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生长于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陈衡哲和同时代人一样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经受离乱之苦，目睹外国的先进。她有着炽热的爱国情怀和改造社会的愿望。1923年，陈衡哲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曾说：“我所能努力的，是借了文艺思想来尽我改造社会心理的一分责任。”正是抱着“改造社会心理”这一明确的功利目的，陈衡哲以其特有的目光观照社会、过滤人生，进行文艺创作。
“人格”是她的文章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陈衡哲自选的《衡哲散文集》共分五编，编编不离人格：第一编通论，提出并总论人格命题，强调人格修养是人生最根本的问题；确立人格修养的标准，就是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再加上一句“大名不能惑”。要这四件成功，必须树立“唯真理与社会的幸福是求的人生观”。在第二编“妇女问题”里，陈衡哲把妇女解放与人格修养直接联系起来，指出妇女解放的真谛，在心理与人格方面，而不在形式。在第三编“教育与青年问题”里，陈衡哲着重阐说了青年养成坚贞人格的途径。她认为先天条件是前提，但主要靠教育。她说生平最佩服两句话，以之为个人物质生活的金科玉律：“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
1933年，清华大学二十二周年纪念日时，国难已深，已是知名教授的陈衡哲在演说中，沉痛地对年轻的校友们说：“清华大学的存在，乃是三十三年前的一个大国耻的纪念与象征。记得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人问起我是不是赔款学生（Indemnity Student）时，我总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惭愧与羞愤。这个感觉，在我心中，至今还不曾消灭。”她又说：“我们自身既是一个大国耻的象徵，我们便应该加倍的努力，以期能把这两个新旧的国耻扫除廓清。”“我以为人格的修养，却是最为根本的。假使一个人的人格站不住，那么，无论它有多深的学问，多大的才能，多强的体魄，也不过如老虎添了翅膀，只能加深它的祸国殃民的能力，是讲不到洗刷国耻的。”（《衡哲散文集·清华大学与国耻》）
在国难当头之际，陈衡哲所关心的不光是一些具体而迫切的社会问题，而且在思考更深入、关乎民族长远命运的大问题。1935年6月，她写了《我们走的是那一条路？》，认为应该走的路就是“内在的预备”，“即是在大难当前的时期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咬着牙齿，先把自己的身体培植到受得起磨折的程度。然后再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专门人才，各在各的本分之内，把能力与知识弄得充充实实的，听候国家的征求与使用。但最基本的预备却是在人格的一方面。俗语说的，‘真金不怕火烧’；故一个有气节的民族是不但不会畏惧外来的侵凌，并且还能利用它，使它的磨折成为一个身心交织的火洗礼，然后再从那灰烬之中，去淘出那愈烧愈坚的真金来”。
1935年，中央军入川，此前四川一直为地方军人控制的局面被打破，开始了地方中央化的过程。作为这一政策的一部分，陈衡哲的丈夫任鸿隽受命于1935年8月—1937年6月担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先生夫妇正是为了建设未来的民族复兴大后方才到僻远的四川去工作的。1935年冬天，陈衡哲夫妻带了一双小儿女从北平来到武汉长江边上。民生公司的民权轮给旅客提供了安全与舒适，更提供了一种中国人的自尊。日后陈衡哲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民权轮“很不错，我们坐在里面，都感到一种自尊的舒适——这是一只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船呀”！在这种小事上也可以看出陈衡哲的爱国情怀。
入川后，陈衡哲在四川大学教授西洋史。她发现四川陋习甚多，便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题为《川行琐记》的文章，批评了四川的一些社会现象。她批评说：“纳妾，这自然是中国的一个腐败制度，决不是四川所独有的。但四川的情形却另有不同。在别的地方，妾的来源不外三处，那便是：丫头、娼妓，和贫苦女孩子。在四川，有许多阔人的所谓‘太太’却是女学生，而有些女学生也绝对不以做妾为耻。”而且四川不以吸鸦片为耻，这是四川问题和别处不同的又一例。她叹道：“假使不把四川一般人民的人生观改良，而想它去担负那民族复兴的担子，乃是一个大笑话！”她以为，当时四川的大症结“其实还在政治和社会意识的两方面，什么大学教育，什么经济履行，还不是要根据在这两根柱石之上”？对此，她说，政治的改造不在我们的权力之内，暂且不说；社会意识的改造却能说不是教育界的责任吗？陈衡哲并不是只说或是只写不做的。到成都后，时时有青年给她写信求见，除了生病，她从不拒绝他们。有女朋友写信给陈衡哲，请她以她的人格思想影响到妇女界，她也想着，用什么法子可以使一班清白的少女们能永远保持她们的自尊心并发展她们的能力与人格呢？但她感到，“我之所能努力的——无论是对四川的青年，或是对于全国——仍不过是一支笔，一张嘴，和一颗忠诚的心。真是渺弱得很呵”！然而，因为她写了四川落后，四川的一些人就不放过她。《川行琐记（二）》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三个月后，也是任先生在川大工作快满一学期时，成都的报纸忽然对于这篇文字大肆攻击。这使任鸿隽备感压力，最终在1937年夏辞职而去。可见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揭露丑恶现象需要的勇气和承受的压力。
“九一八”事变后，陈衡哲多次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和阴谋，阐述“多难兴邦”的哲理。抗战全面爆发不久，她又指出，抗战的意义有两方面，一是军事的胜利，一是为民族复兴奠定基石；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根本目标，是永久的、独立的。她呼吁：国难当前，“我们不但要学着过一点刻苦的生活，并且还应该抱一个不怕死的决心。这个决心是我们人格的火洗礼，受过这个洗礼的人，还有什么工作不能做，什么重任不能负，什么精神与身体上的享受不能牺牲”？（《衡哲散文集·国难与知识界的妇女》）“在战争的时候，妇女们的第一天职，是在这个乱离穷苦的社会中，尽力去养育与教导这一群未来的领袖，使他们都能走向那身体和精神上的康健大道，成为任重负艰的人才。”（《衡哲散文集·妇女在战时的责任》）在当时政局动荡不安之际，衡哲夫妇却选择留在国内，因为他们立志为国家效力，舍不得离开这块土地与同胞，认为国家正处于危急关头，每个国民都应该牺牲奉献，贡献一己所能。“假若我们能把自己的种种享乐，放到一个角落里去，把国家与人道，移置到我们生命的中心点来，我们便将立刻感到一种恬淡静寂的味道，觉得身心自由，不为物役了。”（《衡哲散文集·清华大学与国耻》）
一代才女陈衡哲，她的创作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史学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她更是新时期女子解放的先驱。作为北大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是北大以之为骄傲的人物。北大前校长蔡元培先生赠莎菲夫人诗一首可谓确当：
女子何渠不若男，如君杰出更无惭。
外家文艺经陶养，西学英华久咀含。
能为孟坚完汉史，夙闻道韫擅清谈。
唱酬更喜得嘉耦，庐阜圣湖数共探。
（摘自《蔡元培先生手迹》）
（谢慧撰稿）
§§第二章 冯沅君——北大第一位女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