些重要的世界文史经典已经可以陆续从书店买到，都是“文革”前的译本，刚刚开禁。
有很多著作还没有翻译过来，那就到学院图书馆借英文版。我们学院图书馆里英文典籍不少，据说是很多图书馆合并的结果。也有不少是个人捐书，在我印象中，余上沅先生捐得最多。在他的捐书中，还经常可以看到他的朋友们当初向他赠书的签名，胡适之的，陈衡哲的，梁实秋的……
我的英文不好，阅读勉强可以，笔译学术论著则要请人订正。当时上海的里弄间还能找到不少劫后余生的博学老者，我总能转弯抹角找到他们。他们都是那么温文尔雅，但一看见递到他们眼前的培根和休谟就会激动起来。然后，苍老的朗读声牵带出他们在剑桥和哈佛的青春岁月。他们当时还都很空闲，有足够的时间带着我在那远年经典间缓步徘徊，尽管他们的住所，总是局促而又阴暗。
于是，全部自学课程开始了。
2
我读一段，就写一段笔记，做一段评论。不明白之处读得很慢，有时遇到艰深概念，三两天才疏通一句。
大热天，北窗的西晒如火如荼，没有一丝风，写笔记和评论的稿纸上全是汗渍，今天翻看当年文稿仍是一篇篇模糊字迹，逼人的灼热还在从几十年前的汗渍中散出。冬天裹上棉衣，双脚还是冷得无可言喻，只得把一个稻草编织的土法保温筐搁在桌下，伸脚进去，再塞上棉花。
离小屋不远处有一个居民小食堂，每天两次端一个小锅去买饭菜，再端回来吃，顺便泡一碗紫菜汤。
小食堂的饭菜很难指望，但那碗紫菜汤却因由我亲手操作，绝对保证质量，百吃不厌。放几枚海蜒稍稍滚煮，加较多的醋和少量酱油，然后再放入紫菜，就可以了。没有海蜒可用一种被上海人称作“虾皮”的小虾干替代。紫菜一滚就起，时间稍长就不滑爽了。这碗紫菜汤，费材极廉，费时极省，一二分钟即得，喝的时候，眼睛已在书上。
这便是我当时的日常生活。
与我共用厕所和厨房的两家邻居对我很友善，但他们之间却出现了问题。西屋的苏北老太一直怀疑东屋的宁波老太看上了自己的丈夫，每天指桑骂槐，恶语脏话不忍卒听。
今天，亚里士多德正在我的书桌上谈论恐惧和怜悯对于人们的精神陶冶效果，“啪”，一只铝锅摔在灶台上的声音突然响起，然后是意料中的苏北老太的喊叫：“不要脸！”
她发现公用厨房里只有她丈夫和宁波老太两人在。
“嘭！”这是宁波老太进屋关门的声音。这声音的潜台词我听得懂：“谁会看上你的糟老头！”
当事人之一的苏北老头几乎不说话，只是冲着老婆“哼”了一声。苏北老太怕丈夫，不敢硬顶，只嘀咕了一声：“哼什么哼……”
亚里士多德还在艰难地向我论述：恐惧、怜悯和陶冶。
有人敲门，轻轻的。我拉开一条门缝，一看，是宁波老太的大孙子，收这个月的电费。我请他进来，他转头一看，“啊”了一声，是被我四壁的图书吓着了。由于房子太小，我的书架只能从地板做到房顶，抬头一看，像要压下来。他匆匆收了电费，两眼一直看着书架，最后终于问了：“你在书店工作？”
“我不卖书，只买书，为了教书。”我说。
那天，我已研究到了日本古代世阿弥的《风姿花传》。
苏北老太家发出了连续的敲击声，实在太闹，影响了我的钻研，我从门缝里看出去，似乎是在装修房子了，好些人在忙碌。我到厨房烧水，苏北老太笑着告诉我，她最小的儿子要结婚了，没有房子，只得在天花板上面的顶棚里搭一个阁楼。要做的工程是，用一些粗木条把天花板加固，当作阁楼的地板，再造一个小楼梯通下来。
天花板顶棚上终于响起婴儿的哭声，我已经在写关于尼采论超人的笔记了。当时中国大陆凡是提到尼采的书和文章，至少一半篇幅是在批判他，我倒是觉得应该用他的思维逻辑生活一阵，不能一开始就那么冷漠。等到读完他的《悲剧的诞生》，我知道，自己碰上了世间最好的文章。
3
一点不错，《悲剧的诞生》。我正是在夜间不知第几遍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听到了急促的敲门声。
宁波老太和苏北老太都不会敲得这么响，又那么晚了，谁呢？开门一看，是小弟弟余国雨。
“大哥，”国雨气喘吁吁地看着我，说，“阿婆走了。”
祖母走了。
她真的走了。走在夜间。
一个在倒下前一刻还是全家最高精神主宰的真正老家长，一个截取她任何一小段历史都能充分诠释英雄本义的女人，终于倒下了。
对于她的倒下，我们似乎作过长期的准备，但又毫无准备。
那天，是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五日。她去世的时间是晚上九时十五分。她是在家中去世的。没有什么病痛，却没有了呼吸。
当然还要送到医院抢救，但这是祖母，做事历来干脆，走了就走了，不接受抢救。
祖母去世这件事，对爸爸来说太艰深了。我说过，爸爸每次逃过死亡，最大的意志力是要为祖母留下一个送终的儿子，这一点他终于做到了，松了一口气；但反过来，他又知道，祖母在人生最后一个大灾难中熬那么久而不离开，最大的意志力是要看到她惟一留下的儿子申冤。
一年前，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晚上，她旁听爸爸口述要求彻底平反的上诉书，从历来懦弱的儿子变得越来越峻厉的口气就判断出时势已经变了，便放下了心。像祖母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在乎那种故意推三阻四才拿出来的平反文本，但她还要等一年，看看爸爸那么峻厉的口气有没有招来新的祸害。一年下来，平安无事，她也松了一口气，知道最后一个大愿已经完成，可以离开了，好让年纪已经不小的爸爸早一天做“大人”。
大愿之后还有一个小愿，与我有关，那就是她希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看到大孙子结婚。只有了解祖母人生历程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心愿对我和全家具有何种刻不容缓的绝对意义。我立即托老同学们物色，通过李婴宁、曲信先两位同学的介绍，我快速地完成了祖母的心愿。但是，如果不考虑祖母的因素，仅就事情本身而言，那实在是太粗糙了。对方不太了解我工作的意义，却走在时代前面，早早地投身于商业，去了南方，与我失去了联系。
祖母已经看出自己的心愿出了点问题，却不提，见面只问我：“你现在能安心读书吗？”
我说能。
她又问：“那些专门害人的坏胚子还来烦你吗？”
我说，好像没有。我非常喜欢听祖母用她那种特殊的语气把整人专家说成是“坏胚子”，每次听到都觉得一阵爽快。
问了几次，我都说没有，她一算时间，觉得“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要搞的意思，说不定还能偷安一阵。这么一想，她心情好了。
有一次她对我说：“你大伯一心只想读书，留下一箱子书，二十三岁就死了。你叔叔也是一样，结果也死了。你现在逢上好年头了，那就好好读下去吧，你伯伯、叔叔知道了也会高兴。”
4
我终于把世界历史上出现过重要思想文化的十四个国家的相关资料读完了。写下的笔记一大堆，抽出其中与戏剧有关的部分就有八十万字，删削两遍至六十八万字，这便是后来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戏剧理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丁景唐先生要为一个从来没有出版过书的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签发一部六十八万字的著作，也实在是气度不凡。当然，他在签发前看到了前辈学者李健吾先生对我论著的高度评价。李健吾先生是从陈多老师那里看到我的作品的。
出版前一个月，我爸爸十余年的冤案，终于获得彻底平反。算起来，我历年为他写的要求平反申诉书的总字数，超过《戏剧理论史稿》。
这部著作在出版的第二年，即一九八四年，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这是一个隆重的奖项，在北京颁发，评奖范围囊括几十年，因此很多获奖者已经不在人世，奖状由家属领取。连家属也找不到的，由出版社代表领取。由于带有悲怆的历史总结意义，因此，这么一个专业性的颁奖，北京学术文化界的多数权威人士都来了，济济一堂。
我作为最年轻的获奖者，代表全体活着和死了的获奖者致答谢词。因为提到了在艰难岁月中仍然坚持学术而终于亡故的那一代老人，我一度有点讲不下去。大会主持者杜高先生在引出我来致词的时候，称我为“我国杰出的戏剧理论家”，我听了心中一咯噔。因为虽然今天互相之间称这个家、那个家的比比皆是，但在当时，中国刚刚结束对“成名成家道路”的连续几十年的批判，说谁是“理论家”还十分稀罕。
这部厚厚的得奖著作，在当作教材使用十年之后，一九九三年又被评为国家文化部系统的“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这不太容易，因为那次获一等奖的，全国只有两部教材，另一部是北京祝肇年教授的。
但是，对这些奖，我确实不太重视。这部著作对我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我的“求学笔记”。它本身并不精彩，但翻开它，我眼前就出现了无数辉煌的高山峻岭，我一个人正在朝云夕阳间一步步跋涉。那是一种无限艰辛又无限舒畅的体验，任何时候回想起来都万籁俱静，一片圣洁。
就在那间狭小的屋子里，我的思想观念被一群世界级的大师从头梳理了一遍。不再像前几年初涉黑格尔《美学》和康德哲学时的狂喜了，而是把自己的启蒙补课与人类的启蒙过程融成一体，缓慢而有序地一步步推进。
一句接一句，一篇接一篇，一位大师接着一位大师，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我每时每刻都在惊慌地注视着。惊慌于人类曾经有过那么高明的思维，那么精彩的表述；惊慌于天各一方的大师们如何在一些基本课题上不谋而合、殊途同归；当然，更惊慌于自己以前居然对此近乎无知，而周围学术界的朋友也大同小异。
我在这一番番的惊慌中知道了生命的归属，毫无抵拒地成了各国大师们的共同门生。
在这一过程中，我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奇迹，那就是越学胸中越空灵，越写心中越疏朗，好像是做了一次大减法而不是大加法。原先堵塞在脑海里可以随口吐出的一大堆警句、名言、原理、法则全都没有了，整个儿一片空空荡荡。
后来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描写过这种状态：“那时我才知道，真正的大学问不是货物，它不会占据你的心灵仓库，而只会把你的心灵仓库扩大、夯平、清扫。它改建了你的心灵仓库，从此，你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轻松，不再有心理负担。”
正因为这样，我大致明白自己一直没有把这样的著作和有关奖项太当一回事的原因了：既然它们赐予我空灵，我舍不得因它们而失去空灵。所以很长时间，学院里很多人并不知道我写了书，得了奖。我在一些学术讨论场合，越来越觉得不知从何发言。甚至，我觉得当代的绝大多数讨论和争论，都是没有意义的了。
因此，那时，我近乎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