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16日，我登上了一艘由上海开往马赛的“达达尼亚”大邮船。上邮船的舷梯时，兴奋的情绪就笼罩着我。梦寐以求的西方艺术、罗浮宫的藏画和雕塑将成为我的摹写对象，毫无掩饰地展示在我的眼前，使我激动万分。船在晨雾中徐徐驶出港口，外滩的高楼大厦渐渐地变小了，模糊了。报时大楼上的钟声，穿破灰濛濛的雨雾，低沉地响着，黄浦江上粗闷的汽笛声也此起彼伏，浑响成一片，一阵阵传入耳中，使我的心情随之又产生了一种抑郁和伤感。当时的中国，充目所见的都是饥饿、流血和豪富的挥霍奢华。祖国的山河虽然秀美，但是艺术——绘画艺术的天地，在这个国家里几乎就像抛弃的垃圾，没有一席可栖存的土地。船尾掀起的浪花声单调地唱着，我突然感到了一阵酸楚，眼眶湿润了。母亲那张和蔼的脸，童年时钓鱼捉虾的湖边小湾，同窗知己沈西苓和一个个朋友熟悉的面容，像一幅幅画，闪现在我一瞬间似乎空白了的头脑里。
不容我多想，一个船员已吆喝着向我招手了。我这次远渡重洋，是得到一位同学父亲的帮助。他花了一百大洋搞到了一张统舱船位的证。住统舱是不能走出底舱到甲板上去的，要整日缩在船底。为了能看一看沿途的风土人情，并且挣点钱解决初到法国时的困难，我找到了在船上伙房里打杂的工作。洗碗盏、洗菜、削洋芋、杀鱼宰鸡等下手活，都由我一人承担。最让人难受的，就是从上海到马赛要在下舱底闷一个月的时间。经过地中海等海洋时，又正值7月炎暑，下舱密不透风，那闷热实在令人难熬。在途经西贡、红海、亚丁、印度洋时，天气炎热加上锅炉的温度，真是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尤其是在经过印度洋时，大风大浪，剧烈的颠簸使得不少工人头晕呕吐，一两天吃不下饭，饮不得水。我虽然也感到不舒服，但欣慰的是，临行前母亲替我准备了一罐雪里蕻咸菜，实在吃不下饭时，便吃一点咸菜；加上从小喜欢走浪桥浪木，在大风大浪中经过一两天的锻炼，已慢慢地习惯了在摇摆中工作和劳动。结束了一个月的航海旅行，到达马赛，改换火车，直接到达梦寐以求的人间“艺术天堂”巴黎。那时，我认识一个杭州老乡郎鲁逊。他是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半工半读学雕刻的同学。他为我介绍到一个巴黎拉丁区中国饭店，当半日做工半日学习的临时工。我把全部业余时间用来学习法文和绘画技术。因为拉丁区是艺术中心蒙巴拿斯的所在地，那里有小型展览的画廊和供业余练习速写和绘画的格朗旭米埃画室。这个画室分人体速写素描、油画习作和静物画室，白天夜里都为业余或专业的美术工作者开放，只要购入门票，就可以进去画画。画室里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学生和业余爱好者，入场券有月票或周票，每次用票一张。模特儿的姿势和位置由模特儿自己安排。我住在科技学校路中国饭店对面的一个小旅馆的最上层阁楼中。房中一张小床，一个小窗户，一进门就要弯腰，只有到窗户口才可以直立。
这是旅馆中最廉价的房间。为了节省开支，这是老乡郎鲁逊为我想方设法租到的。我到巴黎的第二天，热情友好的郎鲁逊带我参观了伟大的罗浮宫。从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印象主义，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达维的《拿破仑加冕》、德拉克洛瓦的《西岛大屠杀》、库尔贝的《画室中》，直到马奈的《林中之野餐》等伟大的艺术杰作。这样系统的、完整的展览，深深地印在我的脑际中。它使我明白，绘画艺术通过各时代作家的努力，非常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在大自然和历史中的思维和创造。而且它们在演变发展中、在追求真善美的创作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感到我到法国来的动机是正确的。我要努力钻研西洋美术史，我要认真学习西洋绘画。时值20年代后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还没有得到很好地弥补，欧洲已逐渐从痛苦的回忆中苏醒过来。只有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富有的画商成为这个艺术之都最受欢迎的贵客，成为这一时期世界艺术家集中的蒙巴拿斯和蒙玛脱的动力，加上巴黎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博物馆、美术馆，各种流派作品的沙龙……这一切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艺术中心！当时，对于我这个盲目崇拜西洋艺术的中国人来说，每天沉沦在西洋现代“五花八门”的艺术流派的海洋中，感到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但是受如饥似渴的求知欲的驱使，想到这样远涉重洋来到异乡的不易，想到艺术的学习不是朝夕用功可以解决的，我决心认真地长期地攻读下去。但家庭的困难和母校补助又都不允许我专门学习。正在踌躇中，来了转机。1927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宿舍作画，突然郎鲁逊兴冲冲地来到我房间。他差一点把我抱起来。他说我已被录取为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公费生。这意外的喜讯，使我不敢相信。他拿出刚收到的《申报》。我在报上看到了浙江留法录取名单中有我的名字。不久，里昂中法大学的通知也到了。接到通知后，我随即到里昂中法大学报到。
里昂中法大学是利用“庚子赔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中国留学生大学。校长名义上由中国人担任，实权掌握在里昂大学法籍校长手中，他是庚子款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各项事务。当时国内军阀当权，为了安插私人，严密控制里昂中法大学留学生名额。1923年，陈毅、李富春等一批留法学生曾要求享受公费待遇。他们严词责问驻法公使陈禄，并围困里昂中法大学。此事在国内也引起广泛的反响。国民党当局被迫改变选送办法，自1927年起由各省选派。我适逢其时，由于浙江大学的据理要求，得以参加考试并被录取。根据我选择的专业，我被分配在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及染织图案两项。我因为没有国内专业美术学校的证书，所以不能投考插班，不得不从一年级开始。当时我已23岁，而投考这个学校的法国人，年龄没有超过16岁的。他们都是穿着短裤的小学生。我在他们中间学习的确很不好意思。但作为基础课，我情愿忍受着难堪，和他们一道从石膏素描开始学起。在学习中，真是如鱼得水似的，我的成绩很快赶上了二年级的学生。第二年，教师们让我跳班参加三年级的人体素描考试，结果也不错。那时候，由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转来的吕斯百、王临乙两位同学已升入分专业的三年级油画班、雕塑班了。吕、王两同学都以出色的成绩震动里昂美专。我也不甘落后，很快地在人体素描方面名列前茅。1930年，我参加了全校以“木王”为题的素描康德考试，获得第一名奖金，从而提前升入油画班。油画班的主任教授是窦古特先生。他原来是专门制作教堂彩色玻璃画的老画家，忠实地接受并且维护了达维以来的画院教学传统。当我第一次进入他的画室时，他冷冰冰地对我说：“对于你，我不否认你曾画了许多不坏的素描，这是好的。但到我的画室来，你不要再背上‘素描’的包袱，因为在某种意义来说，到我这里来要重新搞一个用色浆涂抹的油画。”用色彩及光暗的块和面织成的造型的总体，它既有色彩的运用，也有光暗远近的总体塑造。
古代大画师，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丹多来都、提香，德意志的霍尔本，弗拉蒙的吕本斯，荷兰的伦勃朗，法国从达维、安格尔、德拉克洛瓦、库尔贝、米罗、塞尚、马纳、莫奈、雷诺阿、西斯莱、马蒂斯，一直到毕加索，他们刻画严谨生动的形象，给我们的印象是存在于大自然的一个完整的构图，永隽的纪念碑。在我们开始画油画之前，窦教授再三叮咛，要我们先研究了解油画颜色的制作方法和各种油色的相生相克、调和与配合。他不让我们购置放在锡管中现成的油色，而要我们自己研究颜色本身的植物或矿物原料的化学成分与研制，调进油类和甘油的成分、剂量等。我们到一家绘画原料公司购置油色的粉状原料，然后进行试验和制造，学习过去大画家的用色习惯和调色的配合方法等。这段时间需要占两周左右。然后开始画布的制作，笔的选择，及出外写生必备工具的制备，比如画箱、画凳等。这一切都完成了之后，就开始绘画。第一天的油画课是从一个老模特儿开始的。意外的事情是窦教授向新生宣布，只能用黑白两种油画颜色，一个星期内完成这幅肖像画。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意外的考试。用黑白两色画油画肖像，仿佛要一个长跑选手练开步走一样，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用油画画过不少人像、静物和风景画。但这幅两色油画创作过程使我了解到，作为一个初学油画的人，应该如何从木炭素描人像晋升到油画人像的表现过程，这是十分重要的。而这种学习在国内是没有的。第二星期习作的课题，是用土红、黑、白三色油画人体的练习。这幅三色油画人体练习持续了两星期。这个练习使我对于土红在黑白两色之间所起的作用有了非常深刻的体会。第三次是使用全色油画绘制一幅色彩非常鲜艳的花果静物写生。这种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加上解剖学、西洋美术史、美术馆参观和幻灯教学（因为里昂美术馆就在里昂美术学校里，所以结合参观进行绘画是非常合适的），比之我参加蒙巴拿斯自由画室的学习，真有天壤之别。在巴黎时，冼星海来信曾劝我去里昂学习。我深深地感到这个建议是十分重要的。为了加强学习，我每天中午带了面包和简单的冷菜，在美术馆里边参观边吃。下午，我还去美术和染织图案系选课学习。这个系除绘制染织图案外，还重点设计应用于客厅、餐厅、寝室，以及火车站、旅馆、剧场的各种壁纸。我夜间还在里昂市立业余丝织学校学习，真是到了废寝忘食、如醉如迷的程度。很快地过了两年，我在业务上有了长足进步。这时在同校学习的吕斯百、王临乙已转到巴黎去了，沈西苓也在日本学习完毕，回到上海从事电影导演方面的工作。沈西苓告诉我，他认为绘画的局限性比较大，目前应该用戏剧和电影的综合艺术来唤醒醉生梦死的社会。同时，里昂美专的教授也鼓励我画几幅创作，参加里昂美术协会的沙龙展出。
1931年秋，法国报纸刊载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日本军队的铁蹄蹂躏了东北整片辽阔肥沃的土地，接着又向关内步步紧逼，中华民族的命运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在国外的中国人莫不忧心如焚，都决心回国投身于迫在眉睫的抗战救国工作。窦古特教授理解我当时的心情。他安慰我说：“当然日本人的侵略是不能容忍的，但你们是一个有4亿人民的大国，连年军阀横行，各自为政，当今救亡工作主要在于唤起人民一致抗日。你作为一个画家，应该用你在绘画上的才能，搞一点反映现时爱国思想的作品，这正是你们英雄用武的时候呀！”老师的启发，使我鼓起勇气，画了一幅《乡愁曲》的油画。一个穿中国服装坐着的少妇，面带愁容，正在吹奏竹笛。这是我第一次画人像创作，这也是我进入油画班第二年的一幅油画。老师认为这是一幅有中国风格的绘画。他鼓励我拿这幅画参加里昂沙龙展出，为此我获得优秀画奖状。
1932年夏，我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里昂国立美术学校。同年，我参加里昂全市油画家赴巴黎深造公费奖金选拔考试，以《梳妆》油画获得第一名中选。这个奖由里昂已故名画家捐赠基金委员会主持，每年进行全市选拔考试，得奖者享受公费选派赴巴黎深造。我以一个中国人也是中法大学学生得到这个奖金，所以还是按照公费奖金待遇赴巴黎深造。我选择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法国著名新古典主义画家、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劳朗斯画室学习。劳朗斯三世以严谨的画风著称法国画坛二百余年。他们都以画历史人物画为独步。劳朗斯善肖像人物，又精静物，以简练精到的新古典主义著称。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与油画，表示已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来到了离别四年的巴黎，旧地重游，这个古老城市的一切都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对我来说，已不像初来时那样孤独了，身边有了从国内来的妻子陈芝秀和在里昂出生的女儿沙娜。更难得的是在巴黎又和吕斯百、王临乙、曾竹韶、唐一禾、秦宣夫、陈士文、刘开渠、王子云、余炳烈、程鸿寿等一些老同学和朋友见面。他们都是从事建筑、雕塑、绘画各专业的能手。吕斯百和王临乙是在里昂毕业后先我们来到巴黎的。同学们热情地帮助我们建立工作室和家庭住宅。为了大家今后共同学习和生活，我们选择了巴黎第16区巴丁南路一个画家住宅区安家。以后，以我家为中心，每当工作和学习之余，每一个周末或过年过节，我家就成为聚会聚餐的地方。后来我搬到塔格尔路，并于1934年成立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参加者有常书鸿、王临乙、吕斯百、刘开渠、唐一禾、廖新学、曾竹韶、陈士文、滑田友、周轻鼎、张贤范、马霁玉、陈芝秀、黄显之、胡善余、秦宣夫、陈依范、王子云、余炳烈、程鸿寿等人。徐悲鸿、蒋碧微夫妇来巴黎举办《中国绘画展览》时，也到我们这里来过。这位老一代的艺术教育家和画家，对我们在巴黎学习也做了宝贵的指教。
悲鸿先生还参观了那时我在巴黎举行的个人画展。他对我画的《病妇》、《裸女》，以及油画静物《葡萄》给以表扬。《葡萄》后来被法国著名美术评论家认为，是一幅具有老子哲理耐人寻味的佳作。这幅画由法国教育部次长于依斯曼亲自选定收归法国国有。《沙娜画像》油画由现代美术馆馆长窦沙罗阿亲自来我个人画展会场，代表法国国家购去，收藏在巴黎近代美术馆（现藏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1934年在里昂春季沙龙展出的《裸妇》，是1934年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劳朗斯画室中获得第一名的作品，得到美术家学会的金质奖章，也已由法国国家收购，现藏里昂国立美术馆。我的油画作品曾多次参加法国国家沙龙展，先后获金质奖三枚、银质奖二枚、荣誉奖一枚，我因此成为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法国肖像画协会会员。
自1933年至1935年，我跟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教授劳朗斯学习期间，受到他的教导很多。劳朗斯老师从来不把他正在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但他却对我例外，给我看，并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先画什么，边画边思考，按自己的意图画，直到完成一幅作品。画完以后再放放，看看，直至完善。我真是受益匪浅。劳朗斯教授不幸于1935年病逝。参加葬礼时，劳朗斯夫人含泪对我说：“教授在世时经常对我说，‘常’是他所有学生中最听话、最用功、最有成就的一个！希望你继续努力，不要辜负教授对你的希望！”
我在法国已度过了九年零十个月的光阴。在这里一草一木的兴衰和时序变化中，在紧张的学习阶段，多少个日日夜夜，艺术大师们和他们那些杰出作品，都使我激动，促我思索，给我灵感和力量。那许多个带着面包点心在美术馆边参观边吃地度过的午休时间中，我站在里昂画家卑维司脱巨幅《林中仙人们》的杰作前面，享受作品中充满了性格和地方色彩的美妙和芳香，犹如欣赏19世纪法国文学家都德的《小物件》那样；站在德拉克洛瓦的《西岛的大屠杀》前面，伟大创作给了我深刻的启示和感受。我由衷地感到，我们的艺术工作者，“只是忙于开个人展览，个人称誉。所以中国的新艺术运动始终是没有中心思想、中心动力，像一个没有轴心的游轮，空对空的，动而无功”（见《中国新艺术运动过去的错误与今后的展望》，1934年8月1日第2卷第8期《艺风月刊》）。我们应当将自己的艺术投入到社会生活之中，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