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国最早的寥若晨星的女性大学教授之一，又是“五四”后为鲁迅先生赞赏的著名女作家，在长达半个世纪中，沅君先生一面在大学教书育人，一面潜心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成绩斐然，为学术界推重。
著名学者，一级教授，巴黎大学东方文学博士，缠足的三寸金莲……这些概念似乎难以协调，却又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情调。而她的眼神蕴涵着温柔的光辉，她的嘴角挂着亲切的微笑，更令人难忘。
——赵淮青（新华出版社副总编辑）
冯沅君（1900—1974），女，原名淑兰，祖籍河南唐河，以笔名淦女士和沅君闻名于世。文学史家、戏曲史家、作家。1922年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32年留学法国，1935年在巴黎大学研究院获文学博士学位。冯沅君是“五四”以后出现的新文学史上第一批颇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与蜚声文坛的女作家冰心、庐隐齐名。她曾在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校任教，担任过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副校长，山东省妇联副主席、山东省文联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等。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史》、《古优解》、《古剧说汇》、《孤本元明杂剧题记》、《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短篇小说集《春痕》、《劫灰》。还修订了《中国文学史简编》，与其夫陆侃如合著了《中国古典文学简史》等。
冯沅君于1900年9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上一个富有的封建官宦之家。祖父冯玉文，字圣征，不仅精于商道，善于理家，而且很会做诗，具有文人气质，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父亲冯台异，字树侯，一生寒窗苦读，追求功名，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了第三甲进士，分发到两湖总督张之洞幕下办事。此时，张之洞正在湖北武昌办洋务，其中一项便是办新式教育，冯树侯就被委派为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即外国语学校的总务长）。之后，冯树侯又出任勘测粤汉铁路的“弹压委员”，1907年被任命为湖北省崇阳县知县，成了主宰崇阳一县事务的“父母官”。随后，夫人吴清芝便携带年幼的沅君及其长兄友兰、二兄景兰赴崇阳与父亲团聚。
冯树侯先生延续了注重子女教育的家风，专门在家设书房聘请了“教读师爷”，给三个孩子上古文、算学、写字、作文课。年幼的沅君性格活泼，聪明好学，对她来说读古文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古文读起来有声调、有气势，令人兴奋。算学则是加减乘除，她觉得有些乏味。此外是写毛笔字，作文则每周一次。年幼的冯沅君尤爱读唐诗，她喜欢读诗可追溯至5岁的时候，父亲教兄长们学唐诗，她便躲在一边偷听，几遍下来便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久而久之，到十一二岁时，她不仅能背诵大量的诗词，而且还能够吟诗填词，故有才女之誉。冯家人历来善于做诗，冯沅君的祖父冯玉文著有《梅村诗稿》，伯父冯云异著有《知非斋诗集》，父亲冯树侯著有《复斋诗集》，姑母亦著有《梅花窗诗草》。
冯沅君的母亲吴清芝粗通文字，精明能干，对子女读书也很开明，并且亲自辅导。冯氏兄妹在父亲那里仅住了一年多，父亲即不幸因病去世，母亲不得不携子女返回唐河原籍。到老家后，母亲给冯家兄妹请了一位先生教他们念书。冯沅君从小就跟长兄、二兄一块读古书，有些不懂的地方，除求教于先生外，还可向两位兄长请教。后来，她的长兄、二兄先后赴京、沪学习。母亲虽开明，也不会再专门为一名女孩子请私塾先生了，加上农村的旧势力影响很深，社会舆论不赞成女孩子上学读书。冯沅君强烈的求知欲受到了压抑和打击，她在摸索着走自己的路：一方面利用家中父兄念过的书，刻苦攻读，每到夜晚听母亲口授“四书”、“五经”，自己还经常吟诗作赋；一方面贪婪地阅读长兄、二兄利用寒暑假带回来的中国古典名著及新出的报刊，从中接受新的知识、新的思想，这为她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和古典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家乡，冯沅君目睹并亲自饱尝了女子不能上学念书的苦痛，她决心争取和长兄、二兄一样到外地学习。1917年暑假，在北京念书的长兄友兰回来了。冯沅君从哥哥口中听说北洋军阀政府把慈禧太后创办的女子师范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增设了国文专修科，当年就要招生，这是当时女学的最高学府。冯沅君理直气壮地向母亲提出了要去上学的要求，她还表示：如家里怕花钱，可把家里给自己结婚时买嫁妆的钱先拿出来，待将来出嫁时，什么都不向家里要。母亲为女儿求学的炽热情感所打动，但此时已给沅君订了亲，按照习俗，无“正当”理由是不能毁婚的。因此，冯沅君要出外上学就必须通知男方家，这样势必会引起一系列的麻烦，母亲断然决定由自己承担压力，同意沅君去北京上学。
冯沅君到北京后，立即报考了女子高等师范，入学考试只考一门作文，这对于吟诗作文已经很有功底的沅君来说不费吹灰之力，顺顺当当成为北京女高师的学生。她入学时正值五四运动的前夜，中国知识界中已出现了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也日益壮大，不久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天晚上，北京女高师的同学听到其他学校有三十多名学生被捕，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女子岂能无责”的豪言壮语，要求上街游行，声援被捕同学。然而女高师的校长是一个顽固的老官僚，对女学生的反帝爱国热情和争民主、争自由的行动不仅不支持，反而千方百计地进行压制和扼杀，为阻拦学生上街游行，他下令在学校大门上加了一把大锁。冯沅君怒不可遏，带头搬起石头砸锁，同学们夺门而出，立即汇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之中，成为五四运动中一支引人瞩目的生力军。她还受15所女校爱国学生委托，起草致徐世昌总统书，并游行请愿上书，又迫使校长辞职。在五四运动的革命洪流中，为反抗封建家长统治，冯沅君还把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成话剧，等到演出时，无人肯演反面人物焦母，她毅然上台，扮演焦母，其惟妙惟肖的表演，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赞扬。
冯沅君反对封建传统的态度之坚决，行动之果敢，还表现在她名字的变易上。冯沅君这一辈男女大排行，最后一字取“兰”字。同辈的女子（包括叔伯姐妹）共五人，伯父取名时，长兄冯友兰提议中间字为“温、良、恭、俭、让”，伯父一听，欣然同意。冯沅君在姐妹中排行老三，取名恭兰。待到北京女高师报名时，因嫌自己的名字太“温、良、恭、俭、让”之故，便自作主张改名为冯淑兰，以表示反抗。她在家乡时，虽勤奋自学，但读的多是诗词歌赋。到北京上学后，置身在新文化运动的激流中，特别是“五四”运动的爆发，给冯沅君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波，她的眼界大为开阔，阅读了大量的新文艺作品，如鲁迅的小说、散文，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出版的新文艺作品，特别是郭沫若那气势奔放，具有鲜明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戏剧，大大地打开了她的眼界，震撼着她的心灵。