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小时候在语文课上读到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时的感动情景。故事发生在因战争牵动土地归属和文化归属的敏感地带，我当时就想，像小佛朗士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一定会成为爱国的士兵而浴血战场吧？年岁使我改变了这种预期，上一次到中东历险曾在戈兰高地和巴勒斯坦难民营与当地的许多孩子有过交谈，他们大多还是当年的小佛朗士，而我则已不希望他们再是那样。
到斯特拉斯堡，我知道，这正是都德《最后一课》的取材地，满街行人应是小佛朗士的后代，那里有欧盟的一个办公处，大厅最中心地位是一位叫做路易·韦丝的女士塑像，据说欧盟开会时与会代表都会向塑像敬礼，她是为欧洲联合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物。我想，当年，在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也读过都德的《最后一课》吧。但她的结论不是为国界而浴血奋战，而是用和平的脚步模糊国界。
由此，我想起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总部的两幅壁画。在这两幅壁画之下，几十年来各国政要唇枪舌剑，但这两幅壁画却描绘了两个最根本的题材：什么是一个国家的胜利，什么是一个国家的失败。胜利的仪式上，年迈的老母亲们对着一具具烈士的灵柩呆若木鸡；失败的俘虏中，复仇的烈火已从双眼燃烧到了双拳。画这两幅壁画的是西班牙画家，我想，这是艺术家用自己的语言在各国政要的头顶发言。
于是，我觉得，在欧盟的那面蓝旗下，我有一些话应该写给中华文化：
康德终身静居乡里，思维却无比开阔。他相信人类理性，断定人类一定会克服反社会倾向而实现社会性，克服对抗而走向和谐，各个国家也会规范自己的行为，逐步建立良好的国际联盟，最终建立世界意义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会”。正是这种构想，成了后来欧洲统一运动的理论根据……我本人也更喜欢康德，喜欢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欢他隐藏在严密思维背后的远见。民族主权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欧洲的血火历程早已证明，对此张扬过度必是人类的祸殃，而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最终的方向。
欧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别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这种立场。
我很注意康德提出的“反社会倾向”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反人类”，而康德所说的社会就是人类有秩序的和谐组合。在他心目中，用人类的整体理性来克服反社会状态，远比费希特强调的民族精神和黑格尔强调的国家学说重要。
事实早已证明，而且还将不断证明，很多邪恶行为往往躲在“民族”和“国家”的旗幡后面，我们应该撩开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类、反社会、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庞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件事上，不应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这是我今天在欧洲的“最后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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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对比点，概如上述。
其实，在欧洲寻找与中华文明的对比点，真可谓无处不见。小到生活细节，大到历史名邸，都让我感慨万千。就历史名邸而言，例如德国柏林斯泊利河畔那幢白楼，一百多年前中国公使馆的所在地，以及在英国、法国的类似地点，最可以用来作为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近距离对比的遗迹现场。而且，我本人也捜集过中国第一代外交人员的种种资料，其中有些人物如驻英公使郭崧焘、刘锡鸿等人的政治文化纷争，很适合我的表述方式。但是，我又提醒自己，这是《文化苦旅》、《山居笔记》时代的题目，现在我的考察已承担不同的任务。
我写那两本书时，态度是诚恳的，却稍稍表现出一种现代人的优越感，似乎对笔下的种种事情，已经有资格远眺和俯瞰。这次在欧洲，我否认自己有这种资格，因此也舍弃了那些使馆老楼。
八个对比点，与上一次考察时发掘出来的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一系列原因，数目相近，如此一正一负，一阴一阳，也就构成了大体平衡。上次发掘出来的一系列原因，有明显的逻辑关系，这次的八个对比点，看似比较随意，其实逻辑结构还比较完整，读者不难寻找出来。
我的叙述比较匆忙，原因是要与国内的诽谤围攻者们争抢时间。在欧洲各座城市，只要遇到华文读者，交谈七八分钟之后必然会问起我被诽谤的种种话题，我都不知从何回答。由此想到，金牙齿和北京余某等人，实在是威力无边。我想不起在历史上有哪一个文人遭受过如此国际规模的伤害。但是，完全没有心思来做自我洗刷了，只想在下一拨恶浪来到之前快一点把我在欧洲的考察结果告诉读者。因为等到下一拨恶浪掀起，任何诚恳和叙述都会被彻底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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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考察，当然不会像上次那样恐怖，但也不是预想的那样安全。
西班牙北部的分裂主义集团在不断地制造事件，我们在那里时天天受到人们紧张的提醒，不能不小心翼翼；德国的“新纳粹”专挑外国人动手，这又要让我们一直处于警觉之中；在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一带，我们被告知，即便是在街边停车吃一顿饭，出来时很可能被卸掉了一半车轮；一个当地人说：“我们这个区，至少有一半人进过监狱。”这可能有点夸张，但追捕黑手党的凄厉警笛却确实常在耳畔；欧洲各地都能遇到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因此偷盗事件的发生如家常便饭，连法国图卢兹这样原以为最平静的城市，我们也遇到了大爆炸……
我们车队的重大失窃发生在巴黎，车上的几个大箱子都没有了。后来经过细致的回忆，发觉由于我们不熟悉市内交通而临时雇来的司机有极大的疑点，他很可能是盗窃集团的成员，停车时故意没有把车门锁住。
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我们停在不同停车场的几辆车，车窗全部砸得粉碎，几台手提电脑不见了，连我的数码相机也不翼而飞，包括全部弥足珍贵的考察照片。去警局报案，警察平静地说，那是吸大麻的人没钱了才这么干的，但这样的案子天天发生，从来没有破过。
这一切说明，尽管我一路都在以欧洲文明为坐标来寻找中华文明的短处，但欧洲文明自身遇到的麻烦也很多。人类的很多灾难是互渗的，连我在中东和南亚看到的种种危险，也都在欧洲有明显的投射。可惜，优秀的欧洲，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灾难已经失去敏感和关切，对于已经来到身边的危机也缺少应对能力。我写道：
上几代东方文化人多数是以歆羡和追慕的眼光来看待欧洲文明的，结果便产生了一种以误读为基础的滥情和浅薄。这种倾向在欧洲本身也有滋长，原因是它突然还清了一切旧账，随之也就卸除了多种历史负担，其中既有负面的负担，也有正面的负担……当历史不再留有伤痛，时间不再负担使命，记忆不再承受责任，它或许会进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欧洲的旅途使我对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所阐述的法国哲学家柯杰夫（Alexandre Kojeve)的观点产生质疑。这种观点认为，欧洲集中了从基督教文明到法国大革命的多种营养，战胜了诸多对手，在物质的充裕、个体的自由、体制的民主和社会的安定等各个方面已进入了历史的终结状态，今后虽然还会有局部冲突，整体趋向却是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消费和游戏。
我觉得，这种观点，是一种躲藏在自己价值系统里的闭目塞听，是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对各地实际存在的危机、积怨、恐怖、暴力的故意省略，因此，也是对人类正义和公平的冷漠。欧洲的这种心态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不安全，因为当一种文明不能正视自己的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失去以往在与蒙昧和野蛮搏斗时沉淀的历史力量，削弱了自己的体质。
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在学习欧洲文明的时候，不能继续像文化前辈那样一味抱歆羡和追慕的态度，而应该用“旁观者清”的目光作出另一番透析。我一直在想：
凭我以前的阅读印象和实地探访，朦胧觉得欧洲文明应该有一具粗犷而强悍的生命原型，有一个贯穿数千年的历险情节，有一些少为人知的秘密角落，有一堆无法追究的羞耻和悔恨，有几句声调低沉的告诫和遗嘱。
只有找到了这些，才能实实在在安顿我们原先熟悉的那些学说、大师和规程。
结果，我一方面在寻找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一个个对比点，一方面又描绘起欧洲本身的魂魄图谱，并让它梳理成一个宏大的情节。
宏大的情节居然由“散文”组成，只因它的主角是一片大地。开头是一次山崩地裂的毁灭，毁灭后是千年黑暗。黑暗的成果是愚昧，愚昧的行动是迫害，迫害的对象是智者，因此，佛罗伦萨的黎明分外灿烂。然后，是中部城堡间的思考，西部河道边的创造和南部大海边的远航，使这片土地知道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巨大的文明脚步，伴随着巨大的人格灾难，也卷起了巨大的战争尘土，终于，由现代智慧抚摩着千古伤痛，而归于平静。以后会是怎样？还不清楚。
我把欧洲文明放回到了灾难的边缘上，是为了进一步证明一切文明的第一本质在于它们与非文明的区别。这一点，远比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区别和冲突重要。因此，只要是文明，就不必在互相对比和冲突中过于自卑，或过于骄傲。
以此为归结，显然与现在多数欧美学者的主流思维有很大不同，这大概是因为我立足于中华文明的缘故。我在《行者无疆》自序里说：
这也体现了我们与亨廷顿教授的基本分歧：他只指出了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我们需要呼吁的是，这些文明如果真正称得上文明，一定有共同的语言，一定有共同的敌人。
我写这段话的时间是二〇〇一年二月三日，七个月后，发生了“九一一”事件。从“九一一”事件后的第二天开始，我不断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来电，对我的预见表示赞扬。他们倒不是针对这番论述，而是针对我在《千年一叹》中指出目前全世界最恐怖地区的所在，并发出警告。韩国和日本快速地翻译了那本书，并把这件事说成是“亚洲人自己的发现”。
我的回答是“断言什么地方是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并不需要很高的水平。任何一个文化人，只要不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太重，只要放下那些自欺欺人的概念游戏，睁大自己的眼睛去看，都会得出近似的结论。我自己更珍视的考察成果，是从对比中获得了对中华文明的重新认识。”（《〈千年一叹〉修订版说明》）
至此，我对世界各大文明的考察，大体完成了吧？
我自己默默点头。
在赫尔辛基，一位芬兰教授说我“可能是世界上走得最远的文化人”。他的理由有两点：一、很多年来没有发现欧美文化旅行者走通过从埃及到南亚的危险长途；二、即使有个别人走通了，也一定没有深入地考察过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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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国时报》的朋友们兴奋地来电告知，我因两度大规模的越野考察和写下的考察日记，获得了“白金作家奖”。怕我对这个奖项不重视，还特地告诉我，前次获奖的是美国最著名的刑侦专家李昌钰博士。
我与妻子立即商量决定，这个消息与以前的其他类似消息一样，暂时不在中国大陆透露。因为在我考察欧洲期间，对我的诽谤声势更大了，而诽谤的内容，则越来越不知所云。我从来就没有怕过他们，但怕奖项受污。
大陆有些记者从海外网络上看到这个消息，打电话来询问，妻子总是回答：“没听说，可能是误传。”
不久深圳书城的总经理陈锦涛先生打来电话，说据市场统计报表，近五年国内十大畅销书的排列中，我一个人占了三本。妻子马上就希望他不要对此作任何宣传。妻子也早已不怕那些诽谤，只是不想自家窗外有太多的蚊蝇和异味。
考察欧洲时，她陪了我一小段就回国了，主要原因是上海的家要搬，她要回来张罗。
我家最多的是书，整整一百二十箱，全由她一个人整理、捆扎、装箱。只向在汇金百货公司工作的朋友金国良先生借了一批用过的纸箱，没让其他人帮忙。这事后来被我责怪，她说：“花费几个月时间翻阅那么多书，翻完一叠捆扎一叠，实在是得益不小。”她还要整理我的全部来信，把海内外重要的学者、作家的书信按时间一一排好，却又惊讶地发现，现在对我诽谤最凶的那些人中，以前大多写来过最甜腻、最恭敬的信，只是我从来没有回过。
整整一百二十箱书，整整几个月时间，仅仅她一个人，如此耐心，如此刻苦，还是让人费解。其实，这与她知道我在远方正做着什么事情有关。
四周都在叫骂着我的名字，而被叫骂声包围的屋子里边，并没有我。只有一个女人在慢慢地打理我的书籍，悄然无声。她喜欢这种感觉。
这情景，有点像日本风格的古典唯美主义电影。黑发垂地，素面黄卷，纸门布袍；屋外有冷铁刀兵，杂牌武士，如林如墙，在月光下低吼声声，要捉拿房舍主人。
月光也穿过窗棂照见了屋内的情景。房舍主人不在屋内，在万里之外，也在女人心中。即便杂牌武士破门而入，也不能改变屋内的平静。依然是黑发垂地，素面黄卷，好像没有听见刀剑撞击的声音。明眸仍如深潭，不起一丝波纹。
搬家不只是搬书，杂事极多，她都慢慢地独自处理。我回来后金国良先生告诉我：“太厉害了，那次我在汇金百货公司见到她，不仅两手提满了口袋，肩上背上都挂满了东西，就她一个人！”
我听了，看了妻子一眼。她笑笑，没说什么。
我的被骂，她的被逐，都出于对方一堆堆难于启齿的原因，因此也可以说是没有原因。那么，最好的回答就是这样：不向任何人求告，静静地过着最寻常的生活。
如果连这样的生活也不让过了，我们也不和他们打斗，只是一味躲避。躲到这个城市又被骂，那么再换一个城市，一路逃下去。最后，也有可能放弃城市。好在就像我们在耶路撒冷的咖啡馆里说过的那样，我们国家幅员辽阔，空间很大，有地方躲。
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